june 4 special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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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moir from today, 22 years laterTRANSCRIPT
在 22·尋意義六四特刊
在 22‧ 尋意義
22 年過去，我們一直在尋找。
尋找六四的意義，
尋找紀念六四的意義，
尋找平反六四的意義。
尋，得著了嗎﹖
還是，它，一直都在﹖
我們不會忘記……
「床前明月光，疑是白衣郎；留形不留姓，無名中外揚。」
游順釗《白衣郎》—— 紀念擋坦克青年王維林
我們不應忘記……
我們不能忘記……
「東西可毀，過程不毀。物件無常，事件恆常。」
——李天命《哲道行者》
愛國，很難。尤其愛這個不愛人民聲音的國家，更難。然而二十二年前一群人民走了出來，因為愛國而捐軀。卻也是因為他們太愛國了，也就在愛人前太渺小了。渺小得，連正名也不配。
因著這本特刊，翻了不少書本，花了不少時間看記錄片，嘗試去理解更多，嘗試去代入他們的愛國情懷。在字裏行間、畫面的轉換中，他們為國家而揪緊的心，同樣也揪緊了我的心。
你知道嗎﹖「學運之聲」的學生們在二十二年前的這個時候，都在唱《義勇軍進行曲》開始他們新一天的抗爭。 你知道嗎﹖一部分學生堅定相信他們的政府不會傷害人民，以致他們安然地睡在天安門廣場中的帳篷內。他們耳邊最後迴響著的，可能是坦克車輾壓的聲音。
打著這篇話，看著天色漸亮，聽著鳥兒的叫鳴，我在想，他們定必想再看到這樣的景色，再看多遍太陽於人民的天安門廣場升起。可是他們為了日後的晨曦，將自己的性命投在黑暗當中。如斯氣慨，除了是自愧不如，更是對我們的祖國感到痛心。若不是為了愛，才不會想國家進步，才不會有「以死的氣概，為了生而戰」。那個逝者的數目，是一個又一個愛國的證明，是無數青年背棄孝而求忠的確據。
時至今天，我們這輩大學生幾乎與「六四」、「八九」拉不上關係。那麼，對於我們，「六四」是甚麼一回事呢﹖每年到維園悼念「六四」，是為了甚麼﹖今年華叔的逝世，對支聯會及我們會有甚麼影響﹖中國民主路又會怎樣走下去﹖我們希望讓你多想想，看看手中的刊物，想想自己拿起這本刊物的原因；看看自己的一雙手，想想自己可以做些甚麼；看看周遭的環境，想想香港、中國的未來。
但願一天，我們所爭取的得到成果，自由花終能開遍我們祖國的大地。而愛國捐軀的他們，也得到了正名。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第四十四屆編輯委員會「痕」
總編輯 文皓心謹向二十二年來奮鬥的各位致深切敬意
編者的話
8
目錄相片集／２
我們不會忘記／２
我們不應忘記／４
我們不能忘記／６
編者的話／８
目錄／９
「字」述六四／ 11
六四時間表／ 12
「聞」說六四／ 20
孩子，這是我為你留下的日記… …／ 25
「六四」過後，仍走在民主路上的人／ 27
專訪劉銳紹／ 28
專訪何俊仁／ 31
9
10
二十二年了，你還會談「六四」嗎？／ 33
專訪梁國雄／ 34
專訪張銳輝／ 36
專訪林輝／ 39
專訪中學生／ 42
走出「六四」，用行動承載意義／ 46
專訪陳士齊／ 47
專訪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 49
華叔再見，支聯會何去何從？／ 52
專訪李卓人／ 53
專訪葉楚茵／ 56
投稿／ 59
編委的話／ 81
參考資料／ 92
鳴謝／ 93
工作人員名單／ 94
11
「字」述六四 六部 四劃
(hu) [ 弧 ]
1. 何。如：胡不歸？在人心。2. 姓氏。有人性姓。胡【胡耀邦】﹝粵音﹞ wu4jiu6bong1
中共中央委員會前總書記 ，生前素有「青年導師」
和「知識分子良友」的美譽。八六學潮後被迫下台，
兩年後鬱鬱而終，觸發大學生自發哀悼，最後演變
成八九學運。
趙(zhao)[ 召 ]
【趙紫陽】﹝粵音﹞ ziu6zi2joeng4
中共中央委員會前總書記，大力打擊腐敗，推動改
革開放。後因同情絕食學生和反對武力鎮壓，引致
黨內元老不滿，最終在軟禁中度過餘生。
八 (ba)[ 捌 ]
1. 數詞。如：八十年代。2. 吉祥的數字。和「發
財」的「發」在粵語同音，有深層的追求意義。如：
八九學運。
【八六學潮】﹝粵音﹞ bat8luk6hok6ciu4
一九八六年學潮始於安徽省合肥市中國科技大學。
當年成千上萬的學生和知識份子上街示威，要求民
主自由，學潮由上海、北京席捲全國。八七年一月，
黨內「左王」指時任黨總書記胡耀邦「反資產階級
自由化」不力，胡氏被迫下台。 民怨似是平息，沒
有釀成騷動，但是次學潮正為八九學運埋下伏線。
【八九學運】﹝粵音﹞ bat8gau2hok6wan6
胡耀邦與世長辭後，人民自發悼念。悼念最終演變
為學運，爆發「六四」。民運人士稱此為「天安門
屠殺」，而中國官方則視作「反革命動亂」。不同
名稱反映不同觀點，暗示不同立場；但沒有人會否
認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是中國史上一個永不磨滅
的污點。
官(guan)[ 觀 ]
1. 指屬於國家或政府的。如：官腔、官樣文章。
2. 擔任國家或政府職務的人員。如：宦官。
【官倒】﹝粵音﹞ gun1dou6
中國八十年代實施「價格兩軌制」，政府會以特定
價格，向指定企業提供重要物資，如木材、鋼鐵、
金屬等原料。因市場與計劃價格未必一樣，官員便
可利用調動物資的權力，將計劃物資轉到市場高價
出售，從中套利。官員的私利建築於國民的痛苦上：
社會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和恐慌性搶購潮，百姓民
不聊生。反「官方背景的倒買倒賣的投機者」的想
法應運而生，反對官員以權謀私、損害公眾利益。
自(zi)[ 字 ]
【自由】﹝粵音﹞ zi6jau6
常言道：「不自由，毋寧死」﹝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八十年代的中國沒有法律保障新
聞和言論自由，人民常遭打壓，因而起來反抗。
【新聞自由】﹝粵音﹞ san1man4zi6jau6
人民期待公佈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他們需要公
正如實及時的報道，而非官方喉舌的《人民日報》。
【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粵音﹞ faan2zi1caan2gaai6kap1
zi6jau6faa3
自由市場衍生出資產階級，有違共產理念。因此，
中共發起「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成效不顯著，
更被指誣衊忠良。人民希望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
由化運動，並為在期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徹底平
反。
11
文／阿華
12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2 3 4
9 10 11
16 17 18
23 24 25
30
四月
六四時間表
一九八九年
北大、人民大學等院校
的三千多名學生在人民
大會堂前靜坐示威，向人大常
委遞交請願信：內容圍繞重新
評價胡耀邦，保證言論及出版
自由等訴求，卻未獲答覆。
約三萬名大學生在天
安門廣場上靜坐默哀。
「首都高校學生臨時
聯 合 會」 成 立， 並 開
始發起無限期罷課及四出宣傳
學運以抗衡政府的新聞封鎖。
4 月 15日至4月 22日耀邦逝世學生悲慟4月 23日至4月 28日
學潮趨壯大北高聯成立
12
文／李宗泰、周詠雯
13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5 6 7 8
12 13 14 15
19 20 21 22
26 27 28 29
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
耀邦心臟病發逝世。
近萬群眾聚集於新華
門，希望送花圈到中
南海，隨後發生警民衝突。
同日晚上八時，北京市委委
派人大代表接收上述請願信。
「北大團結學生會籌委
會」成立，目的是推動
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二十多萬學生和市民
前往天安門廣場參加
胡耀邦追悼會；並在追悼會後
向李鵬遞交請願信，但最後未
得到接見。
《人民日報》發表名為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
動亂》的社論，正式把此次學
生運動定性為「一場動亂」和
「一場有計劃的陰謀」。
四十間高等院校共二十
萬名學生遊行，加上圍
觀群眾近百萬人，是中國自建
國以來最大規模的遊行。
政府官員袁木等人應
邀出席「對話座談會」，
與四十五名大學生對話。吾爾
開希得悉在會上不得發言後即
退出。同日，趙紫陽結束朝鮮
訪問回國。
「首都高校學生臨時聯
合會」重組成「北京高
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亦稱「北
高聯」，並由吾爾開希擔任主
席；並提出三點要求、七條對
話內容：
三點要求包括：
1. 政府與學生對話要通過官方新聞機構公開報導；
2. 保護學生聯委及高校的領導人，不得「秋後算帳」；
3. 對學運作出公正的評價和真實的報道。
七條對話內容包括：
1. 公正肯定胡耀邦政績，肯定民主自由；
2. 否定「反自由化」和「清污」兩個運動；
3. 要求公佈國家高幹及其家屬的財產狀況；
4. 要求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辦報；
5. 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6. 取消對遊行的限制；
7. 真實報導今次學運。
13
14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1 2
7 8 9
14 15 16
一九八九年
五月 政府表示不希望直接與對
話代表團對話，而希望以
「多層次、多渠道」的方式
跟學生對話。
中央政府決定將原定於
15 日 與 高 校 學 生 進 行
的對話提前於當日下午四時進
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等高
層官員與「北高聯」代表如吾
爾開希、王丹等會談。然而學
生指政府缺乏誠意，返回天安
門廣場。北京公安局宣佈天安
門廣場於 15 日上午八時半至
下午八時半禁止車輛及行人經
過，下令學生必須在 15 日凌
晨三時離開廣場，但學生聲言
會堅持到底。
4 月 29日至5月 12日爭取改革要求對話5月 13日至5月 19日學生絕食性命堪危
二千多名學生在絕食超
過 五 十 小 時 後， 已 有
一百三十多人不支送院。
北京公安局雖宣佈實施戒嚴，
但沒有對天安門廣場內集會的
學生作出行動。有多達八十萬
人進入廣場支援學生。當中知
識界如巴金、季羨林等更發表
《五．一六聲明》聲援學生。
因為學生佔據廣場，戈爾巴喬
夫的歡迎儀式改在北京機場舉
行。
《五．一六聲明》：
（1）反對政府暴力處理學運；
（2）承認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
（3）加強政治體制改革；
（4）反對新聞機構隱瞞學運重點；
（5）反對把學運定性為動亂；
（6）沒有人幕後指使發動學潮。
被送至急救中心的絕食
學生人數超過六百人，
但學生明言堅持到底。各界繼
續支持學運，如中學生、中央
電視台、工人和北京十間大專
院校校長等。而學潮亦蔓延至
中國各地，如上海、海南，甚
至香港及台灣。
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時透露
一切重要問題皆「需要（鄧小
平）掌舵」，首次向外界肯定
鄧小平在黨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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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3 4 5 6
10 11 12 13
17 18 19
趙紫陽在「首都青年紀念
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大會」
上表示應愛護青年，但強調要
保持安定。
北京全市五十二所高等院
校及來自外省院校的學生
遊行至天安門廣場。「北高聯」
宣讀一份《新五 ‧ 四宣言》，
呼籲在校園內建立民主體制，
再逐步向外推廣民主政制。而
除了北京外，其他省市如上海、
南京、廣州等皆有遊行，主要
是要求與政府對話、「開放報
禁」、「打倒貪官污吏」及爭
取民主。除了中國內地的示威
外，在港澳，甚至美加英法的
中國留學生也集會聲援學運。
前總理李鵬認為學生提出
的主張及黨和政府的主張
基本一致。他說政府將認真克
服工作中的缺點，消除腐敗現
象。
「北高聯」對話代表團遞
交請願信，請求 中共中央、
人大常委會、國務院與其對
話。
北京高校學生因為不滿
政府遲遲不回覆其對話
要求，於是決定在蘇共總書記
戈爾巴喬夫到訪時遊行。
「中央對話準備小組」
宣佈成立。
北京二千學生到天安門
靜坐，並在宣讀《絕食
宣言》後，開始無限期絕食，
要求政府與學生真正對話。
趙紫陽請學生保持理智，並
稱六月中旬舉行的人大常委
會全體會議會把學生及工人
所關心的事列為議程。
趙紫陽發表書面談話，
保證「黨和政府絕不會
『秋後算帳』」，並呼籲學
生停止絕食，但學生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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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21 22 23
28 29 30
一九八九年
五月5月20日至5月 31日戒嚴令下市民堵軍
香港百萬人遊行，聲援
北京學生。
北京天安門前聚集數十萬學
生，北京民眾四出阻撓軍隊入
城。戒嚴部隊發佈《告北京市
民書》，聲明部隊入城是為了
維護首都治安，恢復正常秩序，
決不是對付愛國的學生。
「北高聯」主席吾爾開
希呼籲撤離天安門廣
場，遭罷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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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20
24 25 26 27
31
李鵬在首都黨政軍幹部
大會講話指學生請願活
動破壞社會穩定，使首都形勢
嚴峻，必須緊急動員，制止動
亂。他宣佈派解放軍入城維持
秩序；下令在天安門周圍地方
戒嚴，禁止中外記者採訪。
楊尚昆在軍委緊急會議
上指學潮就是動亂，並
說學潮的根在共產黨內，直指
趙紫陽不執行中央指示，勢須
撤換。
政 府 組 織 北 京 市 郊 工
人、農民、武警遊行集
會支持李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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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3 4 5
10 11 12
一九八九年
六月
6月1日至6月 4日鎮壓民運軍隊屠城6月 5日至6月 13日劫後餘生
北京各大報章刊載一篇中
共北京市委宣傳部撰寫的
文章，以嚴厲的措辭反對學生
運動的文章，指局勢越來越嚴
峻，顯示官方有意武力鎮壓。
黎明前，萬名軍人穿著便裝攜
帶大批武器進城被民眾堵圍，
形成軍民對峙，引起動亂。
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發
緊急通告，說部隊對少數人的
違法行為忍無可忍，要按計劃
執行戒嚴任務，如遇阻擋，會
採取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深夜，大軍向天安門逼近。
侯德建要求戒嚴軍給予學生時間離開，部份學生於
戒嚴軍開出的缺口離開。凌晨二時，軍隊以裝甲車、坦克開路，強行進入天安門廣場。民眾用身體阻擋軍車前進，攔阻軍隊的民眾被毆打，清場過程直至清晨五時四十分，學生與民眾死傷人數估計多達數千人。
各國開始譴責中國政府，並從北京撤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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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1 2
6 7 8 9
13 14 15 16
「外地高校自治聯會」總
指揮連勝德發表大撤宣言，
引起學生嘩然，隨即被罷免。
最後一批香港記者撤離北京。
李鵬探望及讚揚戒嚴部隊。官方否認曾在廣場開
槍殺人。
鄧小平自 5月 16 日後首次公開露面，接見軍人，發
表講話指民運為一場「反社會主義的暴亂」。
中國政府公佈「通緝以『北高聯』為首的
21 名民運領袖」名單。香港民間開展營救行動（黃雀行動），吾爾開希、柴玲、封從德等從翌月起陸續逃離中國，從沿海城市經香港轉至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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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聞」說六四——中港新聞兩面觀
文／薛婧
《星島日報》1989 年 6 月 5 日第二版
20
天人共憤
全球譴責北京大屠殺戴卓爾夫人表震驚決信守對香港承諾工黨金諾克指中共違反人性
2121
《廣州日報》1989 年 6 月 5 日頭版
《解放軍報》昨日發表社論堅決擁護黨中央決策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
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稱戒嚴部隊平息反革命暴亂昨晨奉命進駐天安門廣場
22
《人民日報》1989 年 6 月 5 日頭版
22
戒嚴部隊平息反革命暴亂進駐天安門廣場
致戒嚴部隊的慰問信
2323
日期 人民日報4.20 一些人圍聚新華門試圖衝入中南海
北京市政府指出衝擊黨政機關是違法的4.21 數百人圍聚新華門前製造事端
北京市發佈通告警告蓄意鬧事者4.26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4.27 北京上海召開黨員幹部大會
號召迅速行動堅決制止動亂4.28 北京近日出現一些似是而非傳聞
有關方面知情人士披露事實真相北京高校學生上街遊行 市政府發言人指出：這次遊行未經批准國務院發言人對學生要求對話表示歡迎
4.29 維護大局 維護穩定上海高校學生上街遊行市府認為廣大學生愛國熱情可以理解但示威方式不利於解決問題
5.4 在建設和改革的新時代進一步發揚五四精神
5.5 就新聞界近期發生的事情遞交聯名信首都千餘新聞工作者要求對話中國記協領導表示全力協助對話獲得成功
5.14 天安門廣場數百學生絕食請願李鐵映李錫銘陳希同等到現場勸說回校
5.15 首都高校學生仍在絕食請願10 多人暈倒天安門廣場得到救護一些高校領導幹部前往勸說返校
5.16 李鐵映嚴明覆同首都部份學生對話學生主要要求是希望中央正確評價這次學潮中央負責人再次肯定學生愛國熱情希望讓實踐對學潮作出評價
日期 人民日報5.17 趙紫陽發表書面談話
肯定廣大學生愛國熱情絕不「秋後算賬」希望保重身體停止絕食儘快恢復健康
5.18 首都各界百餘萬人遊行 聲援絕食請願的大學生 強烈要求立即對話救人救國
5.19 李鵬等會見絕食請願學生代表 李鵬建議儘快把絕食同學安全送到各個醫院去 學生代表堅持要求肯定這次學運儘早公開對話
5.20 黨中央國務院開黨政軍幹部大會李鵬楊尚昆先後發表講話 號召緊急動員迅速恢復首都正常秩序
5.21 李鵬總理簽署國務院令 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
5.22 聶帥徐帥答覆科大部分學生 戒嚴部隊絕不是針對學生來的希望同學們不要聽信謠言儘快返校復課
5.23 南京瀋陽成都廣州軍區和國防科工委黨委常委表示堅決擁護黨中央國務院重大決策一些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政府致電中央
5.24 空軍、海軍蘭州、濟南軍區黨委常委表示擁護中央重大決策 中央國家機關和一些地方黨委政府致信致電中央
5.25 解放軍三總部致信 慰問戒嚴部隊全體官兵
5.27 陳雲主持開中顧委常委會議 與會同志一致擁護中央決策
5.28 李錫銘陳希同等北京市領導人看望戒嚴部隊武警部隊和公安幹警北京市委市府發出慰問信
《人民日報》在八九民運期間其他頭版標題
致戒嚴部隊的慰問信
24
日期 人民日報5.29 各地群眾給黨中央國務院來電來信
希望天安門廣場靜坐學生儘快返校復課有些函電建議黨和政府充分考慮學生合理要求
5.30 來京出京學生達 37 萬人次 今日離京逾兩萬 來京不足貳佰
5.31 天安門管理處發表聲明反對在廣場搭設「女神」像一女中年知識份子要求市府採取制止措施
6.1 國家教委召開辦公會議 要求高校學生儘快復課 今年高考時間不變
6.2 神聖的天安門廣場不容褻瀆6.3 認清動亂的實質和戒嚴的必要性6.4 《解放軍報》6 月 4 日社論堅決擁護黨
中央決策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6.5 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稱
戒嚴部隊平息反革命暴亂進駐天安門廣場
6.7 高法致電喬石並中央政治局常委：對黨中央迅速鎮壓暴亂完全擁護
6.8 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舉行記者招待會揭露反革命暴亂真相
6.9 李鵬王震看望戒嚴部隊官兵 高度讚揚大家堅決執行命令完成任務勉勵再接再厲乘勝前進
6.11 戒嚴部隊指揮部學習鄧小平重要講話決心奪取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徹底勝利
6.12 首都出現擁軍愛民新熱潮戒嚴部隊某部在首都街頭文明執勤
6.13 聶帥寫信慰問戒嚴部隊全體官兵向死難烈士表示深切的哀悼
6.14 中國內政不容干涉第二版：通緝「高自聯」在逃的頭頭和骨幹分子
日期 人民日報6.15 中共中央昨天召開會議向人大副委員長
政協副主席各民主黨派主要負責人傳達鄧小平同志的重要講話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不會因反革命暴亂而改變
6.16 北京「高自聯」頭頭熊煒投案自首6.17 北大一學生給北京日報寫信
揭露方勵之李淑嫻操縱王丹搞動亂6.18 袁木接受美全國廣播公司記者採訪
指出絕大多數人民擁護共產黨領導和國家不希望發生顛覆是基本事實嚴懲反革命暴亂中打砸搶燒罪犯北京判處八名嚴重刑事犯死刑
6.19 《美國之音》繼續造謠
24
一片神州，相同民族，何以對
同一件事卻有著迥異的說辭和解
讀？傳媒作為社會的守望者，自成
第四種力量，監督政府和服務人民。
眾多傳媒力量之中，新聞媒體參與
群體活動，並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社
會群體的發展，因此責任尤為重大。
而社會對新聞媒體引領傳媒風向，
影響公眾認知的最基礎要求卻很實
在，那就是報導事實。
孩子 , 這是我為你留下的日記…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陰
這一天發生的事，我這生都不能忘記。
我在之前已經知道北京天安門廣場聚集了一大批學生，為著爭取自由、為著國家的進步而為國家奮鬥，想不到在六月四日這天，事情竟然有這麼大的變化。
今天晚上我跟往常一樣，吃完晚飯，便去看電視。映進眼簾的，竟然是軍人和軍車，逐步向天安門的學生逼近。那時候我心想：「中共開始採取行動了，怎麼辦？」中共要求學生放棄遊行和集會，離開天安門廣場，我的心卻支持著這批學生，默念：「不能走，要堅持下去，繼續努力！」事實上，香港人都很關心中國，而我相信那一晚很多人都和我一樣，心都被牽動著。
由於第二天要上班，到最後決定關掉電視機去睡，說是睡，但久久也睡不著，想著學生的安危；說是關掉電視機，卻轉開收音機聽著最新情況，默默地禱告著：「希望在中國堅持自己的理想的那批學生沒有事。」可惜，壞消息傳來：天安門廣場有學生被軍隊射殺。我立即奔出大廳，電視的畫面再次重現眼前：影像分成數格，直擊中國多個城市的學生運動的最新情形。看著解放軍拿著槍，包圍著學生，向學生開火；看著學生忙著救受傷的學生：推著木頭車推走受傷學生的、把受傷學生背在肩上的；即使蓋著帆布也能看見學生滿身血跡……這些場面實在太震憾，即使有孕、即使血腥、即使感到反胃，我也要繼續看，一邊看一邊與丈夫一起大叫：「學生加油！學生努力！不要屈服！繼續爭取！」對於中共的血腥鎮壓，我感到無比的憤怒，亦感到不解：為甚麼要這樣對待手無寸鐵的學生？
血色的一夜結束，整晚沒睡的我回到工作的地點，公司整個部門都在談論這場血腥鎮壓。對於共產黨殺害無辜的學生，我們都感到心痛和氣憤。我按捺不住拿起紙筆，寫起大字報來，同事也一個接一個的加入，我們含著淚水，想著數個小時前看著的電視畫面，揮筆疾書：還我血肉同胞！反對鎮壓學生運動！支持學生！正義長存！
大字報越寫越多，我們越寫越憤怒，貼滿公司的走廊；雖然已經很多個小時沒有睡覺，但我們一點也不覺疲累──相比起十多個小時前仍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我們算是甚麼？
不久，部門主管回來。她看見我們在寫大字報，非但沒有阻止，還叫我們繼續。今天我們都沒有做過任何公事上的工作，因為我們都知道，相比起學生一直的堅持、一直的爭取、一直的奮鬥，我們的工作也是微不足道的。 這天，我相信很多人問得最多的是：為甚麼共產黨要殺害這麼多無辜的學生？我不知道，我只能祈求六四的死難者安息。
山中人
25
整理 / 周詠雯
陰天 記得大半個月前，因為學潮的氛圍，老師說不用我們實習了，鼓勵大家上街遊行。當時我也不太清楚，但後來宿舍的人也說一起，那就去吧。畢竟是學生，對這些比較有熱情。也沒具體考慮得很深，覺得大家都去了，不可能自己不去啊。
前幾個星期，我們學校也很多人去遊行了。真的是幾乎天天上街，胸口別個紙紮的小百花，特別簡單。其實叫過些甚麼口號，也不太記得了。就是甚麼反官倒，打倒李鵬的。我有時也會去看看絕食的人，廣場上大概有五六十人，周圍都掛起白布寫絕食書。
不過說起來，外語系沒有參加，因為她們老師不允許。她們的老師當年受過文革迫害，覺得這些都是些無謂的鬥爭，會傷害到學生。其實我也聽到有些心懷不軌的學生，用募捐的錢去吃好喝好的，捐的錢上交後也不知道具體去哪兒了。
突然上個星期聽說北京那邊學生運動出現暴動，學生被人利用了，中央定性為動亂，老師都開始勸不要弄了，就很多人乖乖的繼續正常上課了。前幾天，全校人都要簽保證書，保證不再參加學生運動，這樣我也才能拿到畢業證書。
二十年後看回這篇日記，我是這樣想的： 以前學生，比較單純，抱著一腔熱情，沒搞清楚情況就容易隨大夥行。當時也沒想過平反六四的問題，現在同樣也沒有多想過。時間自然會給歷史一個公正。
我認同要平反六四，但絕對不是這個時候，現在討論這個是沒有意義的，也是沒有需要的。中國現在經濟發展速度很快，大家都有錢賺就可以了，生活水準有提高就滿足了。沒有人願意現在提出這個。等過了幾十年，中國經濟開始衰退，大家自然會有意見，大家就開始會反思，一些政治制度上的問題就會被重提，六四也自然會被重新定義。
生存是人最基本的需求。連飯都吃不飽，怎麼奢談民主呢？政治的這些東西很複雜，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的。與其關注這些，還不如關注一下漲不漲得了工資，養不養得活自己，供不供得起孩子讀書，買得起房子。為甚麼沒有中國人討論這些，就是因為人們認同現在的經濟發展，自己得益了，就不想改變了。 對比 30年前，中國一直都有在進步，我也相信中國會繼續進步，只是可能沒有那麼快而已，這需要時間和耐心。
當年，我 23歲，是東北的一間大學五年級學生。記於二零零九年六月某日
一九八九年六月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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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 曲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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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過後，仍走在民主路上的人 「六四」事件過後，「民主」、「自由」這些詞彙在中國都變得敏感。一九八九年，香港仍是英國的殖民地，直至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究竟「六四」如何影響兩地的民主進程？直至今天，兩地的民主觀有甚麼變化、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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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劉銳紹
劉銳紹自八六年起擔任駐北京記者，了解北京城在「六四」前後的事情。他當時是態度親中的《文匯報》旗下的記者，在目睹血腥鎮壓後離開了《文匯報》，二十二年來他見證著中國的轉變，對民主有著一份的獨特見解。
文 / 李宗泰、周詠雯
他眼中的「六四」
劉銳紹目睹「六四」當晚的血腥鎮壓，以及整個「六四」事件的演變過程，以下是他憶述有些感受特別深刻的畫面：
北京老百姓在民運期間表現出可愛和熱情。他們對愛民如子的軍隊基本上是不抗拒的。第一批入城的軍隊是沒有坐軍車，沒有穿軍服，沒有攜帶武器分批入城匯合。他們入城是因為收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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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指天安門的群眾聚集已久，可能有需要維持治安。而老百姓告訴他們北京城裏面有類似嘉年華的活動，結果第一批的軍隊被勸退。
第二批軍隊則是坐軍車入城的，當時他在北京郊區公主墳採訪，老百姓看到軍隊整裝入城，大為緊張。其後他們得知軍人入城的原因是因為收到通知指北京發生瘟疫；而軍隊要入城維持秩序，設立臨時醫院等等。雖然老百姓知道他們收到假消息，為怕軍車入城，老百姓輪班躺在軍車之前，令到軍隊無法移動。在晚間時分，百姓帶著食物被鋪在那裏跟軍人談心；百姓耐心地向軍人解釋北京城沒有發生騷亂。而此時軍隊的戰鬥力已大為減弱。
他指出，從這兩幕中可見：北京老百姓十分理性，顯然不是想造反，他們幫助學生是因為看到一批希望爭取自由的學生跟市民被血腥鎮壓。
學生真的激進？
當問及「六四」運動於當時來說是不是註定失敗，劉銳紹點出整個問題的核心不在於學生有否對抗而導致官方反彈；而是在於當時政府如何去做出判斷和引導形勢。政府不能要求一些社會經驗不足的學生擁有成熟的政治技巧與政府周旋，而應該讚賞學生樸素的本質，及愛國、愛民主的精神，不應該將焦點錯放稱他們「激進」。所謂「激進」，就是當中包含暴力及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當時的學生只是留守在一個地方提出意見，
並不能形容為「激進」。
劉銳紹說，當時政府與學生經過三層（教育委員會、國務院及全國記協的代表）對話，而對話失敗的原因是他們都以教訓式的語氣告訴學生他們被人利用，未能達成平等對話的目標。到學生與李鵬對話時，學生提出了三個要求：第一，對話要作原文紀錄，不作修改和刪剪；第二，希望在黃金時間播出；第三，要求有記者在場。事實上，他們的要求合情合理，並不激進。
劉銳紹補充，當年在北京天安門採訪，他形容：在學生留守在廣場的那段期間，北京的治安是最好的，市民看見學生為著自己的祖國出力，於是支持他們，令「搞破壞」的人也少了。劉銳紹認為，現今社會常常扭曲激進的定義，上街示威也會被定性為激進，這是錯誤的。政府應當反思，為何當初未能駕馭學生的活動，以致與學生對話後，學生仍堅持己見；而非偷換概念形容學生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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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後的中國
劉銳紹指出，「六四」令在政府層面的民主改革不進反退，因政府以「動亂拖慢經濟發展」為名，沒有進一步跟進八七年曾經推行的一系列民主化政策。相反卻安插更多共產黨員進入體制政治體制的各個層面，與黨政分開的初衷南轅北轍。然而在老百姓層面，政府決策上的問題的確因為民智而減少了；92 年之後維權事件的重新出現，更提高市民對自己權利的關注度。
自鄧小平上台後，帶來了意識形態上的解放，中國共產黨在反右和文革後好像有自省，一個新中國看似正在崛起。而在「六四」之後，希望不應寄託於黨的自省能力上，而在於以老百姓為主的官民結合。老百姓的訴求可以推動執政者下放權力，透過真正及公開的監督去促使政府處理好官民關係，否則就難言政治改革和國家強大 ── 因為這並非整體的強大。而要達到這點就只能夠靠開拓民智、壯大民氣、提高民技；唯有這樣才能使兩者的權力影響得以平衡。
（編按：劉銳紹提倡的「三民」主義是他認為能夠推動民主的方法：一是開啟民智，人民要懂得辨別政府政策的好壞；二是壯大民氣，組成社會不同力量，形成公民社會；
三是提高民技，有技術地回應官方政策。）
談到如果單靠人民力量，「六四」何時才可以平反時，劉銳紹認為，這是取決於綜合性因素。一件事件的成功或失敗都不會取決於單一的因素，所有東西都要互借東風，進退有道，借不同的力量去推動同一個目標。中國現在民主變化的進程仍然處於積累階段。談及香港的反對派向政府施加壓力，他不否定他們的影響，因為反對派在一定程度上會令政府關注民間訴求，但他認為反對派不能太多。「較好的方法是在體制內作好言相勸，當權者信任你的時候，訴求也比較容易讓當權者接受。」但現在的問題是「很多人身處體制內卻不敢利用這種優勢去觸動當權者的思維改變，只是私相授受，鞏固權力。而這種曲意逢迎實是一種浪費。
劉銳紹預期，「中國需用七十至一百年去變得民主而富強，富強而開明。」開明這種東西不單單是經濟的變化，還要包括括文化上的浸淫；事實上，無論是美國的間接選舉、還是台灣的直接民選雖然建立在殷實的經濟基礎上，仍有弊病。所以文化上的浸淫是必須的，劉銳紹認為：民主於中國形成一種新的文化，讓國民去接受，真正監督的力量才會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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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何俊仁 何俊仁，從 1995 年起擔任立法會議員，並在 2006 年起擔任民
主黨主席，現任支聯會秘書，一直獻身於民主建設。
文 / 李宗泰
民主發展不進反退﹖
當年面對回歸時，基本法處於草擬階段，香港人開始思考自己中國人的身份。即使社會沒有出現大型的民主運動，香港人都清楚意識到需要與國內同胞連結起來要面對中共政權，爭取民主。八九民運剛好在這時發生，中央政府對「六四」的處理方式成為了香港人關注的焦點。「這批發自真心，希望國家進步的學生跟人民竟然被高壓對待。」何俊仁的憤怒和痛心，大概是當年香港人的共同感受。
令何俊仁唏噓的是，在 89 年後，中國民主發展出現倒退，直至現在仍無法回到 89 年前較為自由和開放的氣氛。在趙紫陽時代，不同政見的人都可以發言，並一起研究政治改革，希望在經濟改革的同時得到政治改革的配合。但在 89 年接著的二十多年，經濟加速開放，政治改革卻不
進反退，政治空間被逐步收緊。雖然政府在 1998 年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草簽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看似有保障人權的趨勢，但他認為只是一個申辦奧運的手段。當年這麼熱切地爭取民主，如今還是毫無進展。
平反「六四」，指日可待
何俊仁認為官方對「六四」的立場正在軟化——從一開始的反革命動亂，修正成為騷亂，其後更將「六四」定性為風波、甚至事件。他認為共產黨亦有意淡化這事，為自己鋪下台階，所以他相信平反「六四」只是時間問題。
香港是整個中國唯一可以公開悼念「六四」民運死難者的地方，何俊仁指出這麼多年來香港市民行使表達自由的權利，抒發良心之言：「對『六四』屠殺說不。」他認為應該糾正這個決定，應該要還予當年學生和人民一個公道。雖然大部分港人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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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自己能力有限，沒有能力逼使中央政府改變立場和態度，但大家都覺得有責任為內地十三億人民表達一些沒法說出的良心說話。
中國民主發展路
一路以來，政府對汕尾事件等一系列維權行動的鎮壓，對劉曉波、胡佳、艾未未等民主人士的囚禁，對無孔不入的網絡監察的默許，都正好說明了以下兩點：
第一、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造成社會的扭曲，官員權力過大而不受監控。而這一切都影響著利益走向，直接造成官商勾結。除此之外，沒有合理的財富再分配制度令到貧富差距進一步擴闊。而這一個社會背景逼使人民要發起維權運動保護自己。他指出中國現在所謂的穩定，是一種好像新加坡式的穩定：以壓抑自由和意志為手段。他說：「權力缺乏制衡就會腐化」，因為官員之間都會
「體諒」彼此的利益，而這根本就是政治分贓，受苦的仍然是廣大人民。他認為共產黨亦自知無法自我糾正，所以只能靠高速的經濟增長去紓解民怨。
第二、政府對維權運動的打壓是因為本身對政權不穩定的恐懼。「個個都捉，捉完以後卻沒有任何行動。但政府在捉了異見人士後卻更害怕，連拿朵花去散步它也害怕。」他指出開放的地方如香港、歐洲沒有這一種被推翻的恐懼，但內地卻不然，中共政權動輒就害怕人民起義會令自己倒台。「甚至連蒼蠅飛過都會被他們懷疑是間諜。」這也就
不難明白一朵普通的茉莉花都可以令共產黨政權陷入恐慌之中。
他亦指出政府的管治知識其實很有限。很多來自民間的管治知識和資訊，必須通過公開的討論、自由的資訊流通、人民的評論才能夠使政府管治更多（編按：如訴求、民怨等），以避免管治上的錯誤。在沒有這些管治資訊的情況，只顧壓抑民憤民怨，就會令這些壓力一次過爆發，造成如埃及、突尼斯亞等等整個政府倒台的局面。所以他認為這種專制所帶來的穩定其實只是自欺欺人。
「某程度上，中國現在是病入膏肓的。」他直斥現時中國社會矛盾極深，唯有民主才能維持社會的發展和穩定。雖說現在民主仍然看似遙不可及，但他仍然相信在有生之年能夠看到中國民主的到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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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年了，你還會談「六四」嗎？ 每個人對「六四」這件事也有不同的理解、闡釋及看法。事隔二十二年，你還會堅持高呼平反「六四」？你仍是充耳不聞？抑或是當年「六四」對你的意義到今天已經轉變了？就讓二十二年後的今天，讓我們再一次審視「六四」對你、香港和中國的意義。
「 六四其實只是普通學生示威運動，是外國勢力利用此事抹黑中國。」
「維穩？『專政』才對吧。」「 歷史已經過去了，中國崛起，民生大有改善，我們應該向前看，六四不提也罷。」
「傷害人民的政權是不能接受的，最終也會自取滅亡。」 「千錯萬錯都是香港人運上去的
物 資 錯。 學 生 本 來 已 定 在 五 月三十日撤離廣場，要不是香港人運物資上去，學生就不會不撤離。」
「廿二年過去了，歷史就讓我們的後人評價，但也許我們這代大學生就是缺少了那一代人對國家的熱情。」
「中國有著悠久封建歷史，不是一下子就能適應西方式的民主的。改革是必須的，但是需要時間。」
「政府手法粗劣，其實它可選擇用水槍、催淚彈與塑膠子彈驅散群眾，將傷害減到最低。」
「除非你有把握推翻一黨專政，沒這本事，就不要鬧了。」「中國人，總有一天我們會再次為自己的自由、民主站起來對抗這一切的不合理！毋忘六四！」「看中國近年的發展，足已證明了穩定總比天天暴亂來的好，中國動亂了，誰能得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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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梁國雄
梁國雄，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托洛斯基派的支持者，社會民主連線成立者之一。穿上印了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捷古華拉的恤衫及有著一頭梳到腦後而束起的及肩長髮是他獨有的標誌。作為社會主義支持者，他的很多看法與資產階級民主支持者的提法有所不同，有一定的獨特性。
文 / Lucia
「六四」情結
「六四」過去了這麼多年，如今紀念「六四」的意義是否有所轉變呢？是否已經變成一個口號來鼓動人們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針對這個問題，梁國雄表示，「任何一個歷史事件過去的時間越長，它的意義和對後世的影響反而會更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因為我們可以不受當事人影響地看到更多東西。」同時梁國雄認為，如今紀念「六四」的意義當然會有所變化，懷念「六四」的大背景下，亦不能要求每個個人的想法都相同。但不論懷有甚麼想法，大多港人都有著「六四」情結，這是因為承認「六四」、平反「六四」是每個人最起碼的道德。
如果沒有民主
「六四」追求的是民主和人權，但是如今有一波爭論，認為現在的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如果繼續沒有民主，是否也會有一個光明的前途？針對這一話題，梁國雄談到：
其一，如果將發展的時間段劃爲 60 年，也許頭 30 年這樣以控制輿論、打壓民主為代價的方式可以獲得成效，然而後 30 年勢必不能依然這樣繼續。因為在一個發達的社會裏，民主是不可或缺的。
其二，目前這樣粗放式的發展方式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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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真正適合呢？ 1978 年至今的 30 年裏，中共一方面維護一黨專政，另一方面為發展經濟可謂甚麼方式都用過，由最原始的沒有資本主義以前的方法（如搶收土地、高利貸等）到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如超前消費、金融資本、地產資本等）。這樣的做法的確在經濟建設上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同時也要付出代價。
在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廉價出賣資源和人力，帶來的惡果不堪設想，所謂通貨膨脹就是其中之一。
由此，梁國雄認為，一些所謂「沒有民主也可以發展」的說法並不成立。現今在沒有民主、一黨專政的體制下所奉行的發展方式，實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不能夠真正解決中國現在的發展問題。
就此，梁國雄說道：「現在『六四』的問題（指民主問題）不解決，實在是不能解決中國任何問題！沒有民主，沒有言論自由，不讓人說話，不讓人發聲，出了問題不能查、不能追究。汶川豆腐渣工程事件是這樣，三氯氰胺毒奶粉事件也是這樣！」
民主運動，還有進步的空間
話題轉到關於民主運動方面，梁國雄提到「六四」運動不能獲得成功也是有領導者的主觀原因。梁國雄認為，第一，領導「六四」運動的學生和高級知識份子害怕群眾、初期不敢充分發動群眾，他們沒有充分認識到，「六四」不單單是一個思想運動，而是一個民主運動；第二，由於上述問題，「六四」領導者又沒有決心去真正推翻一黨專政（中共宣稱其要推翻一黨專政，梁國雄認為他們只是要推翻鄧小平）。
就目前民主運動的現狀，梁國雄也有自己的看法。「現在中國出現群眾運動的機率多了，因為每天收地、貪污等不公平事件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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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越多。但民主運動，跟這種群眾自發抗爭運動沒有聯繫起來，這無法達到實效。中共現在最害怕的就是有一天兩者能夠連起來，一直致力於制止這樣的情況發生，所以現在譚作人、艾未未等被抓起來的事件不是偶然的。」
終有一天會走上民主路
在被問到在目前內地緊張的局勢下，平反「六四」是否還有可能的問題時，梁國雄認為是有可能的，但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時間，等待一個時機。「也許在江澤民去世以後？也許在胡錦濤退休以後？當時參與鎮壓的人不在，平反就會鬆動。」但梁國雄也提到，政府內部的平反支持者可能不是真心去平反，而是在歪曲歷史後去平反。也就是說，中共內部利用平反「六四」這一機會來打擊、清整內部政敵。
目前也有人提出一個問題：我們反對一黨專政的非民主制度，但是否又有關於解決中國未來發展制度的完整具體方案提出呢？面對這一疑問，梁國雄表示這個說法是一個大笑話。「我敢打賭，只要內地停止抓人 3個月，至少有 300 部有關中國未來的書出版，互聯網上至少有 1000 多個方案。在現在所謂審查制度和抓捕民主維權人士的現狀下，人們當然不能說話，而且也說不出來！」
專訪張銳輝 張銳輝，現職中學教師，任教通識教育。一九八九年為香港大學太古堂宿生會會長，亦曾任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
文 / 周詠雯
當他仍是大學生
張銳輝，一九八九年時為香港大學的一年級生，也是太古堂宿生會會長。一九九一年當選香港大學學生會主席，張老師直言是受到「六四」這件事的影響，希望為港大學生做一些事。
每年「六四」前夕，都會有一批香港大學的學生走到太古橋重漆地上的二十個大字。「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誓殲豺狼民主星火不滅」就是張老師當年擔任宿生會會長留下的印記。當年他準備寫一幅大橫額掛於宿舍之內，因為橫額太長便移至太古橋上書寫，想不到油漆滲透橫額，留下二十個字在太古橋上，也形成了每年皆有港大學生重漆這二十字的習慣。
談及當時同學對八九學運的態度，張老師直言：「在四月中胡耀邦去世後，北京學生開始悼念他和到天安門廣場發動靜坐，香港人都慢慢開始關注。作為一個住在宿舍的大學生，北京的學生無論身份還是年紀都如此相近，便會引發自己的思考──是不是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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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他們做的事？思考的期間亦認為北京學生想了很多自己從沒有想過的東西。」
支持內地學生
張老師認為，自己當年擔任宿生會會長，有責任將訊息帶回宿舍，讓同學了解這件事和呼籲同學參與有關的活動。事實上，同學們並非一呼百應。當時的同學們對於政治及中國的興趣並不大，很多同學都是只想知道情況而已。張老師說，在四月下旬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後，北京學生準備長時間靜坐，香港亦有學生於新華社靜坐以聲援北京學生，但同學的反應仍然不是太熱烈。「當時我身為宿生會會長，在宿舍呼籲同學參與也不是太多人理會，到最後也只是宿生會數個幹事和時委一同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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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事件升溫，傳媒報導的次數增加，而北京在五月四日開始亦有大遊行，事件愈來愈嚴重，也看不見有完結的跡象，那時大學生參與的人比起百萬人大遊行之前多了。問及當時的學生究竟是深入了解這件事後還是基於當時的氣氛驅使出來聲援北京的學生，張老師說：「有一個理念是不難理解的，就是學生的訴求是純潔的，學生對未來中國發展的期望是理想的，這一點是不用爭辯的，沒有人可以否定，亦不能說能不能理解，因為這些都是一些『一點就明』的東西。」張老師指出，學生運用了和平理性的手法來爭取一些訴求，北京的市民亦義無反顧地支持，這一切一切都是幫助同學們去理解事情。他補充，我們也不能要求一個普通的中國人作出對於中國現況的深入研究，但有些很清楚的訊息，可以說服到大家，站在正義的一方，盡一分力發聲，便已足夠。他亦相信學生在接收訊息的時候已經根據已有的訊息來作出理智的決定。
學生運動的價值
有人說，學生運動並不是完全成熟的，所以通常都會招致失敗。張老師認為，「六四」學運必然會出現，我們要思考的是，政府有沒有必要利用強力軍事鎮壓這種方法去作出應對，如果利用其他方法，事情的發展會變成怎樣；畢竟政府可以選擇是否利用武力鎮壓。
在現在的香港，學生的聲音已經不像以前一樣受到重視；現在的社會有很多不同的團體，學生與這些團體比較之下的缺點就是較缺乏組織和那份成熟，但優點則是學生團體沒有甚麼特殊的身份，是一個純潔理想化的聲音，這正是社會所缺少的，而政府又無法代表的。很多人沒有知識、沒有能力去發聲，但大學生則可以利用他們的知識和能力去說出人民心底裏的說話。
平反「六四」？
有些人在「六四」二十週年前擔心，堅持平反「六四」可能只是親身經歷過「六四」的人才有得情意結，是經歷過殖民地時代的集 體 回 憶。 但 張 老 師 認 為 悼 念「 六 四」 的低潮已經過去，「六四」二十周年的時候有二十萬人到維園，明顯地渡過了那個尷尬的時期。但從「六四」二十周年中入場的二十萬人可以反映到，支持這個理念的價值觀是十分紮實的。爭取平反「六四」的背後，是帶出對於生命的尊重、對於社會需要向民主化發展、承認過失等價值觀。這些價值觀令到很多並沒有親身經歷「六四」的人也明白爭取平反「六四」的原因，明白人們多年來的堅持，不會因為「六四」愈來愈遠而淡忘。
他覺得平反「六四」的重點是不應只聚焦在平反上，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和硬件的發展差距已經拉得愈來愈近，但是有某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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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差得很遠。舉個例子就是上海的那幢大廈大火，死傷者至今仍未公佈；在中國，有關透明度的問題還是一個禁忌，但其實它是一個國家步向國際化必需的元素。在香港，香港人絕對不能接受有香港的公民死得不明不白。大家很容易便會發現香港人與中國人對於生命的尊重程度還有一段距離，而這完全可以反映兩者價值觀的差異。
當問到「六四」的意義在二十二年來有沒有甚麼改變，他認為從一些零零碎碎的東西中，我們可以看出多年來大家堅持平反「六四」的原因。
有些人會因為金錢上的利益衝突而改變自己的想法，但他自己的想法卻很堅定：即使有很多經濟的好處，每個人都會希望自己生活在一個自己能得到認同國度。所以那些高呼平反「六四」的人，未必每一個人都會將這件事想得很政治化，只是想追求是非黑白分明而已，而這些是非黑白都是不能通過經濟的好處去彌補的；因為如果經濟的好處可以彌補過失，這個世界便會很不安全，很多東西的道德及價值底線喪失，再用往後做的事去合理化之前的錯誤，世界就會變得功利。堅持平反「六四」這個信念，為的就是追求道德和價值。
專訪林輝
智庫組織 Roundtable Community 總幹事、香港社會運動人士、專欄作家、註冊社工。
曾參與及組織保衞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反高鐵及反政改等社會運動。曾是香港獨立媒體編輯、本土行動、八十後反高鐵青年及八十後反特權青年成員。
文 / 薛婧
對「六四」的初步認知
八九「六四」學運發生時，他還是一個四年級的小學生，「早上起床聽見電視機中的槍聲，卻不知道國家發生了甚麽事情」，林輝回想起當時全港對「六四」學運的支持，稱之為自己關注社會意識的啓蒙。「沒有『六四』，我就不會讀社會學，不會成為現在的自己。」
他認為港人如此重視「六四」平反問題，主要因為香港回歸前，港英政府不重視對於市民在身份意識上的教育，以致當港英政府與中央政府的交接之時，港人才開始思考自己的身份，試圖瞭解久違了的祖國大地，但「六四」的結果讓他們失望透頂。「當年學生代表提出的幾點訴求在香港人看來，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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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不過，他們以那麼卑微的方式去跪求自己祖國的民主啓蒙，卻得到那樣殘酷無情的對待。」
二十二年前：「六四」的爭議
「沒有一個運動是完美的，但每一個運動都是爲了完美而進行。」同樣地，對於一件事情的發生，也「永遠沒有一個準確的合適時機」。林輝正色說，「胡耀邦逝世只是一條導火線，真正的矛盾在於多年來人民話語權的缺失、物價的翻倍增長，以及貪官污吏的逍遙法外。」對於中央政府關於經濟政
策高於政治矛盾的解釋，林輝說，在經濟發展和言論自由之間沒有甚麽原則上的矛盾，而且民主法的不健全是一個現代社會的致命弊病。「我更願意把它理解為藉口」，林輝戲謔道：「難道一個窮人就沒有說話的權利了嗎？」
「六四」的意義不僅是爲了還願於大眾，還代表社會運動對社會的貢獻。「社會運動就是一個切入點，參與運動的人就是火藥引，他們將社會一直醞釀的想法帶出來讓公眾討論，凝聚共識，再變成切實的政策。」林輝提到自己參與的保衛天星碼頭等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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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參與運動的人「心中一定要堅信自己的追求，才有可能去說服他人」。
被問到「六四」及其追憶活動是否集體情緒多過理性分析時，林輝說，這是兩個不能分開的因素，「如果沒有理性分析，這個運動甚至沒有可能成型，但每個參與到運動裏的人又一定是帶有情緒和準備去感染別人的。」
二十二年後：不僅追憶還要追求
時隔二十二年，追憶是否仍有意義？現時有人質疑，繁榮經濟難道不能彌補一次政治上的過失？面對這些近年來反對「翻舊帳」的聲音，林輝反駁，「過去了的事情也有它的力量」，看一件事情不能只從最終結果入手，「GDP 的增長有很多原因，難道因為抗日戰爭之後中國經濟的好轉乃至今日的繁榮，我們還要感謝日本侵華嗎？」有力的詰問讓我們看到，「六四」的傷痛也許消隱了，但那一塊傷疤卻一直在。這傷疤時刻提醒著當局者，人民對民主人士的追憶，對民主法治的追求，是不會消隱的。
正視言論的重要性
「言論監察的必要性在現代社會越來越突出」，林輝道。儘管八九「六四」時已經提出言論自由的訴求，但時至今日仍得不到解決。「看不到政府一點誠意或是進步。現時當權者常常藉口政令執行不力，把責任推脫給下層執行部門。」但林輝指出，這種「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情況其實也事出有因——政府和媒體溝通不暢，與民間缺少交流，行政和決策就變得越來越脫節。林輝不認同政府壓制言論的做法，「壓得越多，日後的隱患越大」，他表示，政府如果不設置有力的司法力量和加強第四言論監督權力，政府會離民心越來越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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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中學生 四位普通的中五學生，一九八九年「六四」發生時，他們尚未出生。
四人在這個以「通識教育」作招徠的教育制度下成長，每人對「六四」有著不同的看法和立場。
文 / 周詠雯
陳琬琳：因為我是一個中國人
陳同學支持平反「六四」，原因很簡單，「這件事是中國的國事而我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想祖國好，但祖國若要好便一定要改，而並不是逃避；有些人認為中國現在經濟發展迅速而逃避這個問題。『六四』這件事於一九八九年傳媒也有報導，外國人是知道的，身為中國人，被外國人問到『六四』時跟人說不知道、不清楚、不想談，別人會如何看中國？」
對於老師在課堂上談「六四」，陳同學認為現今的學生對「六四」這件事的知識和了解都是取決於老師的態度，而現在的老師對學生談論「六四」的原因，大多都是因為自己親身經歷過這件事，對這件事有很大的感觸，真心希望下一代了解這件事。問及自己曾為「六四」所做的事，陳同學答道：「自己為『六四』做的事反而不多，都是每年參與『六四燭光集會』、在學校內發放一些有關『六四』的消息、在網絡上談論、與家人交換意見和捐一些金錢給支聯會而已。」
陳同學補充，她的家人亦是很開放的，父親讀大學的時候亦有談論「六四」；到了現在，父親不會直接與她討論「六四」這件事，但卻會給她閱讀有關「六四」的書籍。陳同學經過自己的探索後，堅信在「六四」中學生是正確的，反而中共政府對事情的取態則有待商榷。「為甚麼中國堅持要求日本承認在南京大屠殺時殺過中國人，卻不願承認中國人也有殺過中國人？」而對於特區政府對「六四」的立場，陳同學表示體諒，很難強求特區政府回應，香港始終「要睇住呀爺頭」，若特區政府表態，一方面有可能挑起市民對政府的不滿，另一方面亦會與中共過不去，所以亦不能強求特區政府對「六四」這件事情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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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樂羚：「六四」給予自己一個不同的角度去看祖國
在過去兩年，蔡同學皆有參與「六四燭光集會」。「在課堂上聽到老師談論關於『六四』的事，當知道事情的背景之後便會希望知道詳細的情況是甚麼。為甚麼這件不屬於自己的年代發生的事，還有這麼多人堅持去平反？這些都是我參與燭光晚會的原因。」蔡同學笑說，參與「六四燭光集會」的時候心情相當激昂，因為她從來沒有嘗試過這麼多人抱著同一個信念，聚在一起，向著同一個目標進發。
「六四」帶給她的並不止這些，她表示，以前她會認為中國是個腐敗和落後的國家。但事實上，曾經有這樣一群人為著自己的祖國、為著建設一個美好的社會而向政府反映自己的訴求，令她找到了一個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祖國和同胞。而她也會邀請同學和朋友於來
年參與「六四燭光晚會」，讓他們更了解事情的始末。「有些事件會令到某些人逃避、不想再提及，但事實上，我們非但要提，還不能兒嬉地提。」
關於家人對於「六四」的看法，蔡同學笑說：「我爸爸是親中的人，我在家中也很難談及政治。姐姐是個沒有接觸過通識教育的人，國情教育比較少；在家談政治很容易便會開始吵架。要慶幸的是，我爸爸雖然是親中派，但他也不會阻止我參加有關『六四』的活動。」
談到中共，蔡同學認為：「由上一年開始，中央政府的介入增加了。」她認為，面對著這個處境，香港人更要積極討論，與之抗衡，亦將「六四」的精神延續下去。「慶幸我是香港人，老師還會告訴我們有關『六四』的事情；中國內地的學生，老師不談，政府不說，久而久之，當那些經歷過『六四』的人都相繼去世，政府就會把真相長埋黃土。」她指出，若由老師告訴學生「六四」的事情始末，會較有說服力，始終學生會尊重老師。
對於內地的民主發展，蔡同學說：「我希望中國內地有自由，內地同胞可以與香港人一樣，有平等的權利，而並不是當香港人到中國，中國就因那幾分顧忌而讓香港人在內地擁有某些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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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煒誠：就讓這件事順其自然地發展下去
「我是一個被動的人，這是我的性格。」
「對於這些，我也沒有甚麼意見。」
林同學是一名典型的中學生，對於政治並不是有太大的興趣。對於他身邊勇於為「六四」發聲的同學，他覺得他們很勇敢，但他坦然承認自己不會是主動走出來發聲的那類人。「家人不會談論『六四』，我亦不會主動找同學談這些；若然學校教授有關『六四』的知識，我不會抗拒；有時看電視也會播放有關『六四』的節目，我會看，但我並不會主動去找這方面的資料。」
林同學的立場可能也是許多香港學生的想法，「不論能否平反『六四』，我只希望中共不要重蹈覆轍，現在有人繼續談論『六四』，令人不會遺忘這件事，其實也是讓後人做事前要三思，不要再捉拿那些維權人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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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鈞洛：未清楚事情的始末之前不可妄下判斷 「當你問弟妹，『六四』是甚麼？他們並不會知道。」謝同學明言，他沒有到過「六四燭光晚會」，但他卻知道現在的狀況是，以前有一批學生為國家做了一些事，但隨著歲月的洗禮，年輕人對這件事的關注已經愈來愈少。謝同學認為，若要清楚了解「六四」這件事，必須嘗試從改革背景入手，一步步了解「六四」的歷程，才能清楚「六四」在中國現代史發展中的意義。而「六四燭光晚會」的價值是在於召集一群人去關注、去了解這件事。
「事情是發生在上一代，對於年輕人來說關注度會相對較少。老師教授我們有關『六四』的知識是因為老師覺得這件事十分重要，不希望到下一代便中斷對這件事的了解。幸好我是香港人，可以發聲，若我住在中國內地，我可能已經被人打死了。」謝同學表示，他會和朋友談論「六四」的問題，也會把這件事告訴年紀比自己小的人，因為他們有知道這件事的權利和必要，謝同學重申，自己查證事實的真相也是不能缺少的一環。
談及現時的人政治冷感，謝同學分析：「父母會認為吸收多方面的知識是好的，可以有利於看透世情。因為他們都會認為我們是小孩，根本就不懂政治，也是那一句，未清楚事情的始末之前不可以妄下判斷。很多上一代的人小時候憑著那股熱誠和那個心中的夢想去爭取自己希望得到的東西，可惜努力後沒有結果，便形成了現在政治冷感的局面。」謝同學認為要一直緊記「六四」這件事，希望終有一天祖國發展成熟、開放，便可以抓緊機會重提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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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學生會民主牆上曾有人貼滿了艾未未的尋人啟事，Facebook 上有人分享、讚好中國茉莉花集會的新聞報導，有人受朋友邀約參加生平第一次「六四」燭光晚會，編委會的郵箱裏有人發來了自己徹夜而想的一番感言。作為一位學生，你呢？是否用一句「不感興趣」就默然走過？
二十二年過去了，現在的學生到底變了多少 ? 我們，又可以做甚麼？
走出「六四」，用行動承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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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陳士齊「六四」由一場學生運動開始。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高級講師、社民連線成員陳士齊博士，與我們談到北京當年及今天香港的學生在社運擔當的角色。
文 / 鄭凱靈
出動軍隊鎮壓不見得是「更成熟」的做法
在校內以「撐學生」聞名的齋Sir 首先回應有些人對當年學生「不成熟」的指控。他認為中西文化對官民關係有不同理解，當西方國家的政府都要向人民負責，在中國卻只有共產黨以「父母官」的姿態凌駕人民，只有共產黨才可對人囂張，但當年學生領袖即使態度囂張，亦是可以理解的。他指出任何重視人民的政府都一定不會漠視絕食的學生，李鵬卻不然，即使後來接見在醫院躺着的學生代表，亦純粹為了形式上的交代而非誠心了解學生的訴求，結果會面不歡而散。而即使學生的確因人生閱歷少而表現不成熟，出動軍隊鎮壓卻不見得是「更成熟」的做法，齋 Sir 進而指出，「成熟」一詞在這個語境中代表的其實是霸權，為政者控制着傳媒機器，故可以任意界定詞彙，用以抹黑異見分子，說學生不成熟就是一例。但其實官員不回覆學生、逃避處理學生簡單的訴求，亦同樣可標籤為「不成熟」。
89 民運由學生帶領實為理所當然
說起學生在 89 民運中扮演的角色，齋 Sir 指出民運由學生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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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為理所當然，由 1968 年學運熱潮席捲西歐，到越戰時期美國大學生帶頭示威逼使政府停戰、甚至 79 年伊朗革命、81 年在波蘭組成的團結工會、86 年在菲律賓推翻總統馬可斯的人民力量、88 年分別推翻南韓全斗煥政權及緬甸軍政府的示威、91 年在台灣發起的百合花運動，無一不是由學生「起頭」的，這是所有民主運動的趨勢。至於香港的學生運動則於 70 年代開始活躍，當中不少學生會幹事成為 89 後組織支聯會、民主黨等的骨幹成員。
最重要的不是由誰去帶領，而是運動本身是否可以延續下去
現在的大專學生會沒七八十年代的興旺，即使成莊（成功組閣並當選）亦鮮有積極投入社會運動者，因而本地的學生運動漸漸由社會運動取代。但儘管如此，齋 Sir 認為香港仍有一群熱心於公共事務的人，且他們有年輕化趨勢，故社會運動的重點不再為大學生群體，不少中學生和大專畢業生也有很高的參與率，因此說到香港人在「六四」問題上要「薪火相傳」，最重要的不是由誰去帶領，而是運動本身是否可以延續下去。他承認「六四」難以在數年間獲得平反，但廿二年間不斷累積的維權運動可以讓人認清真相，「事態不斷積累，一直側面反映當年事實」。
要「薪火相傳」，齋 Sir 同時建議本地的社運人士如八十後青年善用社交網站，除了用以動員參加社運，亦可將舊的 Facebook event （活動）甚至 tweets（Twitter 的短訊息）
整理存檔，總結昔日辦社運的經驗，好讓下一代人更容易接棒。「隨着互聯網的影響愈來愈大，人對『join group』也愈來愈熱情。自從 Facebook 在香港流行起來，年輕人普遍更活躍，而因為接觸點增加，他們即使不活躍於政治，也總會『like』一些有關社運的資訊，表達立場。」
這年代的社運特色是有更嚴謹的批判能力
除了個人對社運的關注度上升，齋 Sir 亦指出 03 年以後參與社會運動的人普遍有更強的批判能力，不只會批判政府及作自我反省，對其他社運分子尤其為政黨亦有更嚴謹的批判。例如當「傳統」的遊行示威策略失效而政黨拒絕改變既有的模式，很多年輕人開始有親力親為的態度。他們不再寄望政黨爭取甚麼，而是自己走出來為公義發聲，這可點出這年代的社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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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
大學是年輕一輩的思想搖籃，當由中學生蛻變至社會上一分子時，他們需要的是對身邊事物的認知，理解身處的社會如何運作，再用自己的價值觀理性批判分析，而這一切又得學生會帶領同學走出第一步，認知世界。本會邀到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幹事會「破曉」的成員——外務副會長胡翰棠為我們闡釋浸大的學生運動。
文 / 薛婧
受訪者：學生會幹事會外務副幹事長胡翰棠
問題：1.「破曉」對「六四」的立場是甚麽？又希望向學生傳遞甚麽信息？
胡翰棠表示，幹事會的立場一如既往地明確——對當日「六四」慘劇的發生表示痛心，支持平反「六四」。「雖然在『六四』學運中，學生也有錯的地方，但是中國政府對『六四』這段歷史的否認態度是無法原諒的」，她質疑，「一個不承認歷史的國家如何有未來？」
談到向同學們傳遞的信息，胡翰棠說不會強加幹事會的立場於同學身上，但希望同學們對「六四」瞭解更多。她特別提出，近年來浸大的內地生比例在升高，而這些內地生更需要瞭解事實真相。
今年幹事會會著力加深學生對「六四」的瞭解，維護每個大學生認知歷史的權利。從而在此基礎上，表達出浸大學生會的立場——縱使二十二年過去，維權人士對民主的追求都不會被抹殺，爭取民主的精神也許變了形式，但一直會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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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今年幹事會舉辦了甚麽活動﹖以及將會參與些甚麽與「六四」有關的活動？
「今年幹事會將會著眼於提高同學們的參與度」，胡翰棠介紹說，最主要的活動是以時間為線索做一個有關「六四」的展覽，「以求達到情景再現的效果，在同學心中構建出『六四』二十二年來發展過程。」除此之外「一人一句抄錄絕食書」也是今年的特色，她介紹說這個活動能讓同學切身體會二十二年前那班年輕人的絕望和期望。同時她希望下一屆幹事會也着眼於提高浸大學生會與學生之間的互動性。
已經舉辦了的「六四」論壇也是今年紀念「六四」的亮點之一，論壇邀請到程翔和蔡耀昌兩位「坐鎮」，就平反「六四」之意義提出各自觀點。
除了校內紀念活動之外，這屆學生會會積極參與支聯會的活動，包括已經結束的「清明節獻花」和「六四長跑」，同時也會參與 6 月 4 日當晚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
3. 回顧當年「六四」的報導，我們在剪報中發現浸大學生會在學運中也扮演了一個重要的推動角色，過了二十二年，浸大學生會的角色有沒有甚麼轉變？
她認為角色是有轉變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八九紅色年代漸行漸遠，當時紀念「六四」的情懷不少是爲逝者鳴不平，而現在她說現時社會更強調的是對民主的追求。
正因為這種情懷的轉變，她說，原本具體的目的漸漸虛無，加上其他內部因素干擾，近年來學生會的熱情的確在退減，甚至漸漸退居幕後。「不僅是學生會的態度趨向模棱兩可」，她指出，由於中國大陸對香港影響越來越大，社會各界和香港政府也都在退卻。「媒體自我審查愈發嚴重，當年無線 24 小時報導『六四』，而現在電視台只把『六四』當做花邊新聞。」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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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棠表示，爲了應對這種自身以及外界的淡漠，學生會的角色自然就不僅僅是代表學生發聲，也包括鼓勵學生去參與社會運動，關注國家大事。
4. 爭取了這麼多年平反「六四」，你認為如今的意義是甚麽呢？是否有所轉變？
胡翰棠認為，意義一直在於對民主的追求，儘管有打壓，但是抗爭的呼聲一直沒有停歇。「這是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人權，有責任，我們有權利要求民主，也有責任追求民主。」
如果說有平反「六四」意義有改變的話，她進一步解釋，「那就是在一國兩制的名義下，我們也希望通過紀念『六四』來表達我們對中央政府一再的干涉港務的氣憤和擔憂。」
5. 現在對「六四」的想法相較於成為幹事會成員之前有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但更加堅定了。」
胡翰棠回憶，最初開始瞭解「六四」事件，是源於中學老師的啓蒙。「雖然『六四』事件不是教科書中的內容，但老師仍用幾堂課來講述『六四』事件的前因後果，還帶同學們去維園參加燭光晚會。」胡翰棠說，當時不很清楚「六四」事件的重要性，但是隱約中能察覺到這是一件對社會有很大影響的事情。在完成莊務的過程中，她自言，她對「六四」瞭解更多，更理解這件事對現在及未來發展深遠的影響。
她更在學生會週年大會上承諾，儘管暑假有北京之行的計劃，但「一定會在『六四』那天從北京飛回來參加『六四』燭光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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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六四」，相信香港人第一個想起的就是司徒華──那一位每年站在「六四」悼念晚會台上，鬢眉斑白，說話仍嚴正有力的政治家、教育家。
2011 年 1 月 2 日，華叔病逝，終年 79 歲。
華叔畢生心繫「六四」，臨終寄語戰友：「平反六四，爭取民主，繼續努力！」
自 1989 年起，華叔擔任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主席，廿一年來帶領市民悼念「六四事件」，一直身體力行推動香港民主發展。他一生熱愛中國，熱愛香港。對於他逝世的消息，各界都表示惋惜。
沉痛過後，我們會問：究竟往後「六四」承傳會否受到影響？「薪火相傳」是否淪為寡薄無力的口號？支聯會的發展又會有何改變？
華叔再見，支聯會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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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李卓人
李卓人，現任香港立法會新界西直選議員，香港第二大工會職工盟秘書長，亦是香港泛民主派的成員。於 2011 年 2 月 23 日，接替去世的司徒華，當選為支聯會主席。
文／蘇汝卿
華叔，我們的精神領袖
說到華叔的離去對「六四」承傳的影響，李卓人認為一定是損失。華叔的政治感染力，實在難有人可以替代，他那一代知識分子經歷過中國苦難的日子，對中國的感情，對中國民主精神的堅持，即使不曾經歷過的年青人，都從他身上看到、感受到。有時，深沉的感情會更感動人心。
對於華叔對自己的影響，李卓人表示華叔在「六四」事件前，已是香港重要的政治、工會人物，在他身上能學到組織策略。他特別提到華叔在政治上的判斷上，能夠準確地分析形勢和民眾的情緒，作出回應，帶動社會。李卓人坦言自己在這方面仍未能做到。
接棒的猶疑
接棒為新一任支聯會主席，問到李卓人有沒有信心成為精神領袖，繼續帶領市民承傳「六四」精神。他笑言自己不敢說，他認為自己不夠專注於民主，在勞工界的形象太
強，形象太多元化。而政治形象是多年建立的，在市民心目中難以轉變。政治感染力的問題，亦是他當初擔任支聯會主席最大的猶疑。但他表示既然得到大家的信任，一定會堅持「六四」的薪火相傳，盡量投入更多時間，彌補自己政治感染力的不足。
支聯會，不曾停滯於「六四」
李卓人認為「六四」晚會不單是一個悼念活動，而是一個凝聚點，希望藉著勾起香港人的共同回憶，令大家更容易投入爭取民主的精神。同時，「六四」亦是一個符號，愈多人參與，表示愈多人認同結束一黨專政，所以他們十分關心每年出席悼念晚會的人數，以了解市民對民主訴求的程度。
他強調支聯會亦不會停留於「六四」，而是介入中國現時的處境，展望未來。支聯會一直支持民運、維權運動，與不同團體連結，例如天安門母親，中國維權律師會，記者協會等去宣傳民主，以改變中國現況；另外，支聯會亦看重學生力量，一直與各學生會及學聯合作，配合新形勢共同推進民主運動。
香港的民主發展：被制肘？還是反制肘？
被問到他如何看香港民主發展的前景，他直言：「我對普選並不樂觀。」李卓人形容現時中國的專制是史無前例、最難以推倒的政權，阻礙中國人發展的兩座大山：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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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封建思想及一黨專政的組織方法。
李卓人指出，香港與中國的民主發展有一個互動的關係：一方面中國在香港靠著親中的力量統治；另一方面，香港有反制肘的空間——法治和言論自由。香港雖然不能成為推動中國民主的主體，但可以「隔山打牛」，例如，支持國內勞工、民運和維權人士等爭取權益。香港媒體亦能發揮很大的作用，讓內地同胞知道國情，在國際層面上向中國施壓，由「外銷」轉「內銷」（編按：內地人希望藉香港的傳媒把消息傳到香港或國際層面，然後再傳回內地）。近年，不少內地遊客到港、香港大專院校亦已有一成是內地生，香港民間的民主價值觀力量可形成反制肘的力量。
作為立法會議員，被問及如何在政制體制內推動香港民主，他認為自己在立法會力量有限。固然，立法會能提供一個發聲的平台、社會的聚焦點，帶動討論，但亦需要民間的力量配合，有民間的聲音支持，才可壓倒建制派。
「民間很重要，不要看輕自己，有時會好過立法會。」他認為民間以不同方式表達，例如當年多個團體支持趙連海，發出聲明，引起社會極大關注，迫使人大表態等等，在社會上帶來不斷的迴響。如我們集合這些力量，就可以影響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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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事隔廿二年，現在社會上有愈來愈多不同的闡釋和意見。今天，未曾經歷過八九年學運的新一代，「六四」與他們有何關係？他們又應該如果判斷是非？針對以上問題，李卓人分享了他對「六四」的看法及建議：
屠城，也許是一念之間
「六四」學運的爆發，李卓人認為可以說是必然的發展。第一、當時胡耀邦的領導活躍了整個社會的思想。大家可以討論國家政治體制改革及中國前途問題，比現時更開放，自由開明的社會氣氛醞釀學運的爆發；第二、現實社會的腐敗，民生問題迫使學生站出來提出官倒、民主等訴求。
至於「六四」悲劇的造成，李卓人認為一黨專政的制度及日漸自由的風氣必然會形成矛盾，從歷史辯證的角度可見其必然性。然而，他又表示從趙紫陽的日記來看，屠城又似是一念之間的決定，若當時不是李鵬唆擺鄧小平，迫走趙紫陽，而是當時的健康力量（編按：主張和平與學生對話的一派）可蓋過專制，改變鄧小平的決定，歷史就會改寫。李卓人認為有其必然性，亦有其偶然性。
「河蟹」的神話
當年「六四」鎮壓，鄧小平曾說：「穩定壓倒一切」。從當年為穩定而屠城到今天的「河蟹」，李卓人認為是當權者製造的謊言和神話，當這些話說了一百次，別人就會相信了。中共一向善於以此作為借口打壓民
主和自由。第一，他們會聲稱有民主，中國一定會亂；第二，有民主，中國一定會分裂，然後會影響穩定和經濟發展。
「說中國人沒有資格擁有民主，這是一種侮辱。」李卓人不同意中國有民主就一定亂，如果社會有共同走向民主的希望，在共識的情況下，政府容許大家共同計劃如何走向這條路，中國民主進程能和平演變。
「六四」對錯，首先要建基於我們現在如何看中國
李卓人表示，探討這個問題之前，年青一代先要撇開「六四」和歷史感，問問自己如何看現在的中國，「例如最近艾未未被捕，政府不依法公佈，又抹黑他抄襲岳路平；中國洗黑錢的數目五千多億，佔 GDP 5%，高過教育經費；國家富強，出現所謂『富二代』、『官二代』，然而普通市民有機會分享到經濟成果？ 」
李卓人認為年青人應多分析現在的中國，問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就會發現今天的情況遙遙呼應「六四」。一黨專政下，唯一的目的就是：無所不用其極地維持專政和既得利益。
中 國 不 改 變， 香 港 都 不 可 能 有 民 主，2012、2017 普選都是假的。中國和香港是共同體，有著同一命運。要是我們關心民主、自己和下一代的自由，就不可能不處理中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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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葉楚茵 葉楚茵，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第四十一屆會長及第四十二屆署理委員會主席，現在是第二十屆支聯會的常務委員。
文／蘇汝卿
探訪上房村：一家人一日兩元過活
在中學時期，葉楚茵自言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學生，不問世事，只會讀書和玩。
中六那年，受任教通識科的張銳輝老師邀請，一行八人（當中有兩名老師）自發組織去北京體驗老百姓生活。
旅程當中有很多師生討論的機會，張銳輝在酒店播放「六四」片段，向同學講述當年八號風球，大家圍堵新華社（編按：在五月二十日，掛着八號風球，有五萬名市民冒着狂風暴雨，堅持上街，以聲援北京學生反官倒、爭取民主的行動，他們在維多利亞公園集合，遊行至新華社門外集會。）等事件，令她對「六四」有更深入的認識。
她表示最深刻的是探訪上訪村的情景：那裏有些人家破人亡，守候廿年，只為求得公道；一家人一天只有兩元過活，甚至要撿垃圾吃，看見這一切令她受到很大的衝擊，極為動容。她從未想過同是中國人，在同一
個國家的差異竟如此大。當那些居民知道他們來自香港，就熱切地向他們訴說自己的遭遇。葉楚茵覺得自己無形中給了他們一個希望，那一刻雖然不知具體可做甚麼幫助他們，但她對自己中國人的身份更肯定，她想若不行動就愧對他們。
為何擔任學生領袖及支聯會常委？
葉楚茵坦言，過程中並沒有明確目標，只是覺得需要有人做，就背起包袱，摸著石頭過河。上了大學，她每星期都在學聯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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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了更多的人和事，她最記得的是紮鐵工人事件，那些工人看到竟然有學生站出來支持自己，受到極大鼓舞。因為學生不同於其他政黨或政治團體，他們完全可置身事外，但現在只單純為公義而站出來，令她感覺到大學生是社會的良心。
加入支聯會，葉楚茵表示自己雖然沒有經歷過「六四」，但眼見現時不少中國人仍在受苦，例如「天安門母親」的申訴，很多問題如官商勾結、貧富懸殊等，仍十分嚴重。她認為「六四」仍未結束，香港人應有責任和承擔，「六四」精神需要薪火相傳。
支聯會：最年輕和最年長的距離
葉楚茵憶述對華叔的印象，當她小時候看電視，覺得華叔是一個很偉大、遙遠的人物，為香港民主、教育付出很多努力。後來加入支聯會，她和華叔亦接觸不多，最深印象是他在休會時間都會叫她買漢堡包，令她發現華叔亦有有趣、草根的一面。
因為性別、年齡的差距，即使與華叔共事，葉楚茵坦言感到有距離。雖然如此，但她表示能感受這位老人家的心，大家有著共同的理想，就是希望中國有民主。
不只是支聯會，她認為華叔亦絕對是香港市民的精神領袖。由參與基本法草擬、「六四」事件後與李柱銘退出草委開始，他就像一個哥哥、爸爸一樣和香港人一起成長。當中或有批評他的人，但無疑他的號召力和感染力影響了我們的看法。
華叔的離去對支聯會的影響
誠然，華叔的離去令他們感到痛心和遺憾，但葉楚茵強調，支聯會沒有他並不代表沒有傳承的力量。支聯會採用聯會制，由不同會組成，集體領導，各人平起平坐，主席的設立都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她指出支聯會不是單靠一個人推動追求民主精神的發展，而是彼此有著同一目標走在一起。在支聯會，各人都擔任自己擅長的位置，例如大家推選李卓人為主席，是因為他多經驗及見識，能夠啟發香港人，帶領支聯會繼續向民主之路前進。
「我想他是無悔地離開。他有見近年『六四』晚會多了不少年青人的參與，而他最想把不同代的人連結起來，繼承他的理想。不過這不是他個人的理想，而是他那一代香港人、甚至所有中國人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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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支聯會新力軍
問及自己可以為支聯會注入甚麼新力量，葉楚茵說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標誌作用，作為女性參與政治，且在形象較為剛陽的支聯會中成為二十位常委的一員，站在「六四」晚會的台上，給其他女性帶來鼓舞作用。二是作為最年青的常委，她認為有薪火相傳的意義，另外，她亦較少其他職務，能夠花更多精神和時間投入在當中。三作為教育者，可以循教育的方向實踐，對新一代不再是灌輸「毋忘六四」，而是鼓勵他們從多個角度認識「六四」，再讓他們自己判斷是非。
六四一直在延續：未完結、未解決
對於「六四」被稱為歷史事件，葉楚茵認為「討論『六四』是不是歷史根本沒有意思，因為它仍影響著我們。」歷史的脈絡一直延伸到現在，當年學生的訴求仍未實現，例如當年提出的官倒問題，現在中國提出一部分人富起來，但我們看到的是有一部分人不斷的壟斷財富。經濟改革，會令人的金錢慾望膨脹，而當中卻沒有法律及政府改革的配合，人就只會向錢看，價值觀崩壞，可見腐敗、不公的問題仍在。
問及中共如何使「六四」歷史化，葉楚茵指中共刻意淡化「六四」，並有一系列的配套手段。透過網絡、言論控制，每一個組織要跟隨某個單位，而每一個單位有黨代表，甚至大學學生會亦有黨代表監察，使其跟隨黨方向，根本就沒有學術自由。中共這些無
孔不入的操控令全國性組識工作「未發病」已被阻止。
她強調：「『六四』一直在延續，未曾完結、未曾解決。」
在投身支聯會的職務之前，葉楚茵曾在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擔任多年職務，她又如何評價自己及浸會大學同學的民主意識？
最「激」的學生會會長？
「我只認為態度上較為激動，提出的意見全是理性的。」葉楚茵回應擔當學生會會長期間，別人說她「激」。她認為大學生在社會上，思想是最前進的，不能縮在後面。
問到她當年如何在學校推動民主運動，她形容那時第一年做學生會會長是帶點激動和固執，例如她曾組織同學到血汗工廠參觀，然後在校內召開記者招待會，當時校方要求事前要取得新聞稿，自己堅拒不讓步，她亦自言與學校關係不好。另外，當年學生會主力的議題和活動還有高等教育檢討、六君子事件及學生資助等。
她怎樣評價浸會大學同學﹖她認為雖然大部分同學都較為沉默，少關注社會或校政等議題，但作為學生會會長，她認為不應抱怨同學，責任永遠都在學生會身上。因為學生會除了要號召有同一理念的人，亦有責任帶領和引發同學的關注。而向來學生會做的事都不是立竿見影，但最起碼要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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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課梁倩彤
那年我中六，在一節中國文學課堂上，第一次看見老師的眼淚。
每人一生中總會遇見一些很兇的老師，她是我遇到的其中一個。她總是板著臉認真地講解課文，她的眼睛總是那麼專注，嘴角總是緊閉下揚著。她對於我懶惰的表現，總是嚴肅地斥責。我害怕她那像麻鷹啄小雞般的眼神，每次上課只好正襟危坐，生怕被她責罵。
五月底，在某天接近下課的時間，她突然談到六四。
她講述她那時在唸大學，事件發生的那幾天，很多很多人圍在電視機前面看報導，無數師生發起支持北京學生的活動。她說那時校園瀰漫著哀傷的氣氛。那幾天大學的課堂全都取消，即使有教授願意來，也沒學生願意上課。她那些深刻的記憶，對於生長在和平年代的我來說，它彷彿是發生在地球另一邊的事。我太年輕，即使悲傷也沒眼淚。她突然哽咽，淚水奪眶而出。她那種傷痛，像親人離逝的傷痛，更像是在痛惜一種深信的價值觀的死去。有人給她遞上手帕，在那張被純白的手帕和雙掌掩著的臉龐之下，那張嘴吃力地吐出：「你們都長大了。拜託你們，請你們去了解六四，我真的害怕你們這一代會忘記了它。」
那時我第一次意識到：再堅固的防堤，也有崩潰的時刻；再權威的人，也有人情味；再理性的人，也有激動的情緒。
二零零九年的六月四日，我校大部份老師不約而同地穿了一身素黑，那是一種無聲的抗議、悼念。那天老師們鮮有地放棄追趕課程進度，轉而分享他們對六四的感受。任教中國歷史科的余老師，更在早會婉轉地談到了六四，而且在操場的牆上弄了一壁報架，上面滿滿是他珍而重之的六四剪報。
那時我第一次自覺到了去了解、分析這一切的年齡。那時我第一次覺得：你沒親身經歷過，不代表你沒有關於它的立場。六四不是一個名詞，死亡人數不是一個數據，它們是一個沉重的事實。而不肯承認有發生過這事實的人，是無賴。
傍晚時分，大批市民陸續緩緩地步進維園。身旁的人向我傳遞小小的火，我們不需一個火機也能燃點大量蠟燭。圍欄上掛著黑白分明的橫額，斗大的印著「六四廿年，薪火相傳」八字，擴音器反覆傳來「平反六四」的口號，聲音帶有一種聲嘶力竭。我思考著，這一群人，喊了這口號二十年，仍是沒有人理會，那是怎樣的滋味。他們的聲音可曾被視為嘮叨和執迷不悟？
小小的無數的火光照亮了整個球場，照亮了人們若有所思的臉孔。我視線停留在手上燭光照耀著的四周，想像當時北京的情況，想像當時香港各大學和市民的團結，想像人們拿著海報，徐徐地在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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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前行……微風令燭火搖搖晃晃，它卻始終不肯熄滅。我們的燭光很微弱，可是十五萬燃點的燭光照耀了黑夜，帶來了溫暖。我們的燭光很脆弱，可是風吹不滅，白燭因薪火相傳而生生不息。
人們舉起了他們的心願，哀傷而堅定地唱起了《自由花》、《抗戰二十年》等歌曲。燭淚一點點滴在我的左手，我卻絲毫感覺不到痛楚。這麼多年來，民主女神像手上的火炬，到底落下了多少白色的淚？這麼多年來，人們舉起的燭光，到底能否暖乾「天安門母親」的眼淚？這麼多年來，廣場上曾經彈痕累累，我們的歌聲可以撫平它們嗎？這麼多年來，那些不明死因的學生們，他們可有後悔為他們所堅持的付出性命？場刊上那些黑色的歌詞，字字鑿進我的心中。難道歷史該以血來寫嗎？
人與禽獸相異之處，在於我們在滿足自己的慾望之外，能夠為一些價值作出犧牲，我們能夠為追求一些價值觀而捨棄一己之欲。香港這顆彈丸尚有一息空間讓我們有言論自由，我們既沒有被封鎖資訊，也沒有被軟禁、摀住嘴巴，為何你不為你的信念發聲？當年那些與我們一樣年輕的學生為他們所堅持的灑下了熱血，現在我們這一代難道只能坐在電腦前面敲敲打打，繼續任由六四被某些牛鬼蛇神指鹿為馬？
那節課實際上教了甚麼我早就忘了，但我的文學老師那悲痛一種深信的價值觀的死亡而落下的淚，她那害怕沒有人接「平反六四」的棒的激動，我至今仍然歷歷在目。我們不能對身邊的事情盲目，不能對情感麻木。六四已經二十二周年了，這不是件值得慶祝的事情，但我會在維園看到屬於你的燭光嗎？
陸月第肆日重組 ( 三 )腳踏車 走遍大街小巷好多天飛馳如千里馬為廣場送帳篷為孩子們送水為老祖母送豆腐腦給情人們送花直至槍聲截斷大街小巷的命脈 人，不是由自己決定前路嗎自由就是幸福，縱使難走命運之翅膀在人類有歷史之前已交付每個人的手
28/4/2011 陳中禧對於陸月和肆日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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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中國，出了甚麽問題劉小妹
今日中國，被指道德淪喪，毒奶粉、豆腐渣工程、染色饅頭，層出不窮；今日中國，被指無人權，劉曉波、艾未未，一個個被拉走；今日中國，官員貪腐成風，學術界頹唐專制，青年人團結一致向錢看。
問題何在？需要解決嗎？又該如何著手？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百年前，中國推翻帝制，冀望建立共和政體；而後北伐統一全國，又經歷抗戰的艱辛、內戰之血淚，方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處理民族問題，箇中艱辛付出，絕非等閒。
中共建國，確實從基層推翻了組織結構極度混亂之國民政府，卻未能救中國於水火。當真是毛澤東喪心病狂？還是小農意識根深蒂固？抑或中國社會無法適應變革，必須通過文化大革命處理遺留問題？
而文革，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革命，卻失敗到中國人自己都不得不承認。文革的探索，既已經存在，就為歷史之所必須。文革中將一切利益糾葛上升為階級矛盾，是否與中國古代以倫理道德治國的方式如出一轍？可惜，中國經歷改編，無法回到從前，所以毛澤東和其他中國人才會投身到混亂當中。而探索的結果，必然是進一步的破壞，也應包括破壞後的重生。
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走入另一個經濟建設的極端，這是在文革的教訓之後的風平浪靜，其實今日中國依然處於兩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之中，仍在上下求索。
八十年代的領導人，從胡耀邦到趙紫陽，所謂黨內開明派希望中國儘早步入現代化，是否是急於事功？而吾爾開希、王丹等人又是否太過理想主義？學運的產生，原因何在？中共的鎮壓，為何最終得以發生？這些問題都亟待研究。
而今日的黨天下是否真有改變之必要？答案則已經毋庸置疑。
或許很多人會說，今天共產黨統治得很好啊，經濟蒸蒸日上，社會基本穩定，奧運世博，中國人足以自豪。然則，這些都是建立在開明專制的基礎之上，而專制的種種問題，依然存在。就好像我今天寫這篇文，小心翼翼用化名，但明天回內地，還能否再回來，都屬未知。再開明的專制，都是專制，人民沒有自己選擇的權利，當局自然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就好像中共一九五零年代土改，很多地主並非壞人，卻遭到清算。因為較好的主子可以讓下人好好生活，卻始終提供不了平等的權利。如果換了一個暴戾的主人，才想到改變，會否嫌太遲？
推翻黨天下，勢在必行。而其中牽涉範圍之廣，難度之高，關係複雜，恐怕非你我可以預見。
六四的問題，也牽涉其中。為何西方國家可以革命成功，為何台灣可以開始直選，而中國不可？中國特色的新模式，新在哪裏？六四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是專制的必然結果。今日為何不平反六四？王丹說得很好，因為六四的問題依然是一個問題。當時犯罪的人未死盡，怎麼會承認自己有罪？當時的貪腐、官倒、學術專制、言論無自由，試問今日，是否愈演愈烈？六四的問題無法解決，便不要寄望於當局。
以微薄的力量與體制相抗衡，絕對不會有好下場。然所謂革命，多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處變局，無人可以洞察全數，所謂革命家，無非願意比他人
如果六四沒有屠城袁墨
此文純粹戲謔，政治認識不足，如有得罪，儘管罵我。
一、學生民運成功（有不成功的？）爭取中央讓步，不出動軍隊屠城，主動邀請學運領袖秘密會面。會面結束後，學運領袖在人民大會堂向外國記者打出的手勢。
二、當日吾爾開希等人穿著整齊西裝，左派認為這是美國在背後操控的確鑿證據。
三、王丹等建立民運聯，與香港民主派人士組成聯盟。由於沒有遊行自由，每當中央有不公打壓，他們都會飛來香港參與遊行。
四、中央不曾屈服，只讓出十到十五個百分比的政治佔有率給民運聯。柴玲向外宣稱不公，中國只有香港報章刊登。
五、民運聯在人大會議提出要加入軍委，無人理會，眾人集體離席。離開前吾爾開希向胡溫等人掟蕉。
六、溫家寶表示「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聲。我們應聆聽人民聲音，適度的進行民主改革。」沒有人提出香蕉不是芭蕉。
七、吾爾開希捲入政治醜聞，在天上人間被捕，加上領導能力不足，不能帶領民運聯發揮政治影響力，最終讓主席位給王丹，退居副席。
多走一步，多看一眼。百年前如此，今日亦如此。而中共若想繼續執政，六四的問題必須解決。貪腐與專制的滋生已不單純是一黨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結構在向商業化轉型過程中配套設施不完善的必然結果。市場經濟足夠發達以後，每一個人皆有公平與自由的要求，每一個公民皆有促成中國改變之可能。改變是爲了保護自己。而如何改變，改變後是為若何？六四問題的解決，無疑是回答這些問題的極為關鍵的一步。
願中國人民，真正如國歌所唱，站起來，自己當家做主！
寫在 2011/4/24，1989 是日，北京三十五所大學罷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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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吾爾開希向警察提出同行友人名單：習近平、李克強和薄熙來。隔日人民日報大字標題「民運聯主席光顧天上人間，小姐們稱其以暴力非禮」。
九、柴玲在上海、北京、重慶等地的五個物業曝光，捲入貪污醜聞。後證實屬於她的男朋友、娃哈哈集團董事，及後她無罪釋放，但聲望從此一落千丈，最後退出從商。
十、民運聯在中央從政十年，沒有任何影響力，聲望日低，前途堪虞，吸納不到年輕人加入，青黃不接。有媒體訪問街道婦人，均表態不認識民運聯。
十一、民運聯察見網絡的影響力，加入博客和微博行列，吸引上千萬人的關注，但至今仍未發出第一篇文章。
十二、王丹被狗仔隊偷拍到與年輕藝人王珞丹牽手夜逛商店，忘年戀備受民眾批評。
十三、王丹回應連日來的批評，稱丹與丹的戀情如一圈瓔珞，純潔無瑕。
十四、網絡爆發專政與民主之爭，以鳯姐和春哥作代名詞，鳳派指春派是受僱用的一元黨。
十五、春派恥笑鳳派人士五毛不值。
十六、傳媒採訪李克強對於鳳春會戰的態度，李表示很喜歡聽春哥的歌七里香。
十七、民運聯再次成為網絡焦點，有傳媒在天涯網上傳了一張吾爾開希抱住草泥馬的圖片，瞬即瘋傳。
十八、吾爾開希接受傳媒發問時表示，那是他在街上胡亂買的寶寶。
十九、網民表示民運聯沒有能力改變一黨專政，只懂得抽水。
二十、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時間巨輪，運轉如故。
二十一、經歷二十二年的政治生涯，每天受到嚴密監視，民運人士長久活在沉重壓力下，均表示筋疲力盡。
二十二、步入老年的民運領袖，吾爾開希沒有變肥，王丹多了白頭髮，柴玲進入 2011 年福布斯中國百大富豪榜，額上都比現實的他們多了一條皺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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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飛霜趙志瀚
唐 張說 《獄箴》：「勿謂無妨，勿謂無傷。匹夫結憤，六月飛霜。可以安危，可以興亡。」
前陣子聽說浸大有六四徵文這回事，心中想東想西，糾結了好一會，還是決定豁出去，投筆一擲。
糾結原因有二。一是筆者一直以來對六四事件抱著不願想起，未敢忘記的態度。每年六月初旬，筆者都是安坐家中，咬著花生殼，隔著螢幕眺望維園片片燭海的一群。挺身叫平反的口號易，坐下來狠讀六四的一切卻是太煩人。二是筆者想起年前港大陳同學因著一句「走佬學生領袖」，傷害了無數正義心靈，給趕下學生會舞台的可悲下場，著實不敢造次。可是趁著復活節檔期，筆者靜心一想：一來被同學戲稱「訪校學生」的筆者人微言輕，而且浸大學風淳樸，實不應杞人憂天。二來身為龍的傳人，花上人生的一個復活假去處理這麼一個情意結，不為過。
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和外交部長的錢其琛先生，在零三年退下來以後，寫了回憶錄《外交十記》。其中第六章叫作「黑雲壓城城不摧」，看題目看不出端倪，實則這章寫的就是天安門事件。錢其琛當時正在外訪，有外國學生包圍他問他，他勸他們「多了解真實情況，不要聽風就是雨。」六四以後美國派國務卿貝克與錢其琛會談。其間美方拿出了一份長長的，所謂被抓的異見人士名單。其中以訛傳訛，錯誤百出。有的只有拼音，沒有漢字，不知指誰。名單中有「吳健民」一名，錢其琛於是跟貝克說：「我們的新聞司司長，就叫吳健民，正在現場。」此時，吳健民答：「在！」貝克見狀，打圓場說：「哦，你給放出來了。」筆者望能盡量不隨波逐流，不人云亦云，誠實的寫下我的六四。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借著悼
念胡總書記這個契機，以大學生為首的群眾走上北京街頭，高喊「反官倒、反貪腐、要民主」的口號，並開始進駐天安門廣場。後來學生罷課、絕食，北京以外如西安、長沙等地亦出現焚車、搶劫等騷動。五月十九日，北京頒布戒嚴令。五月尾旬，香港發起遊行和籌款，精神和物資上大力支持學潮。儘管戒嚴情況愈發緊張，部份學生領袖如柴玲等「主戰派」決定留守廣場。六月四日，戒嚴部隊開進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持續數天。
這裡頭有幾個我以為常給忽略，卻應注意的要點。一，六四後被軟禁，給時代週刊選為亞洲英雄的趙紫陽，其實當初民眾反貪腐的矛頭一直向他。到五月十六日，趙總書記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前蘇聯總理戈爾巴喬夫時，向記者說：「鄧小平同志……是國內外公認的我們黨的領袖。儘管在十三大根據他的請求，他退出了中央委員會……我告訴你一個秘密，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一個正式的决定，雖然這個决定沒有公佈，但是它是一個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說，我們在最重要的問題上需要他掌舵。。就這麼一番話，扭轉了民眾對他的攻擊，學生打出的標語轉為大力針對鄧小平。中共元老葉劍英的養女，內地異見份子，六四後曾被關在秦城監獄的戴晴為當時著名的記者和作家，曾在文章中說六四背後存在中共內部派系的鬥爭。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詳情我們不得而知，姑勿論趙總書記關切學生之情孰真孰假，五月十六日那一番看似別有用心的話和五月十九日那麼一個鞠躬，是否權力鬥爭的工具，難說。
二，同樣給很多人視為英雄，陳同學口中的「走佬學生領導」柴玲在逃亡後發表錄音，帶著哭聲呼天搶地說：「他們 ( 廣場上的學生 ) 太疲勞，還在帳篷裡酣睡的時候……坦克已經把他們輾成了「肉餅」……有人說整個廣場已經死了四千多……」另一學生領袖吾爾開希異口同聲說：「天安門廣場一處就死幾千人，好多同學在廣場被坦克壓死，扁平的死在廣場， 最後要用鐵剷才鏟得起來，屍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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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膠袋包起來，然後放在一起放火燒了。
另外，支聯會的黎洪和陳清華，從北京回港後說目擊十幾個學生被坦克輾死，三千大陸同學被射殺。然而這些是實情麼？。在廣場留到最後的四君子後來接受訪問，給內地驅逐出境的侯德健說了一番發人深省的話：「很多人說廣場上有兩千人或是幾百人被打死，在廣場上有坦克輾壓撤退的學生人群等等。我必須強調這些事情我沒有看見，我不知道別人是從哪裡看見的，我六點半還在廣場 ( 當時學生幾乎已完全從天安門廣場離開 )，一點都沒看見。我一直在想，我們是不是需要用謊言去打擊說謊言的敵人 ? 難度事實還不夠有力嗎？如果我們用謊言去打擊說謊的敵人，那只是滿足了我們一時泄恨的需要，而這是很危險的事情。因為你的謊言可能首先被揭穿，那麼之後你再也沒有能力去打擊敵人！
劉曉波先生亦說：「德健說的都是事實，他沒有一句撒謊……當時跑出去很多人說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等等，反正說了很多駭人聽聞，不著邊際的話。」後來出自「天安門母親」的一百多位六四死難者名單中，大部份都是在天安門廣場以外的地方騷動中喪生。天安門的流血和鎮壓手法筆者會在後面再談，這裡的重點是有當事人，包括學生領袖和支聯會人士，說謊和誇大實情。無論他們的目的為何，筆者照樣同意侯德健先生的說法，以謊言去打擊說謊的敵人，是很危險的事。
三，說到天安門的流血和鎮壓手法，有幾個要點。首先，根據上面的證供和證據，印證了四君子的周陀在接受亞視訪問的說法：「到現在很多真相根本不清楚，到現在許多的媒體，包括中央媒體，西方媒體，還講什麼天安門大屠殺，恰恰是沒有發生在天安門廣場，共產黨不清楚，反對派，包括西方媒體也不清楚。」六四傷亡都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以外，如木樨地等地方。另外對於流血事件，某些當事人竟是樂見其成的去煽動
學生。柴玲在逃離中國後接受西方傳媒訪問，她說：「很悲哀，我沒辦法告訴他們 ( 學生 )，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讓政府最後，無賴至極的時候它用屠刀來對著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她又說：「下一步作為我個人，我願意求生下去。廣場上的同學，我想只能是堅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牆的時候血洗……這段話先不要披露，好嗎？流亡法國的嚴家其在回憶錄就說過，鄧小平女兒早找他轉告其他學生領袖，六月三日會有武力清場，應勸他們早點撤退。學生領袖早由某些外國領事館，中情局和支聯會等有關人士安排好逃亡方法和路線，卻叫學生守到最後，這背後的用心可說是司馬昭之心。王丹當時認為中國民主需要長期鬥爭，不是一天兩天能成功的。還說：「這次運動的目的已經基本達到，反官倒和反貪污口號已經深入人心，政府在新聞控制上也有所開放。繼續佔領天安門廣場，不但會有學生流血的危險，而且會葬送這次運動的已經得到的成果。」結果王丹被柴玲，吾爾開希等人批為右傾投降主義。原定五月三十日全體學生撤出天安門廣場的決定被推翻，王丹被撤職，由柴玲重新擔任高自聯總指揮。而柴玲呢，後來領著內地打假科普作家方舟子所說的「救命款」出逃，在外地過得滿好的。最後就是柴玲等人和支聯會口中的所謂法西斯式屠殺和鎮壓手法。當時的中共政府並沒有諸如水炮一類的防暴裝備，在多次呼籲學生撤去不果和首都中央政府前的廣場給學生佔據接近兩個月後，開進廣場，清場和鎮壓的軍隊不為過。而軍隊對著學生和民眾真是毫不留情嗎？先舉一例，坊間流傳一張著名的照片，一人以血肉之驅擋在坦克隊伍面前。看過那片段的話，就知道那坦克見有人擋在前頭，於是往右駛，望避開那人。那人見狀，不願就此退去，又往坦克前頭跑去，片段到此結束。我想如果真的是法西斯，坦克早真的把那人輾成「肉餅了。有人說可能後來那人確給輾了，我想這不大可能，不然這麼有新聞價值的一段，不可能給抽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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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回記錄和不見於主流西方傳媒的片段和照片，大家就知道當時無數車輛、商舖被毀，許多戒嚴部隊的槍給搶了，坦克一類的軍備被投燃燒彈燒毀，軍隊和武警受傷的過千，被殺的也近百。試問久經戰陣的人民解放軍，如果真的以法西斯的方式，而非以比較緩和的手法清場，面對學生和民眾會落得如此下場？
四，亦是最後一點。由胡耀邦逝世到六月四日，接近兩個月，中國中央政府門前的天安門廣場都給學生佔據著，北京頓成所謂無政府狀態，北京以外亦有動亂發生。這種情況其他政府要怎樣面對呢？就以一直以來大力批評中國人權狀況，所謂公認尊重人權，許多內地異見份子投靠的美國作例吧。一九一八年，一次大戰後，從歐洲戰場回國的士兵要求政府發放戰時的服役薪金。美國政府回覆在二十七年後，即一九四五年才會開始發放給他們。一九三二年，美國經濟大蕭條，這些士兵無法維生，於是從各地遊行到華盛頓，並在國會大廈前搭帳篷抗議示威。七月二十九日，胡佛總統下令由著名的五星上將 ( 當時為四星 ) 麥克阿瑟將軍指揮的軍隊開進示威者的營地，放火燒帳篷，開槍打人，駛進裝甲坦克並投擲催淚瓦斯。他當時的手下還有後來的名將巴頓將軍和後來的總統艾森豪。結果數百人受傷，數名退伍士兵和小孩被殺。恰巧如中共官方認為天安門事件有外國勢力支持一樣，美國官方認為這次事件的背後是共產主義勢力在操作。有人說，這個發生在三二年，太久遠了。一九七零年，美國進軍柬埔寨，炸死超過五十萬名柬埔寨人民。美國大學生對此不滿，其中肯特州立大學學生在校
園內示威，軍隊開進去，當場打死了四個學生。這兩例想說明，任何主權國家，都不會容許中央政府前面的廣場給任何人，以任何理由盤踞不去。另外，容筆者事後孔明一番。觀乎「黃雀行動」的反應之快，參與單位的特性之妙，美國煽動推倒各國政權的先例之多，還有事後如美國只對外不對內的宣傳利器「美國之音」一天十八小時密集式散佈各種謊話言論的行動之誇張和一切一切，筆者滿難說服自己一九八九年，發自民心的學潮，到後來沒有可悲的給人騎劫利用。
人在做，天在看。老天爺看透一切，卻是「一切皆人為，半點不由天」。只得降下六月飛霜，為那年倒下的學生、軍人，留一場冷淚。
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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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講得，唔好提？一名浸大學生
我從來都認為我是一個香港人。
有人問我，你從來都未曾承認過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嗎？
想一想，有時候我會讓步：我是一個住在中國的香港人。
很可惜，對於中國人這個身份，到現在這一刻，我還未妥協。
不知何時開始，我對自己的祖國不再抱甚麼期望，與其這樣說，可以用另一個方法演繹：因為沒有希望，我就不會失望。當然，我的心中仍然想著平反六四，仍然會去六四燭光集會，仍然會用雙手捧著燭光默哀，仍然……
沒有親身經歷過六四這件事，每一年都在電視上看著不同的六四特輯，看著新聞報導有關六四的悼念活動，有時我會問自己：如果我活在一九八九年的北京，我會到天安門廣場去嗎？當吾爾開希和劉曉波呼籲同學離開天安門廣場的時候，我會走，還是會留？面對著坦克車向我駛過來，我還會堅定不移的站在原地嗎？我不知道，我永遠都不能回答這些問題。相比起當時的學生，我現在做的東西實在太少。
我自問不是一個很愛哭的人；應該說，我平時都不會在家中以外的地方哭泣，現在回想，有兩次卻是例外，無獨有偶，兩次都是看著書，在地下鐵的車廂中。
第一次，是閱讀錢綱老師的《唐山大地震》。第二次，是閱讀星島日報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七日刊出的《本報記者目擊實錄──天安門廣場最恐怖之夜》。可能是代入感太強；可能是列車由路面駛進隧道，乘客魚貫進入，遮蓋著車廂的光線；可能我在看文章的時候加上幾分幻想……那刻，我被文字扯進那黑暗的國度。
對，我怯。我覺得有點心寒，事實上，是揪心。那真相太赤裸裸，一步一步的引誘你窺探實情；你知的越多就越怯，越怯就越想知道更多……突然，我好像想通了……
記得上年的十二月到中國內地探親，我是電視台大事回顧系列的忠實觀眾，因為它可以幫助我整理一年發生過的大事，同時引發我的思考。很可惜，那年，站在神州大地，竟然連收看大事回顧這個卑微的要求也不能達成。有一秒我很懊惱，為甚麼要禁絕大事回顧這個這麼好的節目，但一秒之後我就知道了：因為那年有趙連海抗議毒奶粉、有劉曉波得到諾貝爾獎……我再向內地的親戚追問：「你知道誰是趙連海、劉曉波嗎？」他們一律搖頭，表示不知道。我驚訝，我憤怒，不住的向他們解釋趙連海和劉曉波是誰，我的思緒也有點混亂：還記得我說了很多東西，他們聽得一頭霧水，我說的話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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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得很有條理。
「身為中國人怎可以不知道這些東西？」突然，我說了一句這樣的話，很奇怪，我這個自稱香港人而非中國人的學生竟然以教訓的口吻說出這樣大言不慚的話。也許我的潛意識還是一個中國人，可惜這些不堪的現實把我的潛意識完全覆蓋。我鼓起勇氣，用試探式的口吻問：「六四呢，你們知道嗎？你覺得要平反嗎？」他們的答案可說是在我估計之內，亦可以說是在估計之外：「六四這件事，不要追查了好嗎？現在的經濟這麼好，我們都不介意了，為何時時要翻舊帳？你們這些香港人真奇怪！」在我估計之內的是，我知道他們會叫我不要理會；但在估計之外的是，他們竟然稱我為「奇怪的香港人」！那一刻我心淡了，那種感覺是：你把我排擠了出去，視我們所做的事為怪、稱我們為怪人。更怪的是，我們在做的東西是為了他們。
可能是我反應過敏；可能是我想得太多。那我們現在做的東西為了甚麼？在爭取一些人家都不在意的事情，大概我和他們的價值觀有一段明顯的差距，但我們知道我們正在做一些有意義的事，便已足夠；何須理會別人的眼光？
其實，我理解，我理解為何他們甚麼都不知道，為何甚麼都不著緊，只因資訊太過少，我也明白，因為真相太赤裸裸，一步一步的引誘你窺探實情；你知的越多就越怯，越怯就越想知道更多……所以有些人會認為由得歲月的沖刷而令這些真相慢慢褪去、忘記是個最好的處理手法。難怪，難怪他們不知道；我慶幸，我現在還知道這些，讓我繼續在心裏默禱：六四的死難者，你們安息吧，終有一天，人們會給你一個公正的交代，可能……
整篇文章都在胡思亂想、胡言亂語；容許我引用一句我很喜歡的句子作結：「當你真心渴望某樣東西時，整個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助你完成。」平反六四，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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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香滿禿枝劉善茗
他愛來香港。一開始是因為香港總買到中國買不到的東西，至於那些可以在大陸買到的東西，在折算匯率後價格其實差不多。他想，如果兩者價錢差不多，當然是在香港買較在大陸買好吧，畢竟他還是對香港出售的東西多一點品質上的信心。
記得他首次踏足香港時只覺得香港很乾淨，好像連空氣也較他家那裡清新。每次望向路旁修剪過的樹叢，他總會想到他家附近那些半禿的幼枝，疏落得稱不上為樹叢。
他愛來香港，不止因為香港乾淨，也不單單因為香港的東西很便宜品質很好。他一直說不出那種對香港的好感從何而來，直到有一次他看到銅鑼灣街頭的報攤上擺放的報紙報道有關劉曉波得到和平獎的消息。他買了其中一份，找個空位坐下來看，仔細地、反覆地看。他知道，這種報道不會在國內出現。
看過報道後，他往香港中央圖書館去，在搜尋器以六四及人權作關鍵詞，找了一大堆書籍刊物。那天，他沒有好好利用最後一天的時間去購物，反而是整天留在中央圖書館裡看書。
回去以後，他看到網路上對於南方都市報以諧音曲線祝賀劉曉波的做法議論紛紛。他認真讀了大家的帖子，突然心裡生起一種無奈而傷悲的感覺，固然這種勇敢的確令人鼓舞，可是，難道人們就只滿足於這樣間接而隱蔽的訴求？
他想起了那時看六四書籍時的新聞照片，每年
的六四集會，總見燭光點點。他能想像，那一刻，整個廣場突然沉靜了，在場的人都低著頭，閉著眼地默哀，手裡的燭光映照出他們的輪廓。這樣的安靜一刻，是無聲的捍衛，是沉默的抗議，是靜寂的控訴。真相不能被竄改，亦不能被活埋，即使它不能在中國的紅太陽下遊走，它也能在香港的燭光間相傳下去。
真相，他口裏輕輕反覆地讀著這個有點沉重有點神秘的詞語。他讀著讀著，牙齒不小心咬傷了舌頭，一股鐵鏽味從喉嚨湧進他的鼻腔中。他吞了吞口水，把那抹血絲一起吞進肚子裡。然後，他沉默了。
可是，他心底還是期望著這星星之火，終有一日能在中國大陸裏燃起，如同塗鴉少女的街頭噴畫一樣悄悄地出現在他的生活中。他想，整個中國，沒有誰會害怕艾未未，因為在剝去藝術家這個身份後，艾未未只是個說真話的普通人。而人民所渴望的，正正是真相實話。
害怕艾未未的，是那些一心一意想把真相活活吞噬，妄想將歷史重寫，抹去血腥的當權者。是的，我們都需要真相，他心裏想。隨即他又憶起了照片中的燭光，又記起了那些塗鴉噴畫，他手指頭動了又停，停了又動，終於，他開了他的微博，把這句說話一個字一個字的打出來。他看著屏幕裡的那一句句子，想了很久，終於還是按下了發送那按鈕。
對著電腦太久，他的眼睛很累，於是他站了起來，往窗邊走去。站在窗前，他望著家門附近那些稀落的矮灌叢。他還是期望著有朝一日，家門前的幼枝能開出茂盛的葉子繼而開花。那時候，他知道，就連他家也能聞到香氣——清新不散的茉莉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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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在期待著最廣泛而永久的回聲Sunny
22 年前的夏天，天安門廣場的那一幕幕，都是在我出生之前的事情了。然而那份記憶還沒有在這個世間消失，尤其是香港。
作為「自由民主法治」在中國為數不多的棲身之所，香港這彈丸之地卻肩負了一個國家的希望。然而它的北方，是一個日益施壓的流氓老大哥，港督府的溫度計顯示的幾乎是中南海的天氣狀況。然而，香港之所幸，不在於港督府，在於香港人。不少香港人還沒有忘記，沒有忘記 22 年前一群和自己相隔千里的年輕人在天安門廣場上灑下的血和淚。大學校園里的民主墻還在發出聲音，每年六月四日在維園還有燭光紀念會，這一切都是一種提醒，提醒香港人不可以遺忘。
我們爲什麽要紀念「六•四」？因為 22 年前中共對一群手無寸鐵只有拳拳愛國之心的年輕學子的血腥鎮壓是一個文明社會所不能容忍的，而 22年來中共千方百計的掩蓋事實欺騙民眾的行為更是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所不可以接受的。那些血灑天安門的年輕人，他們的冤魂一日不曾離開過那片廣場。如當年《絕食書》所言，「死亡，在期待著最廣泛而永久的回聲。」
可是，我們紀念「六•四」的目的僅僅在於為之平反么？當然不是。我們不能忘記 22 年前的大學生們呼喚的：「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這是他們未竟的理想，也是我們今天呼喚的口號。一黨專制一日不結束，中國一日沒有民主自由可言；中國一日沒有民主自由，那麼香港的民主自由也就一日沒有保障。所以說，紀念「六•四」，我們的矛頭需直指中共，沒有妥協的餘地。
眼下，中共在內地大肆非法抓捕異議人士，打壓宗教信仰者，氣焰無比囂張。事實上，中共的統治本身是建立在人民的恐懼和沉默的基礎上的。歷次整人運動，讓人人自危，殺掉敢言之士，留下沉默的臣服者，一步步鞏固統治。改革開放造就了一個個特殊利益集團，掠奪大部份人的利益來滿足少部份人的貪圖享受的需要，其目的還是在於維護統治。爲了生存，國民漸漸選擇放棄道義良知，只求苟且度日相安無事。不明真相的和明而不敢言的群眾構成了社會主體，龐大的利益集團成為支撐中共的中堅力量，這就是中共的統治手段。
可在這背後，我感受到的分明是一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苟延殘喘的政權。試想，連一朵「茉莉花」都怕到要命，甚至要出動直升機來監控人民的政權，有什麽底氣來維持統治？它害怕的是什麽？是你，是我，是我們每一個人關注的目光，是我們的聲音和腳步！我們或許並不需要驚天動地的壯舉，只要關注，只要站起來，用一切可行的方式發出你的聲音——只要不再沉默，這是正義與非正義的較量，到底是誰應該怕誰呢？！
「六•四」是一個載體，它承載的是我們對中國的未來的呼喚，對「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呼喚，對中共暴政集權的譴責。那些逝去的大學生的精神在今天還在，那些維權律師們，那些人權活動者們，高智晟們，艾未未們，他們在做著同樣的事情，以各自的方式。而我們呢？我們每一個最最普通的人呢？我們該怎麼辦？或許今天我們可以選擇沉默和無視，讓那些法律人權的捍衛者空自呼喊，讓那些為人討公道的仗義者枉自受害，讓專制的政府操著刀槍指向自己的人民，讓古老文明的畫卷被無辜人民的鮮血浸染，還有，讓權威瘋狂的控制你所有可以接觸的媒介，沉默，再沉默。然而，今日發生在「別人」身上的災難，明日或許就會降臨在我們自己身上；今日發生在大陸的慘劇，明日或許就會在香港重演。到那時，沒有人再站出來說話，我們所有的就只剩下永遠的死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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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大陸學生眼中的「六四」祖紀妍
首先，我有必要在這裡聲明，以下所有言論為本人個人觀點，與我的老師無關，與我的朋友無關，與我所就讀的學校無關。
其次，以下我要介紹我自己。我出生在中國大陸東北的一座二線城市，按照所有正常大陸孩子的成長軌跡接受了 12 年填鴨式的基礎教育，目前就讀於大陸虛名最高同時政治上也是最為敏感的北京大學。 提到「六四」，毫不誇張地說，我幾乎是一無所知。我只是模糊地知道那是 1989 年發生的一件政治事件。起因好像是要求釋放什麼人；經過好像是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以某些方式要求自由，要求民主，要求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結果呢，好像我唯一確定的就是結果——政府以某種手段平息了學潮，然後一切恢復正常。這就是我，或者說大多數大陸大學生對於「六四」所知道的一切。坦白地說，兩岸三地的學生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非常嚴重的資訊不對稱，我們基本上沒有任何管道瞭解當年到底發生過甚麼，因為時至今日，每年的六月四日大陸的各大高校依舊是禁止任何學生活動的。其實作為內地的大學生，如果知道 89 年的「天安門事件」與「六四學潮」是同一件事情其實已經可以算是熱衷政治者了，看起來也許很誇張，但是這就是目前內地真實的狀態，一個非常令人尷尬的狀態。基於以上我所知道的寥寥資訊，我很難對這個非常重大的歷史事件進行一個全面的、具有歷史學意義的分析，但是好在我知道它發生過，那麼就不影響我表達一下自己的看法——僅僅屬於我的看法。首先我想表達的是，世界上沒有絕對真實的歷史。所有的歷史都是敘述者的歷史，都是加了人稱代詞的歷史，都是建立在某個或是某些利益集團基礎上
香港社會看上去似乎是一個功利的社會，但是讓我欣慰的是，這片土地上一直有聲音在呼喚公義和人權，一直有人堅守著中國民主自由的最後堡壘。但是在北京的壓力下，香港的民主氛圍還可以保持多久？答案不在港督府，也不在立法會——答案就在每一個香港人的手中。猶記得當年香港萬人大遊行的壯舉，著實讓北京出了一身冷汗。之後「一國」日漸彰顯，「兩制」日漸淡化，直到今日，「無力感」漸漸蔓延。22 年前走上天安門廣場的年輕人，比我大不了多少。他們是一群理想主義者，而理想主義在今天已然變得舉步維艱。昔日為理想獻身的孩子們，若活到今日，當作何感慨呢？可無論如何，我想，他們依然不會放棄這份追求。這份信念的力量之強大，是一個流氓政權永遠無法想像的。信仰之人，用死亡給這世間留下最深刻的印記，指引著生者的方向。
距離「六•四」已經過去 22 年了，「回聲」分明漸漸響起來了——從「茉莉花散步」到「艾未未塗鴉」，無論是香港人還是大陸人，我們需要的是發聲的勇氣和決心，我們的話語和腳步不必再猶豫，因為這是我們最後的機會。守望理想，捍衛尊嚴，你我的命運緊密相連。民主女神手中的火炬若要長明，那火種便在我們每個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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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除非你當時就在現場，除非你真的親身經歷，否則無論你掌握多少資訊，多少所謂的一手資訊，都無法還原歷史的真實。歷史的神奇也正正在於永遠被時間掩映出一絲神秘，這才有了令後人評說的可能。所以我覺得，我們再去糾結當年政府到底有沒有用坦克，到底對學生有沒有開槍，實際上沒有特別大的意義，因為當年畢竟應已成為過去，如果一切血腥和殘暴都是真實，那麼無論如何也無法告慰那些已經消逝的年輕生命，揭開過往的傷疤只會使那段痛楚疼得更加真切。時光如水，願逝者安息。
當然，我並不是在主張遺忘。我只是崇尚一種冷靜，一種客觀，一種至少抱著試圖去理解的心態來看待歷史。雖然我接受著主流的政治教育，但是我並不想做政府的喉舌；儘管我用自己的視角思考著世界，但是我並不是所謂的「憤青」。無休止地對著我們無法改變的體制噴射憤怒，只能證明我們自己的無知和無能，更何況並不是所有的媒介對我們的歷史進行描述的時候都會懷抱善意。我去過香港大學，也專程去膜拜過「國殤之柱」，那個粗糙的造型藝術已經非常明確地向我傳達了港大學生對「六四」的態度——那就是一場赤裸裸的屠殺。我既不敢否認，也不敢認同，因為我出生在這個事件之後。其實，香港有很多關於「六四的專題書籍，以反映「六四為基本政治觀點的電影也不勝枚舉，而且主題多是集中於嚴酷的專制和泯滅人性的屠殺。其實我覺得，這種表現方式與香港當時的政治立場也有很大關係。「九七的逐漸臨近，使香港人瀕臨一種接近於窒息的恐懼，那時候改革開放剛剛十年，沒人知道即將接替英國自由民主制度的將是一種甚麼樣的政治體制——即使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國內地的政治環境依舊是各界關注的焦點。恐懼往往使人更容易看到使自己恐懼的
東西，所以我覺得當時香港對「六四」的報導不排除有對暴力的過度渲染。我沒有做過歷史學方面的調查研究，僅僅是提供一種可能性而已。至於，國外的報導，我相信他們也一定有他們自己的視角，特別是在那個東歐政治風雲驟變，蘇聯也在吵著「向西方資本主義看齊」的特殊年份，西方媒體傳遞的資訊中到底有多少是意識形態的傳播無人可知。如果真的是僅僅基於歷史的結果來看的話，中國能夠在一個連蘇聯都淪陷的大環境中得以完整地存活的事實似乎就已經把天秤傾向於鎮壓的合理性。其實很多事情真的需要當代中國年輕人自己去判斷，畢竟只有我們才會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我覺得我們現在需要向中國政府爭取的不一定是為「六四」
平反伸冤——即使有「反」可平，即使有「冤」未伸。我們現在需要的實際上應該是一種話語權的下放，一種允許各界針對歷史事件廣泛評述、各抒己見的言論環境。有交流才會有反思，就像是針對「文革」時期的傷痕文學，儘管有時會觸目驚心，但是依舊回味綿長，回憶陣痛才是真正止痛的不二法門。歷史畢竟始終要以一種無法阻擋的步伐向前奔流，我們回顧歷史的意義在於把握將來，慘案是否已經發生遠遠沒有比確保它不再發生重要。所以，我們未必需要針對歷史事實進行犀利的爭執，我們需要的其實只是一種回望歷史的人文主義思考，一種開放、充滿人道主義的情懷，一種以史明鑒進而放眼未來的長遠眼光。只有要求真相的人擺正了心態，才會使掌握真相的人消除恐懼，也只有這樣，我們才有真正的真相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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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良師
二師兄
很久沒有給你寫過文字了，或許亦證明了我也把你遺忘了一陣子。可是，時光荏苒，歲月流逝，又是載浮載沉的跟著流水流亡到九月二十四這日子來，這是逼不得已的。你如今大概已年屆三十又一，對吧？還記得你前一年因為三十的到來而害怕得要死，千叮萬囑的求我不要跟你慶祝生日，現在回想起來也真夠人笑歪了嘴。其實，有些時候，我在想，你的生命能容那麼躁動的三十年，卻無法容納一個小小的我，到底是甚麼原因。或許，你的歲月充滿了偉大與激情，終究不能與我的歲月交疊。
那年你二十九我十八，睜著空洞眼，聽你板書講殷海光的人生的意義，你很愛這課書，說著說著就東拉西扯的談到六四來。我想，該是價值層的真善美令你聯想到六四來。那年你八歲，上著小學的中文課，那個穿著連身及膝裙的老師突然把四輪電視櫃推進班房，一臉淡漠無血色的把電視開著。一班四十個小二學生，愣頭愣腦的看著新聞報道，軍隊朝天開槍一輛又一輛坦克駛過，流彈打死了許多從屋裡探頭出來看看的平民，流彈哥哥姐姐平民槍械和血，一幕又一幕飛快的如電光幻影的濃縮在短短的一分鐘內。之後，鏡頭轉到街上遊行的人，氣氛緩和，但心情難以平伏。那年八歲的你，是如何承受如此抖動心靈的畫面，如何面對這似真似假的歷史遺骸？
我沒有告訴你，那時很多同學在你背後數落你，說你常常把教學耽擱於閒話家常中，怨你不貼緊考試範圍。但，我還是很想去認識你的世界、你佇立過的地方、你看過的、你感受過的、你的歷史，你的一切。
現在一字一字的拼湊著，低落來襲，仍時感覺到我們之間有著好一段距離，或許是人與時空的錯摸，我倆之間的相知與錯失，都似乎是既定的。我對你的不了解，都應該是既定的。我沒有參與任何集體發聲的活動，甚至沒有真真正正的為對的事而發聲，只是在飯堂的一片喧囂中胡謅而已。
高考過後，一家打算到北京旅遊。你要我到北京廣場點一根煙，抽一口，倒插在地上。說到這些你該會想起了我稚拙的臉，攢緊了眉心跟你說我最討厭人抽煙的。我是多麼的不會走進你的世界，到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北京對六四默認的悼念方式。我不解。六四這兩個數字對你來說究竟有何意義？你那年才八歲啊﹗你在電視機箱中看到的是甚麼一回事，我不解。
六四這件事，我是到中學畢業後才了解的。你記得嗎？考完了高考那日我跟你說想要當個記者。之後為了考得上傳理系，到圖書館裡翻查了好些資料，以便讓我面試時胡說兩句。那幾天我對六四的資料瞭若指掌，從胡耀邦逝世到丁子琳首次到公路祭亡兒，每個日期發生了甚麼事我都清楚。可是，這些資料是為面試而準備的，真諷刺。現在都升上大一了，在課堂上被教授問到六四發起人是誰我都要思索半天。你應該會取笑我是最香港的學生，或許比香港更香港，考試過後就把所有知識拋諸腦後，更何況向來考試都不會談六四。回想起曩昔天真的我，沒有被傳理系取錄也是應該的。我對歷史，對六四的烈士，對沉勇的犧牲者，欠缺了率真與純粹。原諒我。
同年，六四二十週年，為了重拾你的舊記憶，我獨自走去維園參加六四晚會。點起燭光，燃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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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歷史與真相的饑渴。我在想，燃燒過後，究竟會燒成煙花燦爛，抑或是餘燼紛散？凝望前頭老伯的背影，我似乎看到八歲的你。可是，我，只是長期駐足於歷史邊緣、抗爭邊緣、歲月邊緣，獃著拿著燭台追悼的人。每每看著你畢直的挺起胸膛，大搖大擺的高姿態在回校的路程上走著，我都希望我能生於你的年代，與你共同經歷那份悲痛。那份手無寸鐵無能一同上前赴死的悲痛。
昨天再聚，你要我自己去闖一片天，你坦然的說不能再教我點甚麼。然而，我仍然感謝你，帶給我這種集體的悲傷。你或者他日會忘記了年輕的歲月，而我則不了解活得長久的麻木，可是，也請你記住，你帶給我對青春的激情與抱負。我會有自己一片天的，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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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4 is not something we can let go and forgetChoy Wai Nam
“June 4” is a memorable day for Chinese people. The most important mission of the government is to protect all local residents and develop our community. However, we never expect or predict that our government will use inhuman and violent methods such as using tank and machine gun to tackle local citizens including students and guiltless residents who just support the student union. In addition, some of the students were caught and jailed for a long time and they were deprived of the right of participating in any political activities. Hence, there are many students sacrificed their life and they get an unfair treatment in order to acquiring freedom, democracy and peace.
Some people claim that June 4 is something we need to let go and forget. It is completely and morally unacceptable because forgetting doesn’t mean that the problem can be solved. If we want to understand and realize what “June 4” is, we should make a comprehensive and neutral assessment about the controversial issue through different views from various sides.
One common argument to forget “June 4” put forward by the pro-Beijing parties such as Democratic Alliance for the Betterment and Progress of Hong Kong is that i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recognize this big and unreasonable mistake, it will result in unstable society. For example, all citizens in China will no longer belie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cause of using violent methods to tackle citizens. It also will create many demonstrations about requiring
a fair response of the incident and demanding reparation. Thu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society can be stable, the pro-Beijing parties think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must not recognize the mistake and urge people to forget and let go.
In my point of view, keeping the society stable is not an excuse to urge all citizens forget “June 4”. As a responsible government and parties, the essential mission is to keep the society in a stable development including economy, environment and especially culture. The so-called stable development, however, isn’t a responsible way to all students sacrificing in “June 4”. These students still can not obtain in a fair response and reparation. The Beijing authorities only can control the mainland not to operate any demonstration. But there are many gathering memorizing “June 4” all over the world. More importantly, these gathering are really rational and calm as well as sober, which those pro-Beijing parties never predict. Hence, it is believed that recognizing “June 4” will not create an unstable society.
Many businessmen in Hong Kong support the pro-Beijing parties because a stable economy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could bring an excell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way, a stable political environment would allow for economic prosperity. Hence, recognizing “June 4” is unnecessary for them. Besides, lots of demonstration which is unfavorable for running businesses will be created if the government recognize “June 4”. They generally believe that it will generate a large amount of economic loss because the commercial activities will be seriously affected by these demonstrations.
Although the Chinese economy is rapi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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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and strongly developing, the perfect economic result can not be a compensation for students who sacrificed in “June 4”. Lots of businessmen in Hong Kong just think how to make a maximum profit and expand their business. They totally ignore “June 4” because it is something unrelated to them. However, it is believed that if those students sacrificed in “June 4” were their son or daughter, their thinking and mind will radically be changed.
What’s more, Hong Kong government avoids referring to the incident because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please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For instance,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 Hong Kong is controlled and built by Hong Kong Education Bureau. The curriculum of subject, Chinese History, does not contain any information about the issue said by Cheung Man Kong who are the president of Hong Kong Professional Teacher Union(The government took out the “June 4” from the curriculum Cheung Man Kong).The content of textbook of Chinese History mentions less and less information about “June 4 incident”. More importantly, some words about the issue are forced to change such as “June 4 incident” into “June 4 movement”. Also, they use some confusing words such as “some students were died” instead of the original words such as “about six thousand students were killed” in order to letting residents feel this is something unimportant. (AL-level book forgetting “June 4” Shuisee) Besides, Donald Tsang ,the president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also avoids to mention the incident and just said that “June 4” is gone many years ago and our country get a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Donald Tsang said he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Hong Kong people, vincidolphin, Youtube.com)
It is unacceptable that in order to ingratiate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ong Kong government lets “June 4” go. It is harmful for our next generation. If we want to obtain and acquire an improvement in cultural development, we have to learn from mistake. “June 4” is a good lesson to let new generation think which side is wrong. Are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so impetuous or the student union so irrational? There is no model answer for everyone but they have to find out their own. Is this a shame? The history will tell. If new generation can completely understand the truth of “June 4 incident”, they can discuss and comment the controversial issue from various angles. In this way, the thinking of them becomes critical and mature. Thus, forgetting the incident and changing the content of textbook is harmful to cultural development. We should enhance and equip the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for next generation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d complete education. Besides, it is really derisory that Donald Tsang claims that he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Hong Kong people. Evidently, he wants to please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therefore pretends that all Hong Kong people are forgetting “June 4”. It is disgraceful and shameful.Beijing authorities think that they had done nothing wrong during “June 4 incident”. The authorities blame that the mistake was made by the student union because they were using irrational methods to negotiate with the authorities. And it was a threat and challenge to the authorities. If the authorities recognize the mistake and make a public apology, the prestige of them will be affected.
Evidently, it is a ridiculous lie that the Beijing authorities had done nothing wrong during “June 4”. Using tank and machine gun to tackle the students is obviously a big mistake. Hence, the association called Tiananmen Mothers which is a group of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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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se family members were killed or wounded during the brutal crackdown of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is still fighting for reasonable treatment. They are also opposing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requiring a fair response, human rights and the truth. The spokesman of this association intensively blames that the mistakes made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s unforgivable and unforgettable although the country is improving well. If the truth of “June 4” is still covered and kept in a secret in China, the culture of China will not be processing because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ill continuously control all citizens’ thinking and mind. (Tiananmen Mothers Website)We can’t accept that the truth is forgotten in order to keep society in peace and stability. If not, our culture will be completely ruined. More importantly, prestige should not be the one and only thing the government considers. Recognizing the mistake also can gain the support from the public. For example, An Bei Jin San, the president of Japan, had made a public apology for comfort women in 2007. (The president of Japan apologize for comfort women, BBC.com)One Japanese soldier who participate World War 2 also admit that the mistake is unforgivable and they have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In above two apologies, lots of Japanese people still supported them because they respect the history. Compared with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e Japanese authority is more responsible.
In addition, forgetting the fact of “June 4” is just away to evade the responsibility and escape from realit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ink that they have done nothing wrong in “June 4 incident” to maintain their so-called prestige. “June 4” is a fact that we cannot forget. The incident is our memory and history. Hence, we have to bravely face the “June 4 incident”. For example, in Hong Kong, there is a
regular gathering which commemorates students who were sacrificed in June 4 incident. The gathering is hold by Hong Kong Alliance and Lee Cheuk Yan, the vice-chairman of this association, strongly claims that we never forget the night on Tiananmen Square and we will fight for students sacrificed in the incident until they obtain a fair response and every one can understand the truth. More importantly, we must remember this shame and ensure that the tragedy will not happen again. (Hong Kong Alliance Lee Cheuk Yan) Hence, remembering the hurt is one way to avoid another tragedy.
To sum up, it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that “June 4”is something we need to let go and forget. “June 4” is our history. Keeping society in stability is not an excuse for forgetting “June 4”, which actually is a good lesson to enhance our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e the next generation. Hence, we have to still fight for fair response, freedom and democracy and keep the incident forever alive in our he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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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Kasey Wong
There are 22 years’ writings about 64. I dare not say I can offer anything new, I only wish to reiterate a few facts and some commonsense.
I . Hong Kong people are the only Chinese people who are free to think, free to speak, free to protest, free to be a real citizen who can be his own master, rid of control, rid of manipulation.
Most Chinese people don’t even have the privilege of knowing about that night. We are much privileged.
We are even more privileged to be university students; to have the free time to pursue what we think is right, to be rid of earthly concerns, and to be put together with other passionate souls. These privileges give us power - the power to make China a better place, a happier place. The Jasmine Revolution has shown us, with the advance i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witter, Facebook, forums, cameras, projectors), we, as individuals have the power to make a strong impact on our country (much stronger than we ever imagined).
I I . Democracy for China? Reform for China?
Some contend democracy is not suitable for China. Some say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proves China has been right. Some argue Chinese people are not ready for a reform. Don’t let these irrelevant matters distract or deceive us.
Just ask one question: Are Chinese people happy? When a government cannot give people what
makes them happy – freedom, autonomy, security; it needs changes.
III. I long to see 1.3 billion people happier; even when it means struggling and personal suffering.
Most people, after 22 years of hope and struggle, have given in, have ceased to struggle. You might ask: Why do we still struggle if success is so impossible?
Here are the reasons: We have power; the struggle and the success ahead (however uneasy) are well worth the sacrifice.
I cannot believe there is anyone who does not long to see 1.3 billion happy and free people.
IV. When people know, the corrupted will be afraid. (Think about Aiweiwei)
Knowledge is power, especially to those who are less informed, less privileged. This is why we have to go beyond just knowing about it, we have to share – to make an impact. Though there is Green Dam, there is Internet Great Wall, there is Internet Censorship;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ways of sharing and spreading knowledge to other Chinese people.
In what ways can we share our knowledge? Here are some of my primitive suggestions to BU students and others alike.
1. Scan the “forbidden” books about 64 into pictures and share on Chinese forums/ weibo.
2. Scan the newspapers’ headlines on that night and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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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ttend the 64 Memorials, take pictures and share.
4. Tell your Mainland peers and friends the facts of 64.
5. Write a fictional story/poem that satirizes the CPC in 64 and share (Literature students alert).
6. Write a song that does the same and share (Music students).
7. Create an art piece that exposes/explores the inhumanity of 64 and share (VA students).8. Shoot a documentary about 64 and share (CTV students).
There are a lot more ways……Not doing anything - is committing a crime in your conscience. Therefore, act.
V. Ask yourself: To make China-Hong Kong a better place, to make Chinese people happier people; what can I do?
VI. Now,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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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忘與毋忘，早已變成一面鏡子，清清楚楚照出你是哪一種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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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忘六四 vs. 毋忘六四黃偉國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
遺忘與毋忘，可算是一場道德之戰。有人選擇遺忘，享受虛榮和權力給予他們的快感和狂妄；但也有人選擇毋忘，承擔着當權者不斷的恐嚇、抹黑和打壓。也許咱們有軟弱的時候：「算吧，六四都過咗成廿幾年，講嚟做乜嘢？攪嚟做乜嘢？」甚至聽過一種說法：「仲講六四？搞到領導人好尷尬，你想冇行運？你想冇發達？定係你想冇得撈先？」那麼不如遺忘吧！
六四－對我而言是一場長久的道德之戰，所謂「路遙知馬力（無論是成語所述及的馬，抑或是已去世的那一位），日久見人心」。眼見身邊不少人看風使舵。無論是以專業人士身份的菁英，又或者做夢都想上位的機會主義者，大讚黨中央採取武力鎮壓是拯救中華民族的唯一選擇；抑或是部分政壇中人一講六四就「三扮」：扮聾、扮啞、扮失憶；又抑或是部分人既沒有勇氣大聲說「暴鎮有理」，另一方面又傾向「埋沒良知」，於是選擇失聲，選擇迴避。在現政權不變的狀況下，遺忘與毋忘使六四變成了其中一個關鍵的道德試煉。
遺忘 毋忘 六四事件原本是一場由學生自發的學生運動，但由於受到西方反華勢力的滲透和煽動，加上學生領袖的私心和不懂進退，以及海外華人不解狀況，紛紛前來聲援，使情況一發不可收拾。結果由一場和平理性的運動變成一場反黨、反革命的動亂。若果中央不能夠果斷平亂，國家只會再陷入類似「文革十年」的狀況，又或者引發內部動亂，不單只改革開放的成果會毁於一旦，中國人民會再陷於苦災當中。
六四事件原本是一場由學生自發的學生運動，但由於中共不容自己的統治受到質疑和挑戰。加上領導人如鄧小平、李鵬、陳希同等傲慢和仇視學生及其支持者的心態。到了後來由北京的市民，到全國各大城市的大學生，甚至海外的華人紛紛支持學運，形勢遠超乎中共的想像。結果由一場和平理性的運動變成一場愛國民主運動。中共以武力鎮壓，純粹是因為恐懼權力不保而不擇手段捍衛自身政權。
六四事件後，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國家經濟起飛，並能夠保持着持續、快速及大幅度的經濟增長，實歸因於當年鄧小平決意鎮壓，保着以中國共產黨作領導的政權。結果，國家才能有今日的強大，有今日的國際影響力，有着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盛世。一小撮人不斷提起六四事件，只不過是心有不甘，無論你喜歡與否，中國共產黨依然繼續執政，創造奇蹟。
六四事件後，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國家經濟起飛，並能夠保持着持續、快速及大幅度的經濟增長，只不過是因為黨國透過壟斷資本，不斷進行投機的活動，使到執政黨和他的既得利益者透過控制生產工具、封閉的經濟資訊和官商勾結不斷壯大。我們只看到都市的繁華和持續發展而建構成國家強大的景象，但背後剝削及欺凌弱勢社群和嚴重破壞環境，卻視而不見。
香港人每年悼念六四，純粹是一種反共產黨和不明事實的表現。回歸後更是以悼念為名，實際上是反共產黨和反特區政府為實。香港既然早已回歸祖國，悼念六四只會引起雙方的不信任，更借此抽取反共仇共的政治本錢。但隨着國家日漸強大，經濟和國際影響力不斷加強，悼念六四實在不成氣候。
香港人每年悼念六四，對經歷過事件的人來說，是因為當年解放軍武力鎮壓，國家公然殺人而產生巨大的憤怒和悲傷。無論是上一代抑或是下一代，每年的悼念活動，就是警警惕自己六四一天沒有得到公正的處理，等同承認殺人有理，不公義的事只會無日無之；更警告現今政權，無論自身如何強大，其法理和道德早已蕩然無存。最終歷史會有公正的判斷之餘，更可能成為未來另一個巨大轉化的契機。
編委的話
我只是一個渺小的編輯，我不太懂民主的追求。我只懂得愛護身邊的人，從小愛擴展到大愛，在無情的制度中尋找熱情的火光。
我難以理解，本著制度之名鎮壓和平靜坐的學生的人的想法。
我難以忘記，社會慢慢以事過境遷為由去刻意遺忘曾經發生的數百起謀殺案。
我難以相信「要經濟增長就能夠允許每個人忘記應有正義」的論述。
我難以尋找，一部不能保護自己的國民的國家機器的存在意義。
這一切都太難。這是「六四」教會我的——不要停止質疑政權，也不要停止相信這個世界應該要對每一個人都公平的。這是政治的承諾：foreverybody’sgood。這世界原本只簡單得如母親的話：不要說謊，不要打別人。
無論是相信民主的人，還是並未相信民主的人，或者像我一樣不太懂民主的人，請勿忘掉自己的性本善，或者是世界的初衷我們應該一直都很愛對方，我們應該一直都生活得有尊嚴，這也是六四參加者的訴求。而這些訴求從來未兌現，所以也從來未過期。
死難者都曾經很平和，很幸福地生活著。如果當年沒有官逼民反，沒有粉飾太平，沒有血腥鎮壓的話，大概每個人都繼續幸福地生活著。然而他們被殺後，卻連一句理所當然的道歉也聽不到的話，這世界還有甚麼是錯是罪？
也許說得太多，但仍然繼續說的原因是——這國度仍然有人不明白；這國度仍然有人正在忘記；這國度仍然有人被洗腦。我相信愚公移山是真實存在的：只要更多人能夠為正義發聲，移開一黨專政這座大山，就能看到六四平反的曙光。 思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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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四日，我還是個中六學生，那夜第一次踏入維多利亞公園那個六四燭光晚會的會場，參與六四燭光晚會。還記得那夜，六四二十週年，當主辦單位公佈當晚的參加人數時，在場的人士也熱血沸騰——把未能進入場內的市民一併計算，共有二十萬人參加是次燭光晚會。
二十萬，這並不是一個小數目，當時我的感覺是驚嘆──我來維園之前沒有做過任何關於參與人數統計的資料搜集，所以我完全沒有想過，原來二十年之後仍有二十萬人，為著公義、自由、民主、祖國而聚在一起，用手上那點點的燭光，照遍維園。
那年的經驗，難忘，更覺感動。那年的主題是「毋忘六四，繼承英烈志；薪火相傳，接好民主棒」。當時坐在我身旁的，是位素未謀面的叔叔，他不斷地跟一起來的同伴回憶當年六四的情景，聽著他繪形繪聲的說著，我可以肯定，人民不會忘記，不會忘記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發生的一切。
當他把燭光傳給我的時候，我第一次正視那張被那燭光照亮著的臉孔；那雙眼睛閃著淚光，他哭了。那時的我有點手足無措，他對我說：「太好了，這年的主題真沒錯，我差不多每一年六四都來到這裏，等了這麼久，我終於可以將這支民主棒交給下一代了！香港的未來就在你們的手了！」坦白說，我確實有點受寵若驚，因為當時的我並不是他口中那種有抱負和有遠見的人，那個晚上我還是第一次踏足六四燭光晚會，而我出席是因為這年是六四二十週年，既然有老師帶領，那就去維園開開眼界。聽畢那位叔叔對我說的話，我覺得自己有負於他的期望。他等了這麼多年才可以把燭光傳給年青人，怎料，那個人竟然是我，我怕，我怕他把香港的將來放到我的手中；我怕，我怕有負於他。我可以做些甚麼去接好民主棒，緊握香港的未來？
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我再次踏足維園，相比起那些二十一年來都風雨不改到維園參加晚會的市民，我只是一名新丁。那晚所有參與的市民都高舉手上的蠟燭，高呼「華叔加油！」。司徒華先生是我認識六四的第一步，初中的時候，他到我的母校演講，還揮筆留下數字送給中學的學生會；高中的時候，我當了學生會的幹事，每天也會看見他寫的字：擇善固執。那時候，我真真正正地明白到，為何這麼多人二十多年後仍繼續堅持自己的信念，只因「擇善固執」。
感謝我的母校，讓我在中學時期已經知道有關六四的事；感謝我中學的老師，讓我在六四二十週年的一夜踏足維園的六四燭光晚會；感謝那個坐在我旁邊的叔叔，讓我思考了很多；感謝編委會，可以讓我們發行這本刊物，讓更多人了解六四這件事。直到現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個可靠的人去接好民主棒，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因為你們，我才會有這顆心，去做一些我認為對的事。
謹將此書獻給我的母校，我的老師，我的同學，我的師弟師妹和那夜坐在我身旁的叔叔。
二零一一年六月四日夜晚，我們會在維多利亞公園二十二週年六四燭光晚會相見。當你踏進維園，你已經不再是 nobody，因為從這一刻開始，你決定堅持這個信念前進，為祖國、自由、民主出力，變成了 somebody。
周詠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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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又做六四？仲有價值咩！」 若要為這本《六四特刊》定一個價錢，無須作市場研究，是二十元也好，十元也好，一減再減它都註定滯銷，原因無他：囉嗦乏味，與我無關，歷史早已鋪塵了。
有幸身處於這相對自由的中國國土，不少香港人最關心的是藝人的緋聞是否真確、某富商的遺產糾紛如何收場……相比內地這個完全封殺敏感資訊的網絡、言論及出版空間的地方，在香港，各路資訊唾手可得，且有多元化的社會運動 ( 比如每年的六四晚會等等 )。這片土地看似很自由，但我們選擇了甚麼？
色情、暴力和「八卦」，這些總是新鮮、刺激和色彩斑斕。所謂的新聞價值也奉承主流讀者的品味，但是，這就是我們的選擇嗎？
論及歷史、政治和民主，大多數人說一句：「我唔識」、「唔關我事」就可理直氣壯地繼續無知，不去過問，白白浪費了我們這一個得來不易的空間。也許選擇「無知」會比較快樂，我也曾是一份子：中六那年，中化老師播放《血染的風采》，不明白也沒有打算了解她為何會感觸、激動，更不要談出席每年的六四晚會。直至掛上「執行編輯」這個頭銜，要完成「例行」的工作－出版《六四特刊》，我才開始明白所謂的「價值」。
籌備《六四特刊》初期，我的想法很簡單也很理所當然，就是為當年那些愛國的學生主持正義和昭告歷史的真相。然而，最後我發現，參與《六四特刊》並不是為了誰，而是為了自己；不是為了歷史，而是為了現在和未來。過程中，我未能專心想著六四事件，很多時候都在胡思亂想。我想到四川的豆腐渣工程——很多哭得昏去的父母就只有這麼一個孩子，作為父母連為孩子取回最後的一個公道、一份尊嚴都做不到；想到毒奶粉事件——剛出生的小生命也受到威脅，連仗義協助的維權律師趙連海也被拘捕；艾未未——至今仍命運未卜……在中國，不知道是天災還是人禍更甚？中國，大國崛起，可是人命於她來說算是甚麼？
因為要準備「例行」的編委的話，需要去重新撿拾這一個月來的思緒，我才真正把「我」和「2011 年」及廿二年前的那一頁聯繫起來，而腦海中這些支離散碎的片段和問題也似乎找到了答案。中國，從廿二年前到現在一直都沒有變。而六四事件，在我心中，不曾成為了歷史──它是一個聚焦點，把香港人廿二年來累積的情感，心中對中國悲憤和無奈的吶喊連繫在一起，共同表達一個卑微卻懇切的心願──每一個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家裏都可以得到應有的權利和尊嚴。
有人會說：每一個人都總會經歷過浪漫、熱血的年代，1989 年梁振英也曾高調聯署支持、溫家寶也曾跟隨著趙紫陽到廣場探望學生。我不知道幾年後或幾十年後自己會否改變，或將來回看這本《六四特刊》會覺得2011 年的自己很衝動很傻，但至少在這一刻我確定的是，我不再選擇無知。在香港這個地方，以大學生的這個身份，或單單作為一個人，我真真切切的喊出自己的聲音。
也許《六四特刊》就住在你的心裏面，就是你的心聲。 蘇汝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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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克爾寫過：「此刻有誰在世上某處走，無緣無故在世上走，走向我。此刻有誰在世上某處死，無緣無故在世上死，望向我。」
第一次看見六四當年青年的絕食書放在學生會室門口，第一個想起的，是這首詩句。二十二年過後，這些逝去的熱血青年的眼睛在何處看著我們呢？我們又在做些甚麽呢？
我承認，我不是一個熱衷於學生運動的人，看見那些參加六四燭光晚會聽著「讓民主之花開遍神州大地」的言論的人們，看見那些參加「六四長跑」、「司徒華悼念」各色活動的年輕人，那些貼民主墻，發massmail公告譴責中共無恥的學生會，我尊重他們的行為，卻會冷眼旁觀地質疑，這裏面參加的有多少人真切瞭解過八九民運的整個過程？有多少是被渲染了的「民主」一詞所鼓動了？有多少人又只是純粹地貪圖好玩，被朋友拉攏？
如果哪一天，你在路上截停了一個熱血參加活動的年輕人，你問他？你知道你爭取的是些甚麽呢？也許他慷慨激昂地回答你平反六四，你再問，平反六四的意義在哪裏呢？也許他會回你，爭取中國的民主。你再追問，那民主又是些甚麽呢？也許他會頓一頓，還能回答他理想主義上的一些美好的圖像。你再會問，那你又對中國現在的民主程度瞭解了多少呢？你除了喊平反六四以外，你可以為中國的民主進程具體做些甚麽呢？取消一黨專政后中國又應該怎麼樣發展呢？也許得來的是一段時間的沉默，因為我已經試驗過不少次了。
也許很多人也會說，這是留給政治專家或者歷史學家回答的問題，他們只需要知道六四是錯誤的，就必須平反。沒錯，但是作為一個大學生，這樣的對自己要求是不是未免太低了？難道我們只需要發聲就可以了嗎？
我一直都報以這樣的心態看待香港各樣的學生運動，挑剔地評頭品足地看待他們各樣地不成熟和無知，直到有一天，我意識到，我錯了。
蔣方舟在今年清華校慶一百周年的時候，寫了一封致清華大學的信，裏面是這樣寫的：「大一、大二的時候，我喜歡拽着人聊政治。當然，大部分情况是我支離破碎地述着我在網上看到、飯局上聽到的只言片語，駭人聽聞。我的同學們總是左顧右盼坐立難安，一副盼着人把他们解救走的樣子，實在被逼急才敷衍笑道：『中國就是這樣的。』」
現在的我們，面對民主，面對政治，抑或是面對國家的千瘡百孔，最習慣的一句話就是，「中國就是這樣的，互相之間心知肚明，然後笑而不語。不是我們不成熟，還不懂，而是我們懂得太快，太多了，太讓人害怕了。大學生本應該是這個社會上最敏感，也是最無畏的一群人。大學生，本應該是皇帝的新衣裏最大聲指控的那個孩子。但如今，我們已經與皇帝的新裝裏面的盲目的人群一樣，默許了眼前荒誕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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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身邊一群努力抗爭中國民主的香港同學，有種悲哀，他們在為這樣一群新生代的中國年輕人爭取他們的未來。
我發現是我的要求太高了，太高了。我發現要從最低級標準去要求現在的大學生，僅僅是發聲。就好像龍應台 1984 年第一把野火《中國人，你爲什麽不生氣》那樣，生氣是我們應該最基本要做的。我們每天吃了這麼多毒奶粉，毒豬肉，毒雞蛋，我們憑甚麼不生氣？我們唯一的房子被強拆強遷，整個社會地產霸權，我們憑甚麼不生氣？我們看見這麼多官員睜眼說瞎話，打官腔，不辦事，我們憑甚麼不生氣？在面對社會上這麼多不公平不公義不民主的事情，我們憑甚麼不生氣？
中國每天都有荒誕劇上演，但我們卻是如此地寬容，一笑而過。
前兩天，我到內地的入境處辦表，在輪候廳叫號等辦理的時候，突然有些人無需排隊就可以先行辦理，拿著排號的人越堆越多，雜鬧聲也越來越多。直到有一個略顯肥胖的高大男子先行發怒，指著這窗口的受理人開始一串粗言亂罵，然後背後聲援的聲音越來越多，大媽們在旁邊也指指點點，忙忙應和。當然事情很快就解決了，辦表也在理應的速度下快速完成。
我沒在這起爭論中多說甚麽，但在以前，我會鄙視這些所謂鬧事沒有秩序的粗人，一味只會用吵鬧解決問題，沒有素養，然後在一旁故作“文明”。但前天，我卻很欣賞這樣肯鬧事的人存在，你不鬧，沒有人知道人們怒氣的存在。
我寧願年輕的時候衝動，犯錯，爭取的東西未必一定是正確，也不願意現在的年輕人故作老成地接受和自命清高地漠視。
發聲不是萬能的，但不發聲是萬萬不能的。泰戈爾說過，「國家的災難，個人的災難，都是一種實驗，除是災難的結果壓倒了你的意志和勇敢，那才是真正的災難，因為你更沒有翻身的希望。
六四對中國不是一場災難，當所有年輕人都緘口不言的時候，才是中國真正的災難。
那些望向我們的眼睛，會因為我們的沉默，而在黑暗中流淚。
曲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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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六四，我的想法充滿矛盾。我以當年的中國學生為傲，但又覺得他們不應上街﹔我被不少香港人廿年來默默記念六四的熱誠感動，卻又對他們的熱誠感到懷疑﹔甚至是我每年都總會喊一兩遍口號支持平反，心內卻害怕平反六四的那天。
我以當年的學生為傲，因為他們勇於為公義站出來，為心中一點清明而發聲。或者是年代久遠，令他們的形象變得模糊而有很多想像空間，於是我私自為他們冠上「赤子」、「愛國」等光環，但不能否定的是，他們為的只是實現一個與自己利益無直接關係的願景，卻被冷漠回應，最後更被血腥鎮壓。只是當年的學生實在不應站出來，因為那個政權不配有為它如此熱心的人民。我想不出有甚麼理由以坦克對付「說良心之言」的人，但即使是今天的祖國，在國家領導人提倡提高道德感的同時，一看「有道德者」受怎樣的待遇，悲哀感不言而喻。
說自己被不少香港人多年來記念六四的熱誠感動，是因看很多人每年為死難者亮起一支蠟燭。但其實六四的意義僅在於紀念遇難的三千多位學生嗎﹖如果是，那我們為甚麼沒有每年悼念被豆腐渣工程害死的四川學生﹖如果六四不止代表發生於廿二年前的慘劇，而是代表中國民主進程的里程碑，那麼若我們真的重視六四、重視這事件的象徵意義，純粹每年亮起一支蠟燭、宣告自己「沒有忘記」，又有多大的意義﹖
若六四的確不止代表廿二年前的慘劇，而是代表爭取中國民主的里程碑，要是六四真的得到官方承認但異見者照樣「被消失」、維權律師照樣「被請喝茶」，那所謂平反亦不過是另一輯政府宣傳片吧。六四代表的價值或許在這幾年都不可能得到承認，但願當每人都略盡綿力，縱使民主之路遙遙，至少我們的祖國能更接近當年學生憧憬的烏托邦。 鄭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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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思考，為甚麼香港人獨獨對六四有著深刻的情結？
「平反六四」，這幾乎是各階層各不同身份港人的最共同認同的一個口號了。不論甚麼職業、身份、性格，提到六四問題總是能激起港人的熱血，聽到平時沒有聽其表達過的另一份情結，看到其日常沒有表現過的另一個面目。這是為甚麼呢？「六四」為何在港人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烙印，甚至遠遠超過真正發生事件的內地？
經過這段時間《六四特刊》的撰寫，我漸漸發覺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當今「平反六四」的意義固然有了轉變、深化或者其他去向，甚至哪怕它被曲解、被利用，但最重要的一點不會變：它是公民意識的體現，是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注，更是人類良心的扣問。只要這一點不變，「六四事件」關注的熱度就不會退卻，「六四情結」就必將會延續下去，流淌在港人的血脈裏，直至有一天，沸騰燃燒遍中華大地，開出血中之花。 Lucia
從前聽《自由花》，只覺它旋律動人。
因為「六四」二字，於我而言，只是歷史洪流裏的一個名詞，或是點點朦朧的燭光。
二十二年後，中國彷彿變了樣子。國內經濟急速起飛，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對外影響日益重要……這一切一切都為神州大地編織出一個個璀璨的光環。身在其中，我們似乎都迷醉於這些炫目的光芒裏，漸漸，忘記了曾經的理想。
這本特刊，讓我看多了相關的書藉、紀錄片……我開始了解更多。
曾經聽過一個人說，八九那年，他在英國讀書，一邊畫畫一邊哭。那時，我實在難以理解。一個男人，怎麼會對著一幅畫痛哭﹖那是因為他對繪畫的高度熱愛嗎﹖
如今，我想明白了。那些淚是為一個夢而哭……
今年再聽《自由花》，不只覺得它旋律動人，還聽到它承載著五千多年來的一個中國夢。
甚麼時候，我們才能嗅到花香﹖ 陳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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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所知道的：1.政治=骯髒2.中國=不民主3.六四=流血事件4.平反六四=政黨口號5.悼念六四=政黨宣傳技倆6.維園六四燭光晚會=一大群諸多不滿的人的聚腳點
現在所知道的：1.政治=管理眾人之事，與每個人也有關係2.中國=需要民主的祖國3.六四=愛國民主學生運動的悲劇4.平反六四=祖國達至民主的其中重要一環5.悼念六四=肯定當年犧牲生命的學生的愛國情懷6.維園六四燭光晚會=希望祖國進步並支持當年學生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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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是個政治冷感的人。甚麼六四、甚麼學生運動，對我來說，都只是政黨揮舞手中旗幟，表明其「鮮
明立場」的機會，與我無關。「六四」的來龍去脈、內容我沒有多大的勁想把它參透，我所要知的，是這個
「歷史事件」是否在考試的範圍內，是的話這個事件我要追究至多早的時期，不是的話我連知的意欲也沒有。
這個情況一部分得多謝香港的教育制度，可是更大的部分則歸咎於自己不好政治，也不關注身邊發生的事，
整個人只活在自己想像中的美好世界。連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也本著「有時間也不要浪費於無聊的事上」的
心態，縱使身邊的老師及同學也曾邀我出席去好好了解「六四」，可是全都慘遭吃閉門羹。尤記得唯一一個
曾參與的關於「六四」的活動，是在中六時在其他學校舉辦的「六四研討會」。出席的原因並非自己想深入
認識「六四」，只是為了外出而不用上課。而對於「六四」，我知道要平反，知道有學生死在坦克車下，可
是完全感受不到此事跟自己有何關係，也不覺得平反了又會有多大的影響，整個人是盲目的，是無知的，也
冷血得過分。
然而發生不少事，終究改變了我。入大學，竟糊裏糊塗的入到一門政治學系。看乎天想我理解現實的社
會，明白政府與個人關係的複雜學問。選學會，想上莊，竟又上了個貼近時事，探討過去、現在與未來的
編輯委員會。這還真的是天的旨意，叫我走出自己的世界，走進人群。從接觸政治、理解歷史脈絡及政策人
事關係的過程中，我深刻明白到，每天所發生的都會過去，變了昨日，成為歷史；而每事環環相扣，跟我跟
你都息息相關；很多時候，我們都是有能力去參與，甚至改變歷史。以往我會認為自己的力量很單薄，改
變不了甚麼，那就用不著去參與，甚至過問。但是現在我認知到，作為人，要對自己及身邊的事物有所承
擔。了解事件的真相是負責任的第一步。很慶幸我們決定了要出版這本《六四特刊》，讓我有機會深入理解
「六四」，明白當年北京市中心內發生了甚麼一回事，知道學生與政府曾做的。透過書籍的查找、記錄片的
觀看，得知學生的犧牲及政府的殘忍。同時也明白了很多我以前因無知而誤會的事，例如，「六四」，從來
不只是一件歷史上的流血事件。
在認知「六四」所發生的事，並了解祖國民主進程時，心痛的感覺久久不散。心痛以往的我竟如此冷漠。
心痛學生為了更美好的祖國而絕食。心痛學生為了表達愛國之情而把自己送上斷頭台。心痛政府為何會這樣
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心痛歷史被纂改。心痛直到現在，那時學生所付出的還沒有得到平反。心痛國家還沒
有民主。更心痛的是，我們不能做些甚麼。看見艾未未被指控經濟犯罪，當年學運領袖尚未能回國，劉曉波
的「最後一根稻草」亦只成了顛覆國家主權的證明‥‥‥我們除了心痛國家外，還可以做甚麼呢﹖出版刊物，
也只是能讓對此議題早有認識的同學們閱讀，又或是每年出席燭光晚會的市民看看現今大學生的心意，有運
氣的話也可以讓寥寥數位對「六四」認識甚少的人認識多一點。可是祖國距離民主之路仍甚遠，國家還是不
聽勸。我只希望，祖國終有走在民主征途的一天。而在這條路上，不會再有血白流。
心
民主之於我輩 從對六四一無所知，到確切瞭解八九年四月至六月裏每一天有關該事的動態，「痕」的《六四特刊》給了當年尚缺席於人世的我，一個難得的機會——去發現一些原本我可能永遠碰觸不到的真相和情感。 ——題記
作為一個走在春風裏、長在紅旗下的好好學生，十八年來我在一個包括三個黨員及若干個共青團員的根正苗紅的家庭裏長大，一路以少先隊員、共青團員及班級團支部書記的身份走過中小學生時代，並在高三畢業那一年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從沒有聽說過「平反六四」
這個概念，直到來到香港才明白爸爸媽媽有時竊竊私語的「秋後算賬」是甚麽概念。
著手瞭解關於六四的事情時，我的感情是複雜的。一股終於置身於言論限制之外的優越感，和窺見長久以來不見天日的陰暗國史的負罪感將我包圍，畢竟聽慣了對共產黨的謳歌，當這讚美的對象突然間成為香港各大媒體斥責的「匪徒」時，年輕的我實在有些難以接受。
首先我為那些殉難的學生們表示哀悼。我敬佩他們的勇氣和無私，相形見絀地，我們這些理論上社會民主運動的主力軍——當代大學生，在今天所熱衷的卻是，坐等服務：時尚、潮流、享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指手畫腳評頭論足。任何與我們無關係、或是只有間接關係的事情，我們都不屑花費時間關注，因為我們自以為高瞻遠矚，固執地認為那沒有意義，最甚者就是民主運動這樣抽象而沒有成果的體力活。
其次我驚異於將不同關於六四的報章雜誌對比，我體味到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變通智慧」——同樣的事情內地和香港的媒體會作出如此迥異的報導，但是二十年以來竟然沒有人能夠站出來說真話，以致整個大陸的人民接受到的訊息是極其片面和不準確的，那麼身為傳媒的公義堅持在哪裏呢？難道《人民日報》傳話筒的地位已經深入人心到沒有人想去改變它？中國傳媒業的外在形象和內部哪一者更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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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陷入了深深的擔憂——擔憂我的祖國在言論問題上的緊張態度會適得其反，擔憂我的祖國像一個不信任免疫系統的病秧子，不能容忍任何日常病痛，堅持要用手術來治癒自己的流感。也許這也是某種意義上的中國特色？每次我從香港過關到深圳，看到火紅的條幅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海關歡迎您」，我就被一種莫名的親切感包圍起來，有種到了家的感覺——我不是深圳人，但一眼認出這種典型的誇張大陸外交辭令——積極言論無限放大，即便行人雞皮疙瘩滿地；消極論調無限抵制，哪怕使其銷聲匿跡。
於相同的時間跨度中穿行，二十二年過後的今天，我明明感受到六四紀念的熱潮仍在升溫，而諾貝爾頒獎典禮上劉曉波空著的座位，鐵窗裏艾未未怒鳴不公，俗世的睥睨，異鄉道路上王丹對遙遠家園的懷戀，又似乎訴說著這個時代民主的沒落。有人把近幾年來的民主倒退歸結於我們這一代的政治冷漠，斥責我們坐擁天時地利與人和，接受教育，卻不傾聽世界。但我們想說，任憑滿腹治世經綸，一腔報國熱血，當溝通的橋樑一端成為死胡同，橋這一端的我們只能在緘默與離開之間徘徊，因為我們有口難言，報國無門！我們害怕無謂的堅持只會換來冷嘲熱諷甚至牢飯伺候，我們不知道甚麽時候能夠義無反顧地堅持。我們的自私，怯懦，是誰的過錯？
現在人們回顧六四，大多稱之為不成熟的學運，有些人會歎息：學生成了民主運動的犧牲品，那麼在這個視民主於無物的時代，沒有人願意做民主犧牲品的時代，是不是所有人都會成為這種麻木的犧牲品？民主，真的只是窮人眼中，玻璃櫥窗裏的奢侈品；富人眼中，一文不值的裝飾品？
前車之覆，後車之鑒，逝者的犧牲讓我們深思，於我輩，民主是追求還是笑談？民主花朵是否至今仍只安於香曇一笑的命運？那麼是甚麽催熟了這朵民主的花苞，又是甚麽讓它過早凋謝，是生命的無常還是生活的無奈？在這一片神州上，真的要用鮮血才能澆灌出民主之花麼？ 薛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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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照片集——我們不會忘記
http://privateraysalon.blogspot.com/2010/06/blog-post.html
http://news.creaders.net/headline/newsViewer.php?nid=351411&id=815855&language=big5
http://www.aboluowang.com/news/data/2010/0606/article_101424.html
http://maaa-c.blogspot.com/2010/06/blog-post.html
http://www.lilith-ezine.com/articles/politics/Tiananmen-Square.html
投稿 - June 4 is not something we can let go and fo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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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時間表
《中國前路特刊》編委會：《中國前路特刊》（香
港 : 編者，1990）
「聞」說六四——中港新聞兩面觀
香港中央圖書館報紙收集處
鳴謝 受訪者：
李卓人先生何俊仁先生林煒誠先生林 輝先生胡翰棠小姐陳士齊先生陳琬琳小姐梁國雄先生張銳輝先生葉楚茵小姐劉銳紹先生蔡樂羚小姐謝鈞洛先生
投稿者：一名浸大學生二師兄祖纪妍陳中禧袁 墨梁倩彤趙志瀚劉小妹劉善茗蔡偉南KaseyWongSunny
特別鳴謝：
黃偉國博士
（以上排名按中文姓名 /筆名的筆劃及英文字母次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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