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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5日 星期六 www.xian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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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的神性 杨燕迪
《后来的我们》作者：刘若英英儿工作室出版：台海出版社2018年版
“我想，身为地球人的我，跟大家一样，有各式各样俗世的烦恼，一样感到困惑，会快乐开心，也会哀伤痛苦。但幸运的我，多了份能够唱歌、写书、演戏的机缘，我最想做的是透过不同的方式让大家看到我们每个人自己。听我的歌看我的电影，你会觉得那不是刘若英的歌、刘若英的电影，而是能让你在里面看到你自己。”演员刘若英如此说。
《后来的我们》收录的是刘若英担当导演之后，创作的18篇随笔，每一篇文章都累积了她的智慧和蜕变。这是一本写我们的书，也是一个关于后来的我们的故事。时隔多年，心境与之前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往刘若英的作品中，多数是对于生活对于孤独的随想。新书《后来的我们》中，刘若英用全新的视角，观察镜头下的每个人物形象。在她的笔下，既有对爱情最本真一面的一些见证与思考，也有对当下年轻人梦想孤独、焦虑等现象的关注。她说：“和当下很多年轻人一样，我们都在转变中蜕变，为梦想，也为心爱。后来的我们，才学会如何去爱”。
《小王子三部曲》作者：[法]圣·埃克苏佩里出版：文汇出版社2018年版
《小王子》被誉为“每个人不可不读的心灵之书”，短短两万字，却写尽了灵魂的纯真、赤诚与孤独。在《小王子三部曲》中，《小王子》只是终篇，两部前传《风沙星辰》《夜间飞行》都是作者亲身经历。《小王子》开篇“飞行员”在撒哈拉沙漠坠机的情节是作者亲历事件，1935年，他参加飞行大赛，结果在埃及坠机，被困沙漠，出现幻觉，直到第四天才获救。三年后，在美洲测试新航线时，再次坠机，全身骨折八处，在养伤期间，他创作出散文集《风沙星辰》，记述其冒险经历、旅行见闻和人生哲思。《夜间飞行》创作于1930年，当时圣·埃克苏佩里被派驻阿根廷，负责开拓南美航线。在那里，他和同伴们屡次与风暴搏斗、与死神擦肩，最终实现了人类夜间飞行的创举。正是在这项事业中，他发现“好像有某种价值是超出人命的”“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奢侈，那就是人与人的关系”。1944 年，《小王子》出版次年，圣·埃克苏佩里驾驶飞机在地中海上空消失，他离开地球的方式也和小王子一样。
历代开国之主，多子首推明太祖朱元璋。太祖早年孤寒，亲属仅一侄一甥，起事以后，多抚养子，计有二十余人；驰骋疆场，光复汉土，颇得其力。而太祖的亲子，亦有二十六人之多，夭折的只有两个；此在历代宫闱中，是个很优异的记录，主要是因为马皇后贤德过人，妃嫔宫人被宠有子的，无不厚待，视庶子如己出，所以多能抚养成人。
与此同时，明朝十六帝也是个个奇葩，洪武至崇祯，历朝都是气象万千。著名作家高阳披览明史，兴废得失，将明朝从头至尾皇帝一一道来。明朝的历史头绪纷繁，变幻莫测，
“剪不断，理还乱”。高阳是讲故事的高手，能够从容驾驭，忠实于历史原貌，考证渲染相得益彰，以每一位皇帝为中心，皇权制度、帝王心术 、王臣才子的权谋与沉浮，徐徐展开，畅快淋漓；后妃太监、王臣百吏、民情事态，娓娓道来细腻工整。将明朝十六帝的故事写得跌宕起伏，在一张一弛的叙述中，呈现风云激荡的明代大历史，在历史的尘埃里，发掘人物最本真的面目。
关于读书的一封信朋友：
中学课程很多，你自然没有许多时间去读课外书。但是你试抚心自问：你每天真抽不出一点钟或半点钟的功夫么？如果你每天能抽出半点钟，你每天至少可以读三四页，每月可以读一百页，到了一年也就可以读四五本书了。何况你在假期中每天断不会只能读三四页呢？你能否在课外读书，不是你有没有时间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
世间有许多人比你忙得多。许多人的学问都在忙中做成的。美国有一位文学家、科学家和革命家富兰克林，幼时在印刷局里做小工，他的书都是在做工时抽暇读的。不必远说，你应该还记得孙中山先生，难道你比那一位奔走革命席不暇暖的老人家还要忙些么？他生平无论忙到什么地步，没有一天不偷暇读几页书。你只要看他的《建国方略》和《孙文学说》，你便知道他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个学者。不读书而讲革命，不知道“光”的所在，只是窜头乱撞，终难成功。这个道理，孙先生懂得最清楚的，所以他的学说特别重“知”。
人类学问逐天进步不止，你不努力跟着跑，便落伍退后，这固不消说。尤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趣。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当嗜好，没有一种在闲暇时可以寄托你的心神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说不定要被恶习惯引诱。但是你如果在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你将来抵抗引诱的能力比别人定要大些。这种兴趣你现在不能寻出，将来永不会寻出的。凡人都越老越麻木，你现在已比不上三五岁的小孩子们那样好奇、那样兴味淋漓了。你长大一岁，你感觉兴味的锐敏力便须迟钝一分。达尔文在自传里曾经说过，他幼时颇好文学和音乐，壮时因为研究生物学，把文学和音乐都丢开了，到老来他再想拿诗歌来消遣，便寻不出趣味来了。兴味要在青年时设法培养，过了正当时节，便会萎谢。比方打网球，你在中学时欢喜打，你到老都欢喜打。假如你在中学时代错过机会，后来要发愿去学，比登天还要难十倍。养成读书习惯也
是这样。你也许说，你在学校里终日念讲义看课本不就是
读书吗？讲义课本着意在平均发展基本知识，固亦不可不读。但是你如果以为念讲义看课本，便尽读书之能事，就是大错特错。第一，学校功课门类虽多，而范围究极窄狭。你的天才也许与学校所有功课都不相近，自己在课外研究，去发现自己性之所近的学问。再比方你对于某种功课不感兴趣，这也许并非由于性不相近，只是规定课本不合你的口胃。你如果能自己在课外发现好书籍，你对于那种功课的兴趣也许就因而浓厚起来了。第二，念讲义看课本，免不掉若干拘束，想借此培养兴趣，颇是难事。比方有一本小说，平时自由拿来消遣，觉得多么有趣，一旦把它拿来当课本读，用预备考试的方法去读，便不免索然寡味了。兴趣要逍遥自在地不受拘束地发展，所以为培养读书兴趣起见，应该从读课外书入手。
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没有一读的价值。你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你须慎加选择。你自己自然不会选择，须去就教于批评家和专门学者。我不能告诉你必读的书，我能告诉你不必读的书。许多人曾抱定宗旨不读现代出版的新书。因为许多流行的新书只是迎合一时社会心理，实在毫无价值，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的书才有永久性，才值得读一遍两遍以至于无数遍。我不敢劝你完全不读新书，我却希望你特别注意这一点，因为现代青年颇有非新书不读的风气。别的事都可以学时髦，惟有读书做学问不能学时髦。我所指不必读的书，不是新书，是谈书的书，是值不得读第二遍的书。走进一个图书馆，你尽管看见千卷万卷的纸本子，其中真正能够称为“书”的恐怕难上十卷百卷。你应该读的只是这十卷百卷的书。在这些书中间，你不但可以得较真确的知识，而且可以于无形中吸收大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这些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其他像“文学大纲”“科学大纲”，实在都不能供你受用。你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
集，不如读一部《国风》或《古诗十九首》，你与其读千卷万卷谈希腊哲学的书籍，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
你也许要问我，像我们中学生究竟应该读些什么书呢？这个问题可是不易回答。本来这种征求的本意，求以一个人的标准做一切人的标准，好像我只喜欢吃面，你就不能吃米，完全是一种错误见解。各人的天资、兴趣、环境、职业不同，你怎么能定出万应灵丹似的十种书，供天下无量数青年读之都能感觉同样趣味，发生同样效力？
我为了写这封信给你，特地去调查了几个英国公共图书馆。他们的青年读物部最流行的书可以分为四类：（一）冒险小说和游记，（二）神话和寓言，（三）生物故事，（四）名人传记和爱国小说。中国学生们大半是少年老成，在中学时代就欢喜像煞有介事地谈一点学理。他们——你和我自然都在内——不仅欢喜谈谈文学，还要研究社会问题，甚至于哲学问题。这既是一种自然倾向，也就不能漠视，我个人的见解也不妨提起和你商量商量。十五六岁以后的教育宜注重发展理解，十五六岁以前的教育宜注重发展想象。所以初中的学生们宜多读想象的文字，高中的学生才应该读含有学理的文字。
关于读书方法。我不能多说，只有两点须在此约略提起。第一，凡值得读的书至少须读两遍。第一遍须快读，着眼在醒豁全篇大旨与特色。第二遍须慢读，须以批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第二，读过一本书，须笔记纲要和精彩的地方和你自己的意见。记笔记不特可以帮助你记忆，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细，刺激你思考。记着这两点，其他琐细方法便用不着说。各人天资习惯不同，你用哪种方法收效较大，我用哪种方法收效较大，不是一概论的。你自己终久会找出你自己的方法，别人决不能给你一个方单，使你可以“依法炮制”。
你的朋友摘自《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朱光潜/著，译林出版社
2018年版
◎朱光潜
中国最后一个皇族名儒毓老师，原名爱新觉罗·金成，光绪三十二年
（1906）旧历九月十日出生，2011年3月20日过世。乃清朝礼烈亲王代善之裔孙，父亲为礼惇公，母亲为钮祜禄氏（咸丰孝贞显皇后钮祜禄氏的外甥女），妻为钮祜禄氏（咸丰皇后的内孙女）。
毓老师源出礼亲王一脉。礼亲王代善（1583—1648），为清太祖努尔哈赤次子，战功彪炳，一片忠心，原有机会继承大统，却转向支持八弟皇太极即位，受封和硕礼亲王。礼亲王一脉，从清太宗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至清宣统皇帝逊位后三年（1914），共两百七十八年，历十代，传十五王，声势显赫，人才济济，宗族中绝无仅有，堪称“清代第一王”。
毓老师，因宣统皇帝赐名毓鋆之故，友朋、门生、晚辈多以“毓老”尊称之（自20岁起，人即以此称之）。毓老师初至台湾时，身份证姓名登录为“刘柱林”，系于“满洲国”期间，从事地下抗日活动，被日军搜捕，逃入刘柱林先生住处，刘先生一看神色，心知为抗日志士，二话不问，马上脱下一袭单薄蓝长袍，让老师乔装成一般百姓，同时递给他身份证，最后顺利躲过盘查与搜捕。毓老师以刘先生有再生之恩，故此后一直沿用刘先生之身份证，以纪念这段恩情。毓老师上课时曾说：“如果当时被日军捕获，发现满洲贵族反日，将会惹出极大事件。”毓老师为感念刘柱林救命之恩，终身不将身份证名字改回原名，并随身携带此件蓝色长袍。毓老师临终前四五年，即特别交代义子张景兴（以下简称张哥），成殓时必须将旧时蓝色长袍穿在身上。义子遵奉师言，入殓时为着旧时刘氏相赠蓝色长袍，一起火化，足见毓老师怀德念恩，终生不渝。
依据毓老师的美国学生魏斐德于1970年编录《无隐录—致敬刘毓鋆论文集》，序后有一整页毓老师的简单传记：
吾师姓爱新觉罗，名毓鋆，号安仁居士，清光绪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公之孙。幼承庭训，及长，师事太傅陈公宝琛、郑公孝胥、罗公振玉、王公国维、康公南海、梁公启超、叶公玉麟诸大师，攻经、史、子、集；英人教师庄士敦传西学。独学卅余年，以春秋公羊学之微言大义为用，以大易为归，贯彻群经，成《爱新氏八经微义》，并著《新清史》《受想行识集》及《无受想行识集》等稿。民国三十七年一月来台，隐于乡，以读书
自娱。褐衣布履，喜与村老游，知与不知，咸以老公公呼之而不名。先生善书画，有求必与。自1958年10月开始指导外国基金会留华学生博士论文，迄今已十有一年，共41位，其通过博士学位者20余人，均执教于各大学。
这篇传略透露几件重要讯息，一是毓老师的身世，二是师承，三是学问概略，四是著作，五是来台后生活，六是指导外国学生。
据毓老师义子张哥回忆，1968年，他就读高中，17岁，经人介绍拜入毓老师家中住读，从此陪侍毓老师四十余年。1971年，因缘成熟，毓老师就在成功新村住所，办起书院，为之取名“天德黉舍”，除了原有的外国学生之外，开始广招学生。书院之所以命名为
“ 天德黉舍”，取意“上天有好生之德”。先说“黉舍”，原是极古雅的词语，原意校舍，后借指学校，《宋书·臧焘、徐广、傅隆传》赞：“艺重当时，所居一旦成市，黉舍暂启，著录或至万人。”或《北史·儒林传》序：“衣儒者之服，挟先王之道，开黉舍，延学徒者，比肩。”毓老师开办“黉舍”与古意相吻合，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也提供学生住宿之处，当做校舍。取意“上天有好生之德”。1987年，毓老师将“天德黉舍”改名“奉元书院”，取意《易经·文言》：“元者，善之长也。”毓老师认为人必须止于一，止于至善，—止于一，就是正，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诸侯得一以为正。止于至善—就是止于元，元者，善之长。所以一是元之用，元是一之体。
奉元书院墙上还挂着“天德黉舍”旧课表，课表上写着周一至周六晚上七点至九点皆有课，周一上“四子书”，周二上“大易”，周三上“诗书礼”，周四上“大易”，周五上“春秋”，周六上“子书”（子书包含《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孙子》《管子》等先秦诸子，并涉及《资治通鉴》及《人物志》）。当时还有选课规定，必须先选修“四书”一年，然后才能选读其他课程。而进书院读书必须有人介绍，经同意后才可听讲，听讲后不久还必须写一篇自传，让毓老师看。
毓老师日后想办一所规模更大的“华夏学苑”，曾为作一苑训：“学由不迁怒不贰过臻圣王至德；苑育仁者相帝者师履一平要道。”上联指明学生为学之入门处及高远目标，亦暗指书院所传授之学为内圣外王功
夫；下联则指书院所要栽培的学生，是可以实践止于一止于至善的仁相帝师，暗指毓老师所传授的全是帝王之学。由此便可见毓老师办学之大气魄、大格局所在。因此毓老师亦尝撰数联语，如“以夏学奥质，寻拯世真文”，即是要以中国学问作为治世拯世的良方。
毓老师的字号与其一生志向相互呼应，后来亦与书院颇有关联。四十岁时自号“安仁居士”（仁者安仁），母亲希望他改为“慰苍”（慰抚苍生）；七十岁自号
“仁匃遁者”，八十岁时自号“明不息翁”，九十岁自号“奉元老人”，一百岁时自号“仁匃遁叟”。
七十岁自号“仁匃遁者”与一百岁自号“仁匃遁叟”，仅有一字之别，“匃”即是“丐”，求也；“遁”，隐居也。“仁匃”即“为仁而匃”，为天下人而匃，因此得智周万物，道济天下。毓老师一生谨守《易经·乾卦》初九，爻辞为“潜龙勿用”。孔子解释为：“龙德而隐者，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而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毓老师大隐隐于市，讲学论道，六十年坚守，正是潜龙之德。—此即遁世而无闷之“仁匃遁叟”。
八十岁自号“明不息翁”，典出《易经》明夷卦六四“箕子之明夷，利贞”，《象传》解释为“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明夷”就是火（明）入地中，象征世局昏暗，贤者不能用，宜坚贞自守。箕子，是商朝宗室，官太师，封于箕，曾劝谏纣王（箕子之侄子），不听，反将他囚禁。以箕子为例，说明君子之灵明仁德似火而不曾停息，而天地之光明也只会遭掩盖一时，终究重照人间。毓老师即以灵明仁德似火不息，自居自励。
九十岁自号“奉元老人”，则和书院“天德黉舍”改名“奉元书院”同一意思，要奉“元”（善之长，止于至善）也。
奉元书院，一直正式开课至2008年，毓老师以103岁高龄犹登坛讲授，在台讲学长达六十余年，这一则惊人传奇，前无所闻，恐怕亦后无来者了。
这是毓老师一生坚贞的生命力使然，也是中国学术的生命力使然，毓老师用坚贞的生命力展现中国学术的博大宽广与厚实深潜，中国学术则以经典滋润了毓老师，写下一则现代大师与书院的传奇。
摘自《隐者显赫：中国最后一个皇族名儒》，张辉诚/著，中国画报出版社2018年版
《明朝的皇帝》作者：高阳出版：中国画报出版社2018年版
如果老巴赫生前得知，在他辞世二百五十年之后的2000年，无数乐迷和音乐家都在以各种方式纪念自己的忌辰，世界各地几乎每日都鸣响着他的作品，他一定大吃一惊。可以推想巴赫吃惊的原因。在当时的巴洛克德国，俗世凡人（尽管巴赫是优秀的音乐家，出自人才辈出的传统乐人家族）的不朽居然能够跨越如此巨大的时空，那自然是天方夜谭，前所未闻。不朽只属于无形的上帝，凡俗之人祈望不朽的唯一通道是皈依基督之途。巴赫内心并非没有骄傲——他自认已经发扬光大了祖传的乐声之艺，但在巴赫眼中，这乐艺绝不是获取声望和赢得不朽的通行证，虽不能说仅仅是谋求职位和养家糊口的手艺，但他从没有想到过自己会通过音乐，世代为后人传颂和崇仰。一个音乐家在身后得到世人无边无际的顶礼膜拜，这种想法在巴赫以及他的同代人看来，不啻是对上帝威权的僭越。
因此，生发出一个问题：巴赫在世时是否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几乎无法作答。因为这种发问本身是
“后贝多芬”式的——音乐家获得这种明确的“出人头地”的自我意识，其实是在贝多芬出现之后。前此，音乐家属于“手艺人”行列，社会地位基本与仆役相当，说不上“高雅”，更遑谈“永垂不朽”！即便有些声名，也基本上来自实际的“操作”能力——在巴赫，这意味着他的管风琴演奏传奇和熟练的对位专家名望。至于巴赫笔下的音乐，在当时人看来，那都是些为特定场合定制的实用作品，不论是为教堂礼拜作陪衬的众赞歌前奏曲，还是为宫廷晚宴作消遣的协奏曲。仅此而已。每当巴赫指导儿子们用自己亲笔抄誊的《平均律键盘曲集》训练手指和头脑时，他们都不可能意识到这些小曲将被后人誉为“钢琴家的《旧约全书》”。在莱比锡的托马斯学校中，巴赫手不停笔地快速谱写供教会圣日使用的祭礼康塔塔，一套又一套（已知共五套）。这些现今都被视为珍品的杰作，当时由嗓音欠佳的唱诗班和配置不齐的小乐
队在教堂为会众演出，礼拜就在乐声中进行。礼拜完毕，康塔塔的谱纸也就随之被乱塞在抽屉里。没有谁会想到把这些谱纸作为文化遗产珍藏起来。结果，巴赫康塔塔总数的约三分之一永远散失。
从当下这个远程视角遥望巴赫，他的这种人生态度和音乐理念越发显得像个谜。古典时期的“普遍人性”，浪漫派的“自我扩张”，现代思潮的“标新立异”以及“后现代”的“多元共存”——所有这一切，离巴赫的世界何其遥远！1750年巴赫去世似乎是一条巨大的分割线，将巴赫的音乐意识与近世—现代的音乐观念横刀两断。在乐史中，通常将这一断裂称为从“复调思维”向“主调思维”的转变；在断代的划分上，是所谓“巴洛克时期”向“古典时期”的转折。巴赫代表着过去（巴赫晚年时已被当时的“进步派”视为“迂腐”和“保守”的代表，尽管最近有些学者也在他的音乐中发现了“进步的因素”），新的音乐风格和发展方向不是源自巴赫，而是来自他的儿子们和
“返璞归真”的启蒙大旗。但是，巴赫与后世之间的断裂，可能远比织体样
式的不同和风格体系的嬗变这些具体的音乐课题具有更深刻的象征意味。巴赫对自我成就的“无意识性”，与现今对艺术家个人的无限尊崇，凸现出两种心态意识的戏剧性对照。一方是对待艺术的“前现代”态度——更多具有“工匠”的色彩，承认艺术的实用价值，认定艺术是遵循传统的劳作和奉献；另一方则是更具“现代感”的艺术—美学观——“为艺术而艺术”，注重灵感与表现，突出艺术家的个人创造力，艺术作品从而成为艺术家个人性格和个人经历的表白记录。换言之，在“前现代”的巴赫眼中，音乐具有自足的“身份约定”，它满足于“安分守己”，从未企望僭越所给定的功能而成为更高层面的存在。而在现代意识中，音乐家—作曲家成为神的代言人。如贝多芬所言，“音乐是比哲学更高的启示”。众所周知，叔本华甚至将音乐与世界的本源（意志）视为同一。
然而，貌似悖谬的是，平静而谦卑的巴赫，毫无个人野心的巴赫，在后世眼中，终于成为神性（以及上帝、绝对、永恒、至道、理想等等，随便用什么词汇）在音乐中最纯粹的代表。这个悖论是巴赫现象留给后人最值得沉思和玩味的课题之一。自莫扎特以降，每一代音乐家遭遇巴赫，都会有程度不同的震动和醒悟，因为他们在巴赫无可挑剔、尽善尽美的作品面前，都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残缺，正如所有凡人在“神”面前的感受。莫扎特依照《平均律》对巴赫风格的仿作，贝多芬晚期的赋格试验，肖邦神出鬼没的线条编织，门德尔松刻意求工的巴洛克风格风琴曲，舒曼出于理智但违背天性的失败模仿，勃拉姆斯全面而深邃的复调思维，马勒后期风格中更为干净、独立的声部交织，理查·施特劳斯华丽而繁复的乐队复调，勋伯格对巴赫深刻影响的公开承认，所谓“新古典主义”背后巴赫幽灵般地不断闪现，直到当前的作曲巨匠如施尼特凯对巴赫的“回想”和古拜杜丽娜的巴赫情结……令人惊奇的是，几乎可以将自巴赫去世至今的乐史写成一部“巴赫身后影响”的连续剧。毫不夸张地说，就对一门艺术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而言，无人可与巴赫相比，不论音乐家，还是其他文艺家。
于是，出现了另一个悖谬：巴赫的时代和他的音乐意识已经永远离去，但他的影响和启示却持续存在，直至今日。他对后世音乐的所有影响因而都可被看作是后人的一种努力和一种渴望——对“伊甸园”的向往。但是，这种向往的潜在含意是，在音乐中，人类的“乐园”——巴赫音乐所体现出的个人与神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平衡、表现与抽象的融汇、创造与继承的共处，乃至主调与复调、和声与对位、节奏与旋律、作曲与演释、整体结构与细节完美、应景实用与永恒创意的合二为一——已经永远失去，无法复归。
摘自《遗憾的聆听》（增订版），杨燕迪/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8年版
◎张辉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