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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版 牛怡墨 校对 周凯2020年4月26日 星期日 www.xiancn.com 文化纵横

唐长安的劳动者□陈保琳

红杏出墙

大唐长安的繁华兴盛，不仅因为朝廷的大政施策和官员们的勤奋理政，更有许多普通劳动者在为这个世界级大都市“添砖加瓦”。对此，文学家、诗人们自然不会等闲视之，他们用一支支妙笔，记载了许多普通劳动者的风采。

韩愈记载的睿智瓦匠

《圬者王承福传》是唐代大诗人、文学家韩愈为一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写的一篇传记，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在长安揽活的泥瓦匠的精神风貌。

那时，泥瓦匠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生活在社会底层，也许是与泥水打交道吧，这群人被人们称为“圬者”，就是干脏活的人，可见其社会地位的卑微。

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离开徐州节度推官的位置回到长安，准备第四次参加吏部考试。为了更好地研读复习，韩愈找了个住处，把自己“宅”了起来。正是此时，韩愈遇到了王承福。通过与他的聊天，韩愈发现了王承福的许多独特观点，“听其言，约而尽”，韩愈决定为其作传。

王承福本是农民，因为安史之乱成了一名驰骋战场的士兵，屡立战功，朝廷要封赏他为官，他却没有接受。他认为自己能力有限，应该“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于是便在长安当了一名泥瓦匠。

韩愈了解到，王承福干了三十多年的泥瓦匠，却一直没有自己的房子，而是寄居在别人家里，按时交房租和生活费。有了剩余的钱，他就送给更困难的人。对于王承福的想法和做法，韩愈很不解，王承福告诉他：“多年来，我一把抹板走过无数的富贵之家，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世间多变，沧海桑田。当年的豪宅有的已经破败不堪了。我向他们的邻居打听得知，有的是，主人犯了死罪，已死了几年了；有的是，老主人已经去世了，他的子孙不务正业，没能守住祖宗留下的家产；还有的是，人死后，财产都充公了。幸福来得慢，灾难也来得慢，比如清贫人家；幸福来得快，灾难也来得快，比如王侯门第。我虽清贫，几十年了，我没失过眠，没得过病，没有过忧虑，看到身边人那么多的烦恼和灾祸，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韩愈记载的是一个泥瓦匠的朴实想法，其中也透着他的思考和智慧。从另一个侧面，也让人们看到了当时长安广厦千万间，离不开王承福他们的劳作，正因为有了千千万万个王承福，人们才能安居乐业。

柳宗元笔下的木匠

韩愈的朋友，也是唐代著名诗人、文学家的柳宗元在《梓人传》中，记载了一个木匠，同样是一位普通的劳动者，他的身上透着劳动者的睿智。

柳宗元文章记载的是：他有一个好朋友叫裴封叔，在长安光德里有一处宅子。一天，有一个木匠想要租他的房子，木匠随身携带了量尺、圆规、曲尺、墨线和墨斗等木工用具，裴封叔就问他有啥技能，木匠回答道：“我善于计算建筑材料。看房屋建筑的规模，考虑怎样用料才适合高低、深浅、方圆和长短的需要，然后我就指挥工匠们具体劳作。若是没有我，工匠们就无法建成一座房屋。”

后来，京兆尹要修建衙门，门口来了很多建筑工人，他们大多都带着斧头和刀锯，而被工人们簇拥在中间的正是那个木匠。之后，木匠拿着度量的工具，估量房屋的规格，挑选可用的木头，然后开始指挥大家干活。这些工人都听他的话，木匠怎么说他们便怎么做，即使有人因为做不好而挨了木匠的骂，也不怨恨。房屋建好之后，正梁上的题字，却是这个木匠的姓名。对此，柳宗元感慨万千，他觉得，一个愿意放弃自己的手艺、成为用脑子干活的人，便是有智慧的人。他成为木工们的领袖也就不足为怪了。这难道不值得辅佐帝王、治理国家的人学习吗？

这篇文章记载的是一位善于动脑的木匠。在长安，这样的木匠何止一人？他们设计房屋，包括装修房屋，甚至能够调动许多工人来建造广厦，他们同样为长安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唐长安手艺高超的厨师

“民以食为天”，大诗人白居易也曾亲自制作美食，享受劳动的快乐。他在《寄胡饼与杨万州》

中说：“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从中不但可以领略胡麻饼的模样与特色，还可以知道，白居易学着做了些胡麻饼，寄给自己的朋友杨万州。当时胡麻饼是长安的著名美食，没有相当技艺是做不出来的。

唐长安有个著名的厨师叫膳祖，后来被称为中国古代十大名厨之一。她是宰相段文昌的家厨，其烹调技艺十分精湛。经过多年的潜心苦练，她对原料选择、滋味调配，以及火候把控，无不得心应手，具有独特厨艺。她烹制的名食菜肴，后来大都记载到了段文昌之子段成式编著的《酉阳杂俎》中，而得以流传后世。

正是因为有了一些像膳祖这样的厨师，当时长安的餐饮水平得以大大地发展和提高，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和韦巨源《食谱·烧尾食单》中均记载了烧尾宴，这是当时长安餐饮的典型代表。唐代士子登科、荣进及迁除，好友同僚前来祝贺，必须宴请大家，而款待的盛宴置酒馔、音乐，谓之烧尾宴。

宋陶谷在其《清异录》中记载了韦巨源在拜尚书左仆射后，以烧尾宴宴请唐中宗时留下的一份

食单，使人们得以窥见这次盛筵的概貌。食单中的饭食、点心多达二十余种。主要有：单笼金乳酥（蒸制酥点）、曼陀样夹饼（炉烤饼）、巨胜奴（酥蜜馓子）、贵妃红（加味红酥）、婆罗门轻高面（笼蒸面）、御黄王母饭（多味盖浇饭）、七返膏（七卷回花糕点）、金铃炙（酥油饼）、生进鸭花汤饼（鸭杂臊子面）、玉露圆（凋酥）、水晶龙凤糕（枣馅蒸糕）、双拌方破饼（花角饼）、赐绯含香粽子（蜜淋粽子）、八方寒食饼（木模制饼）等。这充分说明，唐代厨师在主食的制作上，工艺水平有了较大提高，面点花色品种增多、风味独特，在我国面点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作为普通劳动者，这些厨师为长安的发展繁荣付出了汗水、做出了贡献。

王建吟咏的技高艺人

唐代诗人王建有《寻橦歌》一诗，其中写道：“人间百戏皆可学，寻橦不比诸馀乐。重梳短髻下金钿，红帽青巾各一边。身轻足捷胜男子，绕竿四面争先缘。习多倚附欹竿滑，上下蹁跹皆著袜。翻身垂颈欲落地，却住把腰初似歇。大竿百夫擎不起，袅袅半在青云里。纤腰女儿不动容，戴行直舞一曲终。”诗中记载的是表演顶竿的惊心动魄场面。顶竿，又称戴竿、都卢寻橦等，是当时百艺杂技之一。由一名艺人顶一根长竿，然后另一艺人或多名艺人沿竿爬上，在竿上进行各种惊险的表演，而顶竿人则要始终保持长竿的平衡。这种空中技艺，在盛唐已达到顶峰，在技巧和表演方法上都有新发展。

那时的长安，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戴竿艺人。唐德宗时，有一个叫王大娘（三原人）的戴竿艺人，能首戴十八人而行；唐敬宗时一个叫刘交（幽州人）的艺人，戴竿高七十尺，他十二岁的女儿爬到竿顶，然后站在一个托盘里，毫无惧色，技艺十分了得！唐敬宗时一女子名叫石火胡，其戴竿技艺更是高超。石火胡出生在幽州一个贫民家庭，为了生存，她苦学当时最为流行的戴竿。功夫不负有心人，渐渐地，其技艺非同一般。神童宰相刘晏在京城长安观看了石火胡的表演后，写诗赞道：“楼前百戏竞争新，惟有长竿妙入神。”

唐苏鹗在《杜阳杂编》中记载了石火胡到京城给皇帝表演的经过：“上（敬宗）降日，大张音乐，集天下百戏于殿前。有伎女石火胡，挈养女五人，才八九岁，于百尺高竿上，张弓弦五条，命五女各居一条上。衣五色衣，执戟持戈，舞破阵曲，俯仰来去，越节如飞观者目眩心怯。火胡立于十重朱画床子上，令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持五彩小帜，床子大者始一尺余，俄而手足齐举，为之踏浑脱。歌乎抑扬，若履平地。上赐甚厚”，这段记载让人看了真是惊心动魄！即使今天来看，也是十分了得的技艺；同时让人感受到了她们在艺术上的开拓和创新。

可以说，正是有了各行各业、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的奋斗和付出，才有了大唐长安的辉煌和繁荣。

毛锜逝世，网上发起一波悼念潮！网上悼念，这也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丧葬礼仪的新变化，而不像此前，在单位和家中设灵堂，朋友同事相约抬着花圈上门悼念。记得路遥逝世后，花圈从陕西省作协后院家里，一直摆到前院会议室大门口；陈忠实的葬礼在西安市殡仪馆举行，人山人海。

毛锜退休以后，很快就住到了外边，大概住的是其夫人单位的房子。而如我之辈的朋友，此时已住进了西郊或未央立交桥附近的省政府公寓，往常在省作协前后家属院朝夕相见的同事朋友，平常已难得一见。省人社厅每年组织的专家体检时，我见过几次由子女陪同而来的毛兄，互相问好，倍感亲切。

我是从省作协的网友群上知道他无疾而逝的消息的，享年八十八，正是古人所期望的米寿，可谓难得的寿终正寝。我即刻在上面发表了沉痛悼念的博文，随后就收到了他的儿子毛军的感谢电话，才知道他走得是那样从容、安详。自从夫人两年前逝世以后，他就很少像以前那样对子女及孙辈说古道今、引经据典地教育及训诫了，多数时间在书房读书、写作。所谓的沉默寡言，我猜想他是难以从丧妻之痛中走出来。那天他同儿孙辈吃完晚饭之后，就一如往常走进书房中，并让端来一杯水，对着水杯，他安详地坐着，好像要构思一篇诗稿，家人也习惯性地安静下来，各人干各人的事。过了一会儿，儿子毛军进来问换水不，却发现他虽端坐如常，却已停止了呼吸。

毛军的电话，让我想起了毛兄与我亦师亦友、浓若兄弟、近若友邻的交往。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还在大学时代我就知道了青年诗人、陕西日报记者毛锜的大名。长期在村中担任大队长的妻兄裴宏智自从知道我是在省作协工作就常问我，你知道毛锜吗？我问他怎么知道这个人，他说毛锜记者常来兴平，还多次到他村采访，每次都安排在他家吃饭，一点架子都没有，人很好。是时，毛锜还在陕报工作，在报社和省作协合开的文学艺术座谈会上，常常听到他的发言，爱憎分明、直言快语，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文革”后期，他就调进省作协，当了名专业作家，并以《李凤兰》等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声名远扬。他

喜欢下象棋，记忆中他常与陈忠实在高桂滋公馆老房子的屋檐下下棋，落子不悔，一派君子棋风，偶然两人还会低声争执。那时候，作协常开各种干部会议，记得在一次党组扩大会上，他在发言中批评主持会议的人丧失原则，说：“你不是牛摇尾巴，而是让尾巴摇牛！”他的逆耳之言，让我钦佩不已！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写作并在影响很大的全国性报刊上发表的长篇抒情诗《司马祠漫想》，对太史公司马迁的人格风骨予以深情赞美，并理所当然地获得了中国作协颁发的年度优秀诗歌奖。正是因为这些报告文学及诗歌的影响，中国作协通过省委组织部和宣传部，曾想调他进京任职。

毛锜是一个无私无畏、心地宽阔、与人为善的至诚君子。记得有一年，我年过七旬的老父亲从老家来找我，在劳动路下了长途汽车，叫了一辆三轮车来建国路，说好到了车钱由我付。老父亲在作协大门口恰巧遇见了老毛，他就直接替我付了十多元钱。父亲并不认识老毛，等我知道要还他钱，他一下子恼了，说：“你父亲就是我父

亲，你硬给我钱，啥意思！”因为年龄的关系，我与他虽然同为咸阳乡党，但平时并无银钱的交往，他的这句话，让我感动不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平时不苟言笑的毛兄，如此情怀与境界，让我不禁热泪盈眶。

毛锜有二子二女，记得大儿子当时在日本进修，小儿子毛军还小。刚搬进作协时他住在前院的家属楼，与作协一墙之隔，我经常看见只有十来岁的毛军在墙上爬上爬下，行走如飞，十分调皮。毛锜看见了，只是叫他下来，却从无严厉的呵斥。只几年毛军就长大了，后来结了婚，生了子，在作协后院的家属区，他是最早有车的人，一辆广州标致停在锅炉房旁，听说他当上了老板。在玄风桥的巷子，每天上班时间，我都会碰见牵着儿子匆忙上班的毛军和他长得端庄清秀的媳妇。我有一个农村女亲戚，一次提着一个纸箱，里面塞满了挂面，足有二三十斤，捎话让我到大差市去接，我不好意思让还提着一个大包的老妇受累，就自己勉强提着，走几步歇一阵。突然遇见毛军的媳妇，我心想同她抬着走吧，但毛军媳妇却一把提上，端直走进金家巷，不让我搭手。

新世纪初，我搬进位于西郊的省政府小区，但心里常想起毛锜和他可亲可爱的子女！直到省文联副主席王勇超掏钱为毛兄过七十岁生日，我又一次见到了毛兄和他的儿女，见到了毛军媳妇和她牵着手过玄风桥的儿子，好像才几天他竟然成了一位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大学生。听我说起这些往事，毛军媳妇只是淡淡一笑，并没有提到当年她的英武和豪气。只是毛锜兄搭话，说这是他们晚辈应该做的。

转眼间我也奔八十了，但在内心，却时时想着这一家人。忠孝济世长，德行传家久。谨以此文纪念毛锜先生，并祝他的子孙后代平安幸福。

春暖花开，在公园的一堵墙边，一位年轻家长指着几枝开出墙外的杏花，在给一个孩童讲解《游园不值》，这位家长说，“诗人万料不到，这首小诗竟造就了一个成语：‘红杏出墙’！后人多用此来形容春色正浓，情趣盎然。”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宋代叶绍翁的这首诗，确是一首让人赞不绝口的好诗！诗人在云淡风轻、阳光明媚的时节，来到一座小小花园的门前，想看看园里的花木。他轻轻地敲了几下柴门，没有反响；又敲了几下，还是没人应声。诗人猜想，大概是主人怕园里的满地青苔被人践踏，所以闭门谢客。正当诗人无可奈何、准备离去时，忽见一枝盛开的红杏花从墙上探出头来。于是，便吟出了这首诗。诗人从一枝盛开的杏花，领略到满园热闹的春色，感受到满天绚丽的春光。春色在这么一“关”一“出”之间，冲破围墙，溢出园外，显示出一种蓬蓬勃勃、关锁不住的生命力度。后人更赋予这两句诗以生活的哲理：新生事物一定会冲破重重束缚，脱颖而出，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正如明代无名氏《四贤记·训读》所记：“若得他成人立业，庶不负笔舌辛勤，好似红杏出墙桃傍水。”

在古诗词中，“杏花”一直是春色的代名词，有意思的是，在诗人笔下，娇媚的“杏花”多与“墙”相连。如：唐代温庭筠《杏花》“杳杳艳歌春日午，出墙何处隔朱门”；吴融《途中见杏花》“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元好问《杏花杂诗》“杏花墙外一枝横，半面宫妆出晓晴”；宋代陆游《马上作》“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张良臣《偶题》“一段好春藏不住，粉墙斜露杏花梢”……何以如此？这或许是其中有隐喻的涵义。墙边种植的花木，不见得只是杏树，像玉兰、迎春、粉桃之类的“出墙来”，也未必不可。可偏偏“红杏”被诗人选为了“出墙”之花，这也让古人展开了他们的联想：墙是禁锢春色的象征，而红杏则成了怀春、追求情爱的女子。因此，后人便用“红杏出墙”来比喻已婚女子耐不住寂寞，而有婚外恋情。

（梁文俊）

德行永在——悼念毛锜先生□李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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