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期打击贪污腐败你我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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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8日-2015年4月24日

每逢周六出版PP17868/09/2013 (03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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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5期大马华人周刊

CHINESE WEEKLY

逮捕媒体人失新闻自由？网络评价须配合国情

李光耀用个人意志改造新加坡精

彩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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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缅甸对中国的战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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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皇历不能翻”，过去缅甸被美国围堵，与中国有共同敌人，中国要和缅甸搞好关系不难，但是现在美国已想尽办法拉拢缅甸，缅甸会被美国贴身影响，而且经贸与外交不再被封锁，处此形势下，中缅关系的考量应全盘重新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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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

去除贪污阻碍经济发展的

打击贪污腐败

你我有责即使贪污与国民人均所得及经济成长没有联系，但是它却

会影响到人民对政府信任度。而从这角度引申的更加重要的问题是：信任度也是建立在印象上的，如果民众对贪污腐败的政府，还是有很高的信任度，就表示民众对贪污还有很高的容忍度。真实贪污的情况严不严重，不是他们所关心的。

大马华人周刊2015年4月18日星期六 Chinese 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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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有责

专题

新加坡的开国总理李光耀逝世，其在世的功过可

以盖棺定论。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对李光耀的评价，是毁誉参半。李光耀执政时，关闭华校（包括民办的南洋大学）、破坏民主、残暴对待政治对手和异议分子等，受到不少华裔的批判。

与此同时，李光耀统治的新加坡，因为曾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后来马新分家。过去半个世纪，新加坡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成先进国家。多年来，不少马来西亚华人，把新加坡的成功，与马来西亚相对不成功，当作比较。

对这些人而言，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即使资源缺乏，但是因为政府清廉、讲求绩效，有了今天的成就。这简单的“因果论”—也就是认为新加坡政府清廉、讲效率，才有今天的成就。他们认为，以马来西亚丰富的资源，马来西亚的政府如果学习李光耀的管理方式，表现一定比现在好。也就是如果没有贪污与朋党，马来西亚会更强更富有。

决定国家成就的因素复杂

很不幸的，大马国民经常用此极度简单化的比较，来贬低自己的国家。客观来看，决定一个国家在物质上的成就—新加坡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的因素，是复杂的。

这么说，并不是为贪污辩护。毫无疑问的，贪污会对经济及社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例如贪污增加经商的成本、影响收入的再分配、减少创业的回报、加剧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减低社会的信任程度等等。

有的甚至说，如果没有贪污，我国早就成为高收入国家了。表面上看来，把马来西亚的物质成就比不上新加坡归咎于贪污（也因为贪污，间接造成了自然资源无法得到有效的利用）。表面上来看，这非常有说服力，可是实际上并非那么简单、直截了当，也不符合事实。

首先从自然资源=财富或繁荣这

个角度来看。在经济学里，特别是发展经济学里，自然资源是个“诅咒”多于恩赐。也就是说，富饶的自然资源表面上让我国“赢在起跑点”上，实际上却是缺陷。日本、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等，都是资源匮乏的地区，但是却是亚洲经济发展的第一批模范。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长远而言，依赖诸如石油、天然气、油棕、树胶等自然资源，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利。换句话说，专注于开发这些资产，会破坏长远的成长及繁荣，因为自然资源本身并不能产生成长及繁荣。

即使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还是经常听到这样的看法：你看，马来西亚有这么丰富的自然资源，收入竟然比不上什么自然资源都没有的新加坡或者韩国或者台湾。这一定是贪污与朋党造成的，没有其他原因了！

经济发展不能长期依赖自然资源

可是，我们如果对我国经济发展历史有一定有了解的话，一定有听过“我国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向制造国，再向工业化过渡”的描述。用比较学术的语言来说，这是“经济里的结构性变化”，具体的说法是：经济从主要依赖农业或者矿业为基础，转向以工业为基础。

换句话说，国内拥有大量的石油、锡矿、稀土矿、木材业、橡胶、棕油等不会带来发展，同时也不是发展的必要因素。唯有通过为这些原产品加工，成为人们认为有价值并愿意购买的东西，才会有经济成长。投资农业、种植业、采矿业的目的，并不是生产及售卖更多这些东西，而是有效的把劳力从低附加价值提升到高附加价值。再来，提高农业、种植业及矿业的生产力的目的，其实不是只在于增加食物及原产品的数量，而是在减少劳力的同时，提高生产，从而提高利润。

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原产品的

价格波动往往是相当厉害的，那些长期依靠原产品的国家，同时也没有什么发展可言。例如，盛产石油的中东国家，就面对自然资源的诅咒，无法发展经济。总之，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国家，倾向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理解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新加坡，必需专注于能够提升生产力的制造业、加工业及服务业。而要朝这几个方向发展，就不得不依靠其他国家提供必要的原料、技术与人才。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半岛一衣带水，隔开马新两地的柔佛海峡（地不佬海峡）的宽度不到两公里，马来西亚成为新加坡的腹地，多年来提供源源不绝的资源—当然包括有一定素质的人力资源及水源。

目前，大概有40万马来西亚人在新加坡居住或工作，其中有不少人是从事低附加价值的工作。

众所周知，新加坡也长期依赖马来西亚提供生水，才有可能大事发展。过去几十年，新加坡每日从马来西亚输进2亿500万加仑（每一加仑等于3.78541178公升，就等于约9亿4635万公升）生水，每1000加仑（约3785公升）3仙。在对这些生水处理后，售回马来西亚，每1000加仑50仙，每日5百万加仑。预料新加坡会通过收集雨水、化海水为淡水等，以在2061年达到水源自给自足。

地理位置对新加坡的成就很重要

另外，我们也不可忽略的一点：没有良好的地理位置，新加坡能不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值得怀疑的。这情况就类似香港的情况：没有中国大陆这腹地，香港英殖民政府要如何把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大都会?

假设新加坡与马来半岛的距离是50公里，而不是两公里，新加坡就没有了地缘优势，那么李光耀纵使有通天本领，也只能成为独裁但经济无所变现的总理。

迷思

去除贪污阻碍经济发展的

打击贪污腐败

你我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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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经验不能反映实际贪污情况

这有几个可能的解释。

其一，是贪污印象指数的数据组因为主要是对某个国家的商人对贪污的经验的调查，不能反映实际的贪污情况。也就是他们的看法与实际情况有落差或者是贪污贿赂的情形，并没有阻碍他们经商。

其二，所使用的数据组数量有别，一些得分少的国家，所根据的数据组可以低至两三个，而得分高的的国家所根据的数据组可高达九个。如此一来，贪污印象指数就变成了不精确，也不那么可靠。

其三，顾名思义，贪污印象指调查的是“印象”，因此国际透明组织是对调查对象在贪污课题的印象，不是反映贪污事件。另外，如果有更多的贪污事件被揭发（即使有关事件不是现在才发生的）的话，那人们对贪污就会有更加普遍的负面印象。

其四，贪污导致经济上造成损失，只在某个层面是对的。例如，在个人经济方面。但从整体的经济来看，并不正确。例如，贪污贿赂的钱如果在本国市场上流通，而不是放到瑞士银行户头或者到外国购买豪华产业的话，就是财富与收入的转移，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人均所得不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以上的分析，并不是为贪污这个现象辩护。因为即使贪污与国民人均所得及经济成长没有联系，但是它却会影响到人民对政府信任度。而从这角度引申的更加重要的问题是：信任度也是建立在印象上的，如果民众对贪污腐败的政府，还是有很高的信任度，就表示民众对贪污还有很高的容忍度。真实贪污的情况严不严重，不是他们所关心的。

贪污情况不是近几年才“变本加厉”我们都知道，我国贪污的情况，也不是最近这几年才“变本加

厉”。民众，尤其是华人，为什么会认为我国贪污腐败的情况，最近几年才”特别严重”呢？这当然与客观环境有关。

例如，阿都拉在2003年，以“清廉先生”的形象，接过敦马哈迪的棒子。在他执政期间，的确也大大开放了言论空间，让反对党及替代媒体（主要是网络媒体）有更大的发言空间，人们更有胆量对以前不大敢谈的课题，例如宗教、种族、马来统治者、政府贪污滥权等等，表达看法。到了2008年全国大选的“政治海啸”过后，实际的言论自由空间就更大了。

纳吉在2009年接任首相后，就宣布要废除几项“恶法”。其结果是，内安法令废除，废除出版及印刷法令的一些关键的限制、修改集会自由法令，网络媒体也蓬勃发展。这与马哈迪执政时期，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也因为网络媒体的蓬勃发展，以前是“敏感”的课题，几乎都没有限制了。

但是，对这些新得到的自由，有部分人还认为不够，因此继续挑战法律底线。所谓的物极必反，在某些人挑战法律甚至是“传统”之时，某部分民众认为这些行为太过分，也站出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可是，对这些人的意见，认为本身开明这就为他们套上“极端”、“落伍”的帽子，而完全不提这些人其实同样享有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

第二个问题：贪污真的影响经济及社会发展吗？不少人认为的确是如此，认为只要减少甚至铲除贪污，一国人民的收入就会提高，经济也可以有更好的发展。可是，从数据来看，并非如此。

以国际透明组织自1995年发表的“贪污印象指数”与我国的人均收入与经济成长来比较，会发现贪污（或者贪污印象）与经济发展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在过去约20年，马来西亚在贪污指数所得的分数，皆在5.0上下（指数分数越低，现实贪污情况严重，分数越高，表示清廉度越高）。

从（表一）我们可以看到，贪污印象指数与我国人均收入的关系，是负面关系。换句话，如果我们要增加收入，就得提高贪污印象指数。这是违反直觉的，但的确说明贪污印象指数，与人均所得并没有直接关系。这其中还有其他因素。

贪污印象指数与人均所得无关

新加坡在贪污印象指数，向来是得分非常高的（也就是高清廉度）。可是，贪污印象指数与人均所得，也同样是负面的关系（见表二），也就是高清廉度与更高的人均所得没有直接关系。例如，在2012年及2013年，新加坡的印象指数比过去十多年的得分还低，但是人均所得却是历年来最高的。

再与贪污印象指数与经济成长来看（见表三），其趋势呈水平线，接近零。这意味着贪污印象指数的高低，与经济成长是没有可看到的关系。为什么会如此？

表一：马来西亚贪污印象指数与人均所得

来源：国际透明组织及世界经济展望

表二：新加坡贪污印象指数与人均所得


表三：马来西亚贪污印象指数与经济成长率


从一个角度看，民众对贪污腐败越来越无法容忍，无疑是件好事。可是，对贪污腐败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轻蔑，而是党派的偏见，那么即使政府有心要打击贪污腐败，也难起得好的效果。

一句话，打击贪污腐败，人人有责。对政府肃贪的行动，也应该给予关注与配合，而不是只停留在没有事实根据的迷思，也就是天然资源是上天的恩赐以及贪污阻碍人均所得及经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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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目天下

缅甸对中国的战略价值

自从奥巴马下定决心要打破美

缅敌对关系的僵局以来，果不其然，不到三年期间，缅甸正迅速出现对美战略解冻，甚至还向美作出战略倾斜。不幸的是在此同时，中缅关系却出现倒退的现象，原有已达成中缅协议要开发的重大合作发展项目被缅单方面叫停，水力发电站与油管项目都被影响。近日更出现缅军大规模军事行动镇压“果敢”地区的乱事，军方把六万多难民赶出境外走去云南边区避难，甚至还将流弹射向中国境内，空军也投弹到中国领土炸死炸伤好几十人。

这事发生时，正好人大与政协两会在北京召开，消息显然震动中外，在李克强总理会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被问到这炸弹事件，李总理坦言中国政府正为此事进行交涉，並要缅政府彻查这事，並向中国交待与赔偿。

同时也正言中国有能力有决心维护疆土的人命与财产安全权。

郑赤琰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

大马新闻资讯学院院长、

马来西亚政党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因素”影响中缅关系

事件出动到双方国家高级人员进行交涉（包括中国驻缅大使和缅军方高层交涉）。可见中缅关系随时有可能触礁。如果将美国因素放在此刻中缅关系变化去考量，当会发现一个不再是被举世孤立的缅甸，其不再是唯中国至亲，当可想象得到的是人之常情。如果加上缅甸一旦考量美国对自己的战略衡量轻重时，由过去被美国全面制裁的伤害经验想到今后被美国扶持的甜头，前者是“大棒”，后者是“胡萝卜”，何所选择？答来不难。

更何况缅甸国内的势力变迁，也非一个封闭的军人政权能够应对得了，单是昂山素姬带给缅甸军人政权的国际压力，已足够促发军头内部的争议甚至存在很大的变局。再加上加入东盟后，缅甸军人政权已再也不可能像二十多年前那样下手镇压昂山素姬及其国家民主党，因为当初接受缅甸加入东盟的条件之一便是要缅甸走向民主化与对昂山素姬作出政治开放。

美国策动印尼军事政变

从中国的战略衡量去看，缅美关系不接触则已，一旦交上了，中国首先要看到的最大变数是缅甸这个军人政权不是铁板一块，东南亚的军人政权常见到的现象是被美国策反，正如南越，印尼，泰国和菲律宾，没有一个不受美国公开介入而加以笼络，最后牢牢在美国掌控中。例如南越吴廷琰政权便被美总统直接下令由其扶持起来的另一军头杨文明发动政变所推翻，吴氏兄弟还当场被射殺，当年一份《五角大厦报告》被当成密件而揭露出来。

1965年9月30日的印尼政变，也是靠美国早已在印尼陆军培植了自己的势力，才得以及时发动陆军全面镇压印尼共产党发动的群众运动，苏哈多因此趁机推翻苏卡诺政府，自己取而代之，全面改变印尼的外交路线，由团结“不结盟”的“第三世界”转为一面倒亲美国的外交路线，全面实行军事政权（美国策反印尼军队的内情可参阅美国国会听证文件）。

缅甸自1947年独立建国后实行疏离英美等西方势力的外交路线，西方势力也以敌视的政策还击，双方因此关系恶劣。为防范西方颠覆，缅甸也全面加强军管，尽管美国也未间断过推行内部策反的工作。但缅甸防范甚严，美国无法得逞，只能以封锁、围堵与施展外交孤立的政策，美缅关系因此长期陷于紧绷的状态。直到奥巴马上台。

奥巴马采取“制衡”中国的战略

奥巴马对美国外交战略作出了重大调整，把前任总统小布什以中东为重心的反恐军事战略转为以东亚为重心的“制衡”中国的军事战略。为了要在中国周边建立“第一岛链”与“第二岛链”的军事制华的军事部署，奥巴马在其任内不过六年做出了几项重大的外交动作：

（一）是对日本实行放任的政策，鼓励其放弃日本宪法第九条建军的限制，鼓励其参与美军在东亚、东南亚与南亚的军事部署，支持日本与中国争夺钓鱼岛等等；

（二）是对东盟极尽拉拢参与制华的工作，成功取得菲律宾与越南的军事合作，並以支持菲越两国争夺南沙群岛主权为名，在东盟进行排除“中国威胁”的外交势力，目的志在把东盟整个争取为亲美远华的区域组织，若然得逞，整个东南亚便成为美国制衡中国的局面。

缅甸难民在云南盈江县难民营内。

苏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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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目天下

美国利用缅甸作为制华棋子

正是因为要套住东盟为其制华的战略棋子，美国对东盟十国一个也不放过。尤其是与中国有共同边界的国家，除南中国海的菲、印、汶、马、泰、柬、新七国外，陆地上的越、寮与缅三国更成为不可少掉的国家。是故美国与越南的恩怨可一笔勾销，改为全面示好，还展示美国是越南对抗中国最可靠的伙伴。至于寮国是四面不外通的内陆国家，在制华战略上成为次要。反之，缅甸在美佈署制华的战略考量上，却是非同小可了！

美国看得很清楚，如果不切断中缅关系，中国便可通过缅甸突破美国的包围网。当年美国便曾有过实际的经验，在缅甸参与抗日战争，当时中国政府已退守重庆，日军曾试图从东面战场攻入四川，但被天险所阻，代价太大，因此想到转而发动侵略东南亚的战争，其重大目标正是想攻佔缅甸后，再从缅甸进入中国西南的峡谷地带的云南与四川。

英美之所以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目的不但是要阻止日本攻垮四川的国民政府后，迫使中国政府走投无路，向日本投降，成功在华建立其傀儡政权，结束其在华战争后，便可抽军全面和英美作战。英国若失去缅甸，接着其在南亚的尼泊尔、锡金、不丹、印度也会相继难保。

日本一旦成功攫取南亚，当可从中煽动当地殖民地人民反英，日本的战争资源便会突飞猛进，也正是看到了失去缅甸的战略后果不堪想象，美英便在缅佈下了对日一决高下的战事，而中国国民政府也深知此战不可失，因而把留下来的精锐部队好几十万人在此作下孤注一掷，死伤惨重，日本则在此遇到了最剧烈的抗战。

过去这段抗日历史，对中国大有参考的价值。中国领导人周恩来当总理时便有致力建立中缅友好关系的种种作为，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与尼温总理穿着缅甸民族服装参与庆祝节日，载歌载舞，给缅官民留下深刻印象；又缅甸共产党与缅政府为敌，中国秉持不干预内政的“五大原则”不介入其中，也赢得缅政府的信任。周恩来之后的历任中国领导人都能维持与缅的友好关系。

北京应重新考量中缅关系

可是，“去年的皇历不能翻”，过去缅甸被美国围堵，与中国有共同敌人，中国要和缅甸搞好关系不难，但是现在美国已想尽办法拉拢缅甸，缅甸会被美国贴身影响，而且经贸与外交不再被封锁，处此形势下，中缅关系的考量应全盘重新应对。例如原本已打算好与缅甸合作的油管与水力发电的大工程，对中国有很大的战略意义。相反，从美国的制华战略考量，必然会从中阻梗，如何应对，是全新的处境，必须要有全新的应对。此外，还有下列形势中国都必须置于战略地位去考量。

中缅对五项因素要有应变措施

第一，中国的西部省份发展规划已有和缅区域发展的合作，要加强警惕，以防生变。

第二，缅甸的军人政权如何作出“民主化”转型，也是一大变数，最有可能的变数是军人内部发生政变，亲美势力会在党和军中崛起，原有的军政当权派会受到很大挑战，搞不好会出现亲美军人像印尼那样一夜变天，中国应如何应对？也应早作准备。

第三，缅甸与中国边区地带向有少数民族的动乱，只要缅甸军人政权改弦易辙，其民族政策也会有变，若受美国影响，也会对中国有直接影响。不能不提防。

第四，缅甸在东盟的外交角色在此之前，对中国有利，一旦美国势力介入缅甸，中缅蜜月期能否维持？也不能不重新考量。

第五，中国规划中的“一带一路”也会因为缅甸的战略形势有可能改观，原来想藉缅甸在东南亚与南亚所可能扮演的合作角色，也都要有应变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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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重视发展经济

在2013年，新加坡的人均收入达到55,182美元，不但在亚洲名列前茅，而且在全世界也排名很前列。新加坡的物质生活水平超过了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先进国家。

这与新加坡从1959年自治开始，一直由李光耀主导和利用其影响力指引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息息相关。李光耀从执政一开始就注重发展经济，善用外资和外国技术以及重用财经管理人才。

在最初阶段，李光耀推行工业化，开辟裕廊工业区，吸引外国的劳工密集工业解决六十年代初新加坡严重的失业问题。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新加坡的工业朝“质”的方面提升，逐步发展精密型工业、电脑工业、医药工业和生物科技工业等。无论如何，工业只占新加坡国内总生产的25%。

新加坡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是第三产业，占了国内总生产的75%。人民行动党政府善用新加坡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航空业和海港。新加坡与美国的纽约和荷兰的鹿特丹并列为世界三大海港。新加坡成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和许多跨国企业在东南亚的区域总部所在地。对外贸易、运输交通业、商业、服务性商业也是新加坡多元化经济的支柱。

“居者有其屋”使行动党长期执政

“居者有其屋”是李光耀执政下重要的决策。政府通过高额的强制性公积金强迫受薪阶级储蓄，然后让他们提出公积金用分期付款方式以低于市价购买由政府兴建的组屋和公寓，使多达85%的家庭拥有本身的住屋，达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的作用。

除“居者有其屋”之外，新加坡也在其他领域照顾人民的福利，做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家庭保障”，因此目前新加坡人民生活水平高，失业率极低，公共交通和公共建设完善，中小学教育免费，高等教育政府有津贴，因此收费低廉，而且有许多奖、助学金。医疗条件均能满足人民的需求。

按照国际标准，新加坡人民有90%属于中产阶级。他们丰衣足食，生活安定，因此在政治上不想有突发的重大改变，而是支持在各方面照顾他们的福利的人民行动党。这也是人民行动党能够在新加坡长期执政的主要原因。

在这种美好物质生活的背后，是李光耀利用铁腕统治，严格限制新加坡人民的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

本周人物

李光耀用个人意志

改造新加坡

把狮子城变成英语国家

李光耀被称为新加坡“开国总理”。这是因为他在新加坡独

立之后的50年内，使缺乏天然资源，只有人力资源和优越

地理位置和优良海港的弹丸小岛，从“第三世界”提升到“第一世界”

，使新加坡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林金树

李光耀从1954年成立人民行动党，到1959年出任新加坡自治邦总理，到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及在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总理，一直到他在1990年辞卸总理职位后，出任内阁资政，这60年来，他都是新加坡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人，是他把个人的意志强加给全体新加坡人，把新加坡打造成今天的样子。

用“法律专政”实行威权统治

李光耀是聪明绝顶的律师，因此他在统治时实行的是“法律专政”，是中国共产党式的“一党专政”和缅甸式的“军人专政”之外的独树一帜的另类威权统治。他利用“法律”用高压手段对付政治反对派和国内外媒体、行动党本身、以及选举形式，以达到长期执政、他个人行使专断权力的目的。

李光耀本人是受英文教育的土生华人，没有号召力。当时新加坡受华文教育的左派在工会和校友会等华人团体势力非常强大，他们展开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群众运动。李光耀刻意结交在群众中最有威望的林清祥和方水双等人，利用他们来壮大人民行动党和他本人的群众基础。

在1959年大选之前，林清祥等人已经被林有福政府援引不经审讯就监禁的“内部安全法令”扣留。人民行动党以要求释放林清祥等6名政治犯为竞选口号，结果获得选民大力支持，人民行动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在51席中赢得43席，李光耀出任总理。他也遵守诺言，释放林清祥和蒂凡那等6人，但其他政治犯仍然被监禁。

监禁反对派才举行大选

到了1961年，左派和人民行动党决裂，成立社阵。1963年2月2日，李光耀伙同英国及马来亚政府，展开“冷藏行动”，用内安法令把林清祥和方水双以及社阵和其他左派领袖关进监牢，林清祥被关到出现精神分裂症才获得释放。到了同年9月21日新加坡大选，社阵由于群龙无首，被迫委派10名南洋大学毕业生作为候选人，陈六使又公开呼吁选民支持作为候选人的南大毕业生（包括作为行动党和其他政党候选人的南大毕业生）。少了林清祥，社阵的竞选宣传大为逊色。大选结果，行动党获得47%选票，但赢得37席（51席的72.5%），社阵获得33%选票，但只赢得了13席（25%）。那次大选的结果是李光耀长期执政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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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陈六使和南大得罪了李光耀。李光耀展开报复行动，禠夺陈六使的公民权，也种下了南大以及华文中小学被关闭的祸根。

在社阵由于抵制大选而式微后，李光耀也利用“内安法令”对付其他异议分子，包括在80年代对付天主教异议分子。

被李光耀政府关押最久的“政治犯”是新加坡国会议员谢太宝，他被监禁23年（1966-1989），又被限制居留在圣淘沙岛9年，前后长达32年。

利用法律压制新闻自由到了90年代，冷战结束，左派思想在新加坡式

微，李光耀如果再用内安法令监禁反对派难以自圆其说。结果他用诽谤罪名起诉反对派领袖，索取巨额赔偿，告到他们破产乃至坐牢。此举达到阻吓作用，使到没有才俊之士敢于领导反对党，行动党得以长期执政。

李光耀也用法律压制报章自由。他援引内安法令监禁《南洋商报》的老板李有成和李茂成，总编辑仝道章及总主笔李星可。他用法律强迫《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为《联合早报》。后来又把各语文报章都交由新加坡报业控股管辖，报章、电台、电视台只能报道“正面”的新闻。

外国报刊也受到李光耀用法律对付。如果李光耀认为有关报刊的报道或评论对他或行动党政府不利，就会削减其在新加坡的销售量，或告其诽谤，让其付出巨额赔偿。因此，新加坡的“新闻自由排名”很低，2014年在180个国家中排名153。

李光耀也利用其法律专长来领导行动党。为了牢控行动党，李光耀修改党章，模仿罗马天主教教廷梵蒂冈通过红衣主教选举教皇的方式，把行动党的党员分为“干部党员”和“普通党员”两类。人数很少的“干部党员”才有资格选举和被选为党领袖，“普通党员”连这种权利都没有。此举确保党的领导权把持在李光耀圈内的核心人物手中。

“自我更新”排除建国世代领袖

李光耀还用另一种方式独揽大权。他通过行动党的“自我更新”，不断排挤与他一起“打天下”的领袖。每一次大选，都换掉一些元老领袖，只有身为党秘书长的他是“常青树”，不用替换。最后连他最信任，功劳最大的吴庆瑞以及毫无威胁性的拉惹勒南也被替换掉。这样一来，1959年世代全部被排挤，只剩下他一个人。期间曾引起杜进才博士的抗拒。他所挑选的新领袖全部是他的晚辈，依靠他的提拔才能升上高位，当然不敢拂逆他。因此，他在党内树立威权地位，完全不受挑战。

本周人物

“集选区”确保行动党在大选中获胜

为了确保人民行动党在每一届大选中连选连任，在1988年的大选中，李光耀推出“集选区”制度，单选区数目有限，把其他选区合并为每个选区选5名候选人的集选区，其中至少1人是马来人，1人是印度人。其目的是要确保少数民族当选国会议员的机会，事实上也是要抑制反对党，使到它们不致对行动党政权构成重大挑战。因为反对党很难一次过推出多组有素质的集选区候选

人。这样一来，人民行动党地位稳固，在每一届大选中在所有集选区大获全胜。

直到2011年的大选，由于民心思变，主要反对党工人党取得突破，由该党秘书长刘程强领导的团队，在阿裕尼集选区取得胜利，以54.71%的选票打败人民行动党的团队，5名候选人一起当选，加上一名候选人在单选区获胜，使到该党在总共87席的国会中拥有6名议员。以后行动党的其他集选区是否会在未来的大选中被反对党的团队攻破，有待政治情势演变。

把新加坡改造成英语国家

李光耀对新加坡的社会工程改造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闭华文学校。新加坡是华人人口比例最高的英国殖民地，华人占总人口的75%。新加坡原本是东南亚华文教育最发达的地区，拥有小学、中学至大学（南洋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

李光耀本身是华人，但他受英文教育。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的竞选宣传中，矢言平等对待华、巫、英、印四种源流的教育。但李光耀上台后，推行英文至上的政策，压制其他源流的教育。经过三十年之后，他终于在1980年关闭华校和巫、印源流的学校，使英校“唯我独尊”。

没有了华校，新加坡被李光耀改造成英语国家，也丧失了传承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包括尊师重道和孝亲敬老。由于李光耀把维护华文教育者定性为“大汉沙文主义者”，恫言要用内安法令监禁他们。因此，他关闭华校并没有引起很大的抗拒。

扶持李显龙当上总理

尽管李光耀“去华文化”不遗余力，但他本身却传承了华人“父业子承”的传统基因，即要把“政治家业”传给儿子。因此，他刻意栽培长子李显龙从政，并一路扶持到他当上总理。他不断把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人民行动党领袖和政府部长割爱，消除李显龙攀上党、政高职的障碍。他在1990年卸下总理职位，但一直留在内阁担任资政，以确保他的儿子不会受到排挤而失去当权的机会。在2004年李显龙顺利当上总理之后，李光耀仍然留在内阁之内为李显龙护航，以他的威权压服其他人，使后者的总理宝座不致动摇。他在内阁也是为了进行监督，确保李显龙“子随父规”，继续贯彻他的施政大方向。

由于李光耀落力发展经济，使到新加坡人均收入高，丰衣足食；另一方面，他用各种手段压制言论自由产生“寒蝉效应”，使人民不敢反对政府。这样一来，人民行动党得以在历届大选中胜出。

“后李光耀”政策走向值得关注

但进入二十一世纪，情况有所不同。互联网的普及，冲破了当局对资讯的封锁，尤其是年轻一代争取言论自由。加上经济发展使“富者越富”，出现贫富鸿沟扩大的现象，生活困难的下层阶级心有不满。这可以从2011年大选的成绩中反映出来。那次大选，人民行动党只取得60.14%的选票，是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之后该党在大选中取得的最低得票率，有两名部长在阿裕尼集选区落选。在那年较迟时举行的总统选举，行动党推出的候选人陈庆炎博士是声望很高的知名人士，但他在四角战中只以36%的选票当选，是以不到1%的选票胜过排名第二的候选人，反映出人民对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强烈不满。

现在李光耀时代正式结束，“人亡政息”，没有了李光耀掣肘的李显龙，是否会延续行动党政府一向来的家长式领导，或是人民能否继续容忍政府的威权统治，人们拭目以待。换言之，新加坡在“后李光耀”的政策走向值得关注。


8

网络世界

网络世界充满喧哗纷争，早已取代传统媒体，成为舆论的主要战场。最近，上演几件社会大事，与网络新闻媒体，或是社交媒介，关系藕断丝连。这让

人们不断深思，到底网络的新闻自由，以及言论开放标准，是否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看待？为迎合当前社会状况，以及本国特殊国情，为何我们不能接受不同看法呢？

必须承认，网络新闻自由的延伸，以及开放言论尺寸，其实是无上限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是否有考虑到，这些自由权利，一旦失控走火，是否带来无穷祸害？若形象化表达，犹如一辆汽车，总不能无限度奔驰，也得踩刹车减速，最后停下车子，确保一切安全。网络舆论需要一样的机制，其底线在哪？我们到底明白吗？

网媒《大马局内人》（The Malaysia Insider，简称《局内人》），因为报道失实出错，受到当局严厉对付，政府人员突袭检查其办事处，3名编辑被捕。同日内，《局内人》首席执行员嘉哈巴沙迪（Jahabar Sadiq），以及同个媒体集团《The Edge》出版人何启达，也双双收押扣留，协助查案。

网络假新闻涉及电脑专业情况特殊

总警长丹斯里卡立阿布巴卡，事前已严厉警告，警方把这等事件，看成触犯煽动法令第4条文，严重性不言而喻。此外，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MCMC），以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233条文（不当使用网络设备和服务）同步调查。这宗网络假新闻案件，涉及电脑专业，情况特殊，两个机构介入调查，并无违反标准作业程序。

被捕5人，最后获得释放。风波的起因，3月25日，《局内人》一篇网络新闻报道，煞有其事的指统治者理事会开过会议，否决伊刑法修法。这则新闻，牵涉敏感的宗教和皇室课题，其实需要拿捏非常准确，且消息须绝对无误。然而，报道出街，有关方面坚决否认其真实性，当然也为该网媒惹来一身麻烦

《局内人》是怎样解释这起风波的？

4月4日，《局内人》管理层发表《澄清和道歉》启事，说明事件的来龙去脉。该网媒认为，报道出差错，除了逮捕调查之外，当局该采取其他办法。不过，该网媒承认，警方和多媒体委员会的调查队伍，表现专业负责，以及彬彬有礼，所以该网媒给予通力合作。

《局内人》说，他们核对消息时，有寻求当局的证实。3月23日，编辑曾电邮统治者理事会，质询“1965年355法令（有关伊教法庭刑事管辖权限）”，是否获得修正？因为伊斯兰党，利用这类法律程序，推行吉兰丹州伊刑法。据《局内人》解释，从头到尾，理事会办事处并没有任何答覆。

取舍新闻抢鲜决定刊登文章

该网媒编辑认为，因为消息来源可靠，加上取舍新闻抢鲜，为每家新闻媒体的常态，最后决定刊登相关文章。3月25日早上，新闻曝光后，新加坡《海峡时报》，以及本地一家马来媒体，竞

相转载相关新闻。26日，马新社发出消息，掌玺大臣报案，指统治者理事会从未讨论有关修法事宜。《局内人》自知情况严重，即时澄清报道，但为时已晚。

《局内人》质问，为何巫青和其团长，向有关当局（多媒体委会）投报，却没有同时要求，也对付有份转载的马来媒体，以及发言支持修法的丹州副州务大臣？该网媒指控，祸延至《The Edge》集团，是否有更大的议程？

当然，《局内人》有权提出要求，以获得当局公平对待。但其声明中，证实自己有错在先，即没有得到当事一方的证实，把传闻当既成事实。这也是一般网媒，最容易“踩中地雷”的事儿。他们以为，挖料所得的独家新闻，不管三七二十一，刊登了再说。即使证明有疏漏，也因为网络的更新方便，得以撤下错误新闻，就可免除追究过失！

《局内人》于启事中，向统治者理事会道歉，但造成的伤害，无可弥补。这家网媒，把其他第二手刊登者消息，也一并扯下水，并不显得有诚意解决争端。网络上，向来都是一个互相抄袭的平台。转载固然有错，但起源一方，以假新闻为主体大意，误导和欺骗读者，无法推卸最大责任！

一马发展新闻早在网络流传

《局内人》认为，其报道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MDB）系列负面新闻，为其惹祸上身的理由。这种说法，无法有充分证据支持。因为相关新闻，早就在网络广传，并无法封堵或独家垄断。此外，一马公司也提出诽谤控告，网媒官司缠身下，不应该把事情搞得更为复杂化！

逮捕媒体人失新闻自由？

网络评价须配合国情关山渡

首宗事例


9

网络世界

新闻自由的尺寸准绳，官方和民间的观点，相互有落差，这是正常现象。内政部长阿末扎希强调，警方没有接获任何的政治者指示，他促请国际媒体，批评之前，先了解和尊重我国国情，因为统治者的公信力不容质疑。其实，如果我们认为逮捕行动，即代表钳制网媒，打击新闻自由，这也是太过牵强偏激的看法。

网络舆论向来同情网媒

新闻媒体，以及执法单位，两边岗位各司职责，有矛盾冲突难以避免。但若指警方的行动过激，以及没有必要，这倒存在不少争议，因为法律允准类似的调查程序。无论如何，网络舆论，向来都同情网媒，所以对警方贬多于褒，不赞同的占主流。

然而，除了上门逮捕调查，到底有什么收效措施，让网媒随时警惕新闻的准确性？对报道绝对负责？却没有多少人，可以提出建设性意见。

例如，资深在野领袖林吉祥，推文表示逮捕媒体人，犹如“茅草行动”的重演。但行动党国会议员黄伟益就不同，再度挑起设立媒体评议会课题，以监督媒体的新闻谬误投诉。虽然，这非新鲜建议，但也显示有诚意探讨问题根源。

媒体评议会，曾受多次讨论，最终还是胎死腹中。有人认为，评议会可以是官联机构，负责审查和规范主流媒体，新媒体也在范畴之内。其权限包括裁决媒体投诉个案，监视和维系新闻从业员操守与纪律。评议会成员，可以委任新闻专业人士、法官、学者和社运分子担当，具体地发挥第四权的制衡功能。

评议会建议迟迟无法落实，有多重原因。我国的媒体结构复杂，存在语文、宗教、文化等分歧，各媒体的对象读者，也大不相同。

与此同时，东马有地缘因素，媒体新闻重点或标准，与半岛南辕北辙。多个利益财团，拥有大量媒体股权，他们愿意接受评议会的统一监督吗？也属一个大疑问。

当局继续严密监视网络舆论

以政治议程见称的网媒《当今大马》，其三语网站主页，配合《局内人》的遭遇，改披“黑版”表示抗议。多家媒体新闻从业员，为声援也公开穿黑衣，不少人还到警局外参与烛光会。这些，其实都是形式上的表现，并不会改变当局决心，即继续严密监视网络舆论。

再有另一个涉及网络言论自由的课题。邻国新加坡，其建国总理李光耀，从后期重病卧床，以及逝世，网络风波不断。

3月18日，网上有黑客冒充总理公署文告截图，发出李光耀死亡虚假消息，不少人误信，甚至国际中外媒体，也唯恐落人后，纷纷当成真消息抢头条。新国这样严谨细心的国家，都难以避开网络恶作剧，让道听途说的新闻，一度占据新闻榜首。这也显示网络上，极不容易驾驭新闻准确性。

再看我国，执法单位，对《局内人》采取坚决行动，虽然无法让所有人满意，但也表示当局不惧舆论指责，不会对网络假新闻妥协。

正如旅游及文化部长纳兹里强调的，网媒涉嫌散播谎言，因此需要煽动法维护王室尊严，不能失去这道法律保护伞。网络的言论自由课题，不断有新的诠释。

网络言论自由

不包括中伤诽谤

共有约12名警察和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官员，前往《局内人》位于雪州八打灵再也珍珠白沙罗的办公室，逮捕3名编辑，左为总编辑莱纳莫莱斯。

少年批评李光耀被捕被控

李光耀逝世，公开让新国国民瞻仰，一星期后国葬。他生前的政绩，以及执政能力，毋庸置疑。但是其施政的另外一面，自然不免成为网络话题。其中，16岁少年余澎杉（洋名Amos Yee）引起的震荡最为巨大。他因批评李光耀，受逮捕和控告，代表言论自由受到伤害，成为“言论镇压”的牺牲者。

事实是如此吗？我们来看，新加坡法庭提控余澎杉的3项控状：

第一项，抵触刑事法典控状，指3月27日，将一段8分钟视频上载网络，蓄意诋毁基督教，伤害基督徒的感受。（控状的附录证据，被告将李光耀与耶稣相提并论，描述两者犯下渎职和具有邪恶意图，完全胡说八道，也骗不了人们多久等。）

第二项，同样的刑事法典控状，指3月28日，把李光耀和已故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两人人头像猥亵合成，网上散播。

第三项，指他抵触防止骚扰法令，把不良视频上载网络，侮辱李光耀，有意让其他人听见和看见，构成骚扰罪名。（控状的附录证据，被告粗言秽语责骂，指建国总理不得善终和不能安息，引起社会不安。）

控状证明，其实余氏拥有言论自由空间。其视频部分内容，从理性学术角度，评价李光耀的成败功过，并没有受对付。例如，他指李光耀贡献过度夸大，受马基雅维利（政治学说创始人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谋略家）影响，推行不择手段的政治权术。这点批评，显然受到当局容许，因为没有涉及人身攻击。

法官批准余澎杉，以2万新币保释出外，附加条件为，禁止他在审理期间，浏览社交网贴文、上载任何讯息，或做出批评，等于让他与网络完全绝缘。而其争论性视频，早已移下（首日上载即有超过30万点击人次）。但网络上，有人动手复制粘贴，所以其视频，一样广为流传，这也是网络无孔不入的写照。

有人无法区别，网络的言论自由，并不包括丑化抹黑、中伤诽谤个人、宗教、群体或国家。余澎杉评价惹上官非，网络上有许多不同意的，除了情绪化的攻讦谩骂，却拿不出正确理由反驳辩说。尤其视频中，不少部分属于学理论据。这样的做法，本质上与被告的网络诽谤，并无重大分别。

网络上，对新闻自由，以及言论开放，都能喋喋不休、争论无止。但为何就遗忘了，最宝贵的，还是简单容易的方式，即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很多网民难以理解，所以网络还是一片乌烟瘴气！令人扼腕叹息！


10

以前，是盗贼怕人知，做贼者心

虚，因此，一般歹徒在进行偷鸡

摸狗等犯罪勾当时，通常是选择夜黑风高

时才动手干案，以免身份曝光遭警方逮捕

面对牢狱之灾。而如今，纵观众多歹徒无

论是在白天或晚上，都敢于明目张胆四处

为非作歹，行径十分嚣张，把执法当局视

为无物，把法律看成透明。

雷霆打犯罪不手软

东马视野

明目张胆在民众面前抢劫让广大民众感到极度气愤的是，就算是大白天时间，即使当时的环境人潮众

多，这些歹徒也照样明目张胆地打抢，或在民众面前偷盗不误，一旦面对受害人反抗或者遭民众围捕，部分盗匪竟然会“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招来持械同党示威，表现出一副“我就是要想偷想抢给你们看，你们现在又能拿我怎样！”的嚣张态度。

这毫无疑问地让人感到十分心寒，这些贼徒原本想进行偷窃，可是，一旦其行窃行为遭人揭露之后，于是乎就马上从偷偷摸摸的贼徒摇身一变成了行使暴力的强盗，干脆拿出武器进行打抢，而且还敢口出狂言警告受害人不可报警，否则，他将会回头找受害人算账云云。

这些犯法者胆敢如此嚣张妄为，真是到了目无王法，为所欲为了的境地了。从根本上来说，已经大大地颠覆了賊徒仅限于偷偷摸摸干坏事，而不敢公开作乱，也不敢强词夺理的社会传统逻辑，及刻板认识。

对年轻一辈起不良示范

以前当盗贼是丢脸之事，不仅会丢掉自己的脸皮，也会玷污父母和家门的名声，可是，世风日下，时代不同，环境变迁，恶人多如牛毛当道已作出不良示范，误导社会众人，简直是“带头没好样”，教坏年轻一辈做坏事不可耻，以至于后来者的其他社会边沿群体也有样学样，“找不到吃时”就当起盗贼。

于是，歹徒打抢和偷盗行径越来越猖狂，盗贼者愈来愈目无法纪，仿佛早已不把执法当局放在眼里，某些恶徒竟然还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向执法当局作出各种挑衅行为或者报复性行动呢。

如此一来，四处出没的盗匪团伙，搞得整个社会鸡犬不宁，人心惶惶，深感当今社会缺乏环境安全。

很多人都已感觉即使躲在家里也不安全，歹徒可能上门，万一盗匪破门而入，逗留在屋子里的人，随时将面临安全威胁。诸如这类的案子，早已经有先例可循，民众萌生居家危机感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人出到了外头深感不安全，街头巷尾草木皆兵，很多人因此无奈感叹问道：哪里最安全呢？何处才是可让人安全容身之地呢？

对此，身为人民安全保姆，犯罪克星的警方，应该加强巡逻，严厉执法，不仅要在晚上紧密巡逻，也要在白天进行巡逻，而且，也应采取精明执法方法，派遣专门执法部队，专设陷阱擒拿恶徒。

警民协作打击罪案

如今，恶徒把社会闹得鸡犬不宁，深感安全缺乏保障的广大民众，已无法继续忍受这种恶徒横行的威胁了，广大民众都在表达反对治安败坏的心声，要求警方加紧努力，拿出看家本领，真正硬起来向罪案宣战。

当然，人民在要求警方加强执法行动的同时，也应与执法当局保持密切合作，警民保持通力协作，大家一起来同心协力打击罪案，才能取得事半功倍之效果。

无论是当街打抢或偷窃案件，执法当局不应该把事情的发生列为孤立事件，或者是所谓的“个案”。

原因是“个案”定位会给歹徒传达错误讯息，即作奸犯科不常发生，这次事件的发生，并不能反映社会治安败坏，这无形之中也就相等于“变相鼓励”这些恶徒，或者犯罪团伙继续进行其“个案犯罪”勾当。

对于民众来说，犯罪事件并不是个案，罪案就是罪案，人民成了受害人是事实就是事实，时不时一宗宗个案加起来就不得了。

因此，执法当局应该站在人民的角度来看待犯罪事件，毕竟人民是犯罪勾当的直接受害者，对于罪案受害者来说，哪怕是面临一次蛇咬，十年可会怕井绳呐！

歹徒干案随时伤人害命

纵观时下的歹徒团伙胆大包天，而且冷血，作案时往往心狠手辣，动辄伤人害命。

许多歹徒更是十分狡猾，行踪神出鬼没，也视执法单位为无物，无论是光天化日，或者夜黑风高时，只要逮到干案的机会，想干案随时随地就干案，搞得社会乌烟瘴气，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在以往，“盗亦有道”，老年人和小孩比较起一般人，相对上来说不会是歹徒的第一目标选择，主要是老年人年纪大，许多老人身上也没什么钱，至于学生尚年幼，身上所携的零用钱也不多，何况对小朋友动手，不是大丈夫所为。

以上情况，泛指以往的农业社会，道理和逻辑还能成立。可是，纵观当前工商业发达的急功近利社会，歹徒已没有那种盗亦有道的传统和观念，时下年轻歹徒不讲什么大是大非的社会道德和为人宗旨，当盗匪没廉耻之心。

锺永有

治理乱世应用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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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马视野

这班狐群狗党是寡廉鲜耻之辈，但脑筋灵活十分狡猾，甚至于懂得“善用”智慧型手机的网络平台进行互动联络，或进行疑似销赃、通报讯息之类的网络犯罪，狡诈行为无奇不有。

关于逮捕狡猾匪徒方面，执法当局必须改弦易辙，不能只限于使用一板一眼的传统执法方式。

比如说，当执法人员穿着制服去巡逻时，眼尖的匪徒在远处一看到制服队伍人员出现时，早早就溜之大吉，逃逸无踪，又或者是采取暂时按兵不动策略，等到制服人员离开目标现场之后，才见机行事下手干案不迟。

警方应布局以逮捕罪犯关于警方该如何逮捕狡猾匪徒之策略，早已有人提出

警方可特别训练多一些男女特警，然后安排这些特警，假扮民众到犯罪黑区去当诱饵，故意“钱财外露”，布局下“引蛇出洞”陷阱。

当把攫夺匪徒团伙引诱出来，就来一招十分经典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策略，逮捕到一个匪徒之后，就可顺藤摸瓜捉捕其它漏网之鱼了。

相信以上所述的这一招，应该可以逐一把匪徒团伙瓦解，并通过法律制裁严惩匪徒，同时通过新闻媒体传播犯罪者绳之以法的下场，警戒其它蠢蠢欲动的团伙，可收事半功倍之杀鸡儆猴遏制犯罪效果。

另一方面，警方也可在打击犯罪活动上采取其他方面的伸缩性策略，即无需“等客人上门”，也就是说当局不必等到有受害人去警局报案时才采取报案之后的调查行动，先下手为强逮捕可疑团伙“协助调查”，警告这些有可能的犯案团伙“好自为之”。

毕竟，时下许多民众由于担心自身安全受到威胁，而不敢挺身而出去报案，担心报案了之后，匪徒反而会“怪罪”受害人为何去报案，而找上门找碴进行报复。

诸如此类的例子，在新闻媒体上时有所见，在网络平台上也是有这一类的心声和讨论。

部分受害者息事宁人不报警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部分罪案受害者不愿意去报案，除非损失很大，性命感觉受巨大威胁，否则，损失不多往往就采取息事宁人方式，当着“运气差”遭遇霉运了事作罢。

对此，警方或可积极考虑采取先发制人的执法策略，对那些已鉴定为可疑作案团伙者，采取预先制止犯罪的执法行动，找出潜伏于社会各个角落的犯罪团伙，严厉警告他们“金盆洗手”，不要再作奸犯科，而应劝诫他们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否则别后悔法律制裁侍候！

当然，传统上执行的制服警员巡逻行动一样要继续进行，这是一项执法程序，让制服员警现身在公众场合，的确可让民众感觉有安全感。

在此，只是提个可供考虑的建议，警方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应尽量增派便衣警探出巡，多多暗中收集可靠情报，严密监督周围环境的任何风吹草动，以作为一个讯息和数据依据，对执法行动有利。

警方在社区加强打击罪案

当警方严厉打击犯罪分子取得实效时，广大人民自然而然就会对警方具备执法有效率的信心，这样一来，就能良好地改善民众对警方的印象，给警方一个“赞”！

在打击犯罪活动的努力上，每一个人民的确有责任和警方保持密切合作关系，这样一来，才能取得事半功倍之遏制社会罪案成绩。

纵观广大民众已经不断公开呼吁希望警方竭尽所能加强对各个社区进行治安巡逻活动，原因是很多歹徒把犯罪目标地从商业区、旅游区、街头等热闹区域，活动范围已扩大到生活社区，例如市区、市郊区、郊区中的大小住宅区，原因是警方加强商业区的执法力度，犯罪团伙作案不易，于是转移地点犯案。

如今，入门行窃、随机攫夺、抢窃车辆、持械抢劫等犯罪活动依然猖獗，偷抢拐骗勒索样样来，歹徒无法无天，甚至于杀人纵火无恶不作，人民深感罪案潜伏危机，大家无论居家或外出，有惶惶不安之忧虑。

对此，民众希望警方出动警界精英执法队，严厉执法，治理乱世用重典，让犯法者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并举给还按兵未动的其它团伙下个马威：不可逆天理和法理，否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些多行不义者必自毙，作奸犯科者后果自负！


12

林毅夫

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年获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

学者论述

我和蔡昉、李周三人在20年前出版的《中国的奇迹》预测了中国若坚持以渐进双轨的方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推进改

革，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有可能在2015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当时多数学者把这样的预测当做是天方夜谭。20年后，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最新研究数据，中国已经在2014年年底提前一年实现了这一预测，此一成绩的取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不过，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按人均来计算，即使中国经济的总量超过美国，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计算也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若按市场汇率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中国还必须维持一段较为快速的增长，才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上赶上欧美发达国家。

《中国的奇迹》预测准确

2012年我从世界银行的任期结束回来后，根据《中国的奇迹》一书的逻辑提出判断，认为中国从2008年开始还有20年平均每年增长8%的潜力，遭到国内学术界不少质疑。反对我的判断的原因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维持了35年年均9.8%的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上还不曾有过任何国家、任何经济体维持过这麽长时间、这麽高速度的增长。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总会下降，其中的一种说法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维持时间最长的日本和四小龙等东亚经济体，在维持了20年8%到10%之间的增长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放缓，下降到7%、6%、5%甚至更低，中国已经维持了35年的高速增长，怎麽还可能有这麽高的增长潜力？

第二种经常被引用来反驳我的观点的是国内有些学者以1990年不变价的国际元来衡量，发现当一个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达到11,000美元，经济增长的速度会降到7%以下。同时，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节节下滑，2014年第三季度增长率降到7.3%，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而且，继续下行的压力还很大。这个经验似乎也印证了上述观点。

外部国际因素影响经济成长率

什麽原因导致中国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是否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已经下降至8%以下？或是唱衰中国论者所鼓吹的中国经济的体制、机制的内因所致？我认为中国这段时间的经济表现其实主要是外部的国际周期因素所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2010年为10.4%，2011年为9.3%，2012年为7.7%，2013年也为7.7%。但是，在同一时段，发展程度与中国相近的其他新兴经济体如印度，2010年增长速度为10.1%，2011年是7.0%，2012年仅有5.3%，2013年为4.9%；巴西，2010年增长速度为7.5%，2011年和2012年接近崩盘，增长率分别为2.7%和0.9%，2013年也仅有2.2%。同期，东亚的高收入国家也出现同样的下滑趋势：新加坡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4.8%、5.0%、1.3%、3.7%；韩国为6.5%、3.7%、2.3%、3.0%。显然造成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同一时期一起下滑只能是外部的国际周期因素。并且，中国和这些国家比，在同样的外部冲击下，表现还比较好，所以，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中国固然有许多体制、机制的不完善，需要不断深化改革，但是，自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不能头疼医脚地将之归因于中国经济体制、机制的内因。

抛开国际的外部冲击，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到底还有多大？上述两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降到7%以下的观点论据表面上不同，其实是相通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维持了20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人均GDP都已经达到11,000美元的水平。但是，直接用过去的经验来判断未来，不见得可靠。我认为最好是沿用《中国的奇迹》一书所强调的方法：深入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高速增长的决定因素，从本质和决定因素的认识来判断未来会更准确一些。

《中国的奇迹》的预测具前瞻性。

好好利用后发优势

在《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我们指出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人均GDP的不断增加，而人均GDP不断增加的前提则是劳动生产力的平均水平不断提高。快速的经济增长其实是一个在现代社会才出现的现象。根据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的研究发现，在高度发达的欧美工业化国家，18世纪以前平均每年人均GDP的增长才0.05%，要1400年人均GDP才能翻一番。从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中叶，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提高了20倍，达到平均每年1%，人均GDP翻一番的时间从1400年降为70年。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又提高了一倍，达到年均2%，人均GDP翻一番的时间缩减为35年。

上述增长速度翻天覆地变化的原因是18世纪中叶在西方国家出现了工业革命，技术创新的速度不断加速，同一产业里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不断提高。而且，高附加价值的产业不断涌现，劳动力和各种资源得以从低附加价值的产业不断转移配置到高附加价值的产业。

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是现代经济快速增长的决定因素，对发达国家是这样，对发展中国家当然也是这样。但是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有点不同，发达国家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一直是在全世界的技术和产业的最前沿，它的任何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己的研发。研发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发展中国家所用的技术和现有的产业都是在世界技术和产业链的内部进行，它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用模彷、引进、集成来达到，其成本和风险远低于自己研发，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

是否可持续？

中国的增长奇迹

《灼见名家》（www.master-insight.com）授权转载

第125期 打击贪污腐败 你我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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