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冲破自己做的茧”

福建闽侯人， 1940年出生于上海， 1964年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后到文化部工作，直到 1971年末才和丈夫一起掉到新华社，先后任编辑、记者、主编等职，比部分被评为高级记者， 1992年任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郭玲春数次以会议新闻获全国好新闻奖

郭 玲 春

郭玲春的会议报道范围很广，有展览会、颁奖会、座谈会、纪念会、新闻发布会、追悼会、庆功会……报道的会议也有大有小，小到几个人参加的小型讨论会，达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于郭玲春数次以会议新闻获全国好新闻奖，同行们都戏称她为“会议记者”，而他自己也声称，作会议记者是她的自愿行为。

在这大大小小的会议报道中，郭玲春凭借自己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孜孜不倦、探索创新的精神，在写作中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风格，打破了以往“新华体”的会议报道模式，开辟了一条别具一格的会议新闻写作的新途径。 郭玲春在报道中沉淀着她的思考，而不是单纯的就会议本身而报道会议。这是她报道的一个突出特点。她不甘为“新华体”所束缚，而创造了审美感极强的“郭体”会议报道形式。她注重会报道的导语。特写式的导语、对比式的导语、设问式的导语……都被她运用得巧夺天工。对报道的结构，郭玲春也是精心安排的。 郭玲春会议新闻的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有文学味道，富于感情。她新颖的写法给新闻写作带来了一股春风。郭玲春很善于把“我”写进新闻里，常常在新闻里“不加掩饰地表露自己的倾向”。“我”的登堂入室增加了新闻的文学味道，嵌入了散文的特征。

代 表 作

《金山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一颗燃烧的心 —— 访作家巴金》

导语： 新华社北京 1983年 2月 4日电 一千多年前辉耀东方的唐代宫廷乐舞今日重现于首都舞台。由古城西安来京的陕西省歌舞团今晚演出的这场独具风格的《仿唐乐舞》，是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项创举。

结尾 : 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年前在西安观看了《仿唐乐舞》后，称赞这台有浓郁地区特色的节目，在文化艺术上发挥了地方优势。他还勉励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中保持民族的、地方的和自己的风格特色。他说：“失掉了特色，那就使得你自己也消失了。”

当首都已向现代化城市迈进的时候，人们是否还记得旧日北京的风情？今天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的《王大观画展》重现了 30年代古城的形象。

以新闻报道为己任的 350余名记者、编辑、播音员，今天成为被报道的新闻人物。这些常年活跃于社会各阶层，反映人民群众的成就、愿望和呼声的新闻群英荟萃北京，参加建国 35年来首次举行的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

一颗燃烧的心——访作家巴金 这是一幅作家巴金的肖像画。画面上用顶光突出了他那满头的银发。目光向前凝视 :他在思索着什么？他靠在扶手椅上，背后是一排书架，桌上全是书，手上展开几页稿纸。这位 75 岁的老人还在继续他的创作生涯吗？ 　　我的手头有各种剪报、杂志、书籍，都是巴金近两年新出版的译著 : 重新校译的《处女地》，再版的《家》及新写的后记，翻译的《往事与随想》单行本已经付印，去年岁尾动笔的《随想录》正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还有，散见在各报刊上的文章……老作家笔下倾泻的感情，还是那样叫人动心。那其中，有辛酸、欢、信念、展望。熟悉他的朋友说，倘若将一篇篇文字和藏在背后的故事一齐来读 , 你就会了解巴金。 　　我细细地读着，寻访着。 　　《怀念萧珊》的散文，是他心头萦绕多年的题目。萧珊，他的妻子、患难与共的朋友，一个翻译工作者，一个单纯、善良的人，被疾病和“四人帮”的迫害蚕食了身心，死在 1973 年早春。那时，巴金已经度过了岁月中漫长的 8 年。原先，他曾经真诚地清理自己的思想、作品，在一份份书面汇报上敞露胸怀，甚至想用体力劳动来弥补“过失”。后来，他醒悟到斗争的复杂，于是用作家深邃的目光观察周围，用一种韧性对待眼前的斗争。在许多场合，他都会首当其冲地被点名、被批判，而他的回答总是那样镇定自若。干校里同过患难的朋友记得，每次被点名批判完毕，巴金便径直朝食堂走去，在买饭的小窗口前占上一个位置，用沉着的口气叫道 :“二两馒头一碗粥”。可是， 8 个冬夏坚持过去了，却没有能留住最亲爱的人他觉得自己连累了妻子，在妻子简单的葬礼上，他恸哭了，喊着 :“让一切灾祸朝我的头上打来吧！”从那以后，人，日渐消瘦了，精神也不如以往。许多朋友担心他能不能经得住这一沉重的打击。

且莫担忧，他生命的源泉并未枯竭，一本《往事与随想》足可证明。这本译作动笔的日期是 1973年夏天，他失去妻子之后的几个月。 30年代，他翻译的赫尔岑回忆录片断曾在鲁迅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他告诉过鲁迅先生，要将那篇大部头作品“啃下来”。或许，这个诺言现在可以兑现。他攀上原先是汽车房的狭小顶楼，那里太阳西晒，但毕竟安静些。老作家手边缺乏资料，幸好，走廊上遗留下几本没有封存的书籍、词典，借着从窗户透进的一线弱光，他将眼睛几乎贴到了书本上……他忘掉了四面的墙，进入到 19世纪黑暗的俄国，有时，思路又把他拉回到现实中来，猛然感到“四人帮”的恶行与沙皇专制统治何等相似。他相信，谁违逆历史的潮流横行，日子必不久长。译完的章节，他都一一校阅了，用工整的小字抄在普通方格纸上。他知道，巴金的一个字、一片纸，当时是没有出版社敢于问津的。他只期望把世界文学的宝藏留给后人，哪怕在图书馆里作为一份资料，日后自会有人去开采、发掘。 在默默的工作中迎来了 1976年的秋天。在老作家眼里，这一个秋天比任何一年春天都明媚。他活着，还很健康，可以唱心里喜欢的歌，讲心里真实的话。《一封信》，是他经历磨难后的第一篇作品。这原是一份发言稿。上海文艺界集会，要请巴金讲话。那时，他还背着“四人帮”罗织的种种罪名，但是他一口允诺，认真地作起准备来了。他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自称是海洋里的一滴水，要汇入到翻腾着热浪的生活中去。 　　

《一封信》被报社编辑部抢先发表了，好在要讲的话很多，他又拟了一份发言稿，题目叫做《第二次解放》。那一段日子过得多畅快，他自己上街买报，挤上公共汽车去参加会议，老朋友从四川远道赶来，他开出一坛绍兴老酒，和朋友举杯共 :“莫说年纪大，还要多写点！” 阳光又照到了他的书桌上。莫须有的罪名被推倒了。他像出征的一名战士，磨利了手中的武器。是的，他埋头在写，用他那支笔，投入新的战斗。 《谈“春天里的秋天”》，是一篇关于创作的回忆。 46年前，他将一对青年男女的遭遇写进了小说，现在得到的讯息说，两个主人公挣脱了封建礼教的羁绊，解放后于人民做过有益的工作，却没有逃脱林彪、“四人帮”的魔爪。他在回忆录里告诉人们，这个悲惨的故事还没有结局，因为受迫害者尚未平反。读到这里，人们能意会到作者的苦心。去 9月，他所关心的朋友终于平反昭雪了。 他的《随想录》已写到“之十五”。一天，一个老朋友来，谈起《随想录》。巴金说，这是当做遗嘱写的。朋友赶紧回答 :“ 不会，不会。”巴金笑了。他指的是趁此清理自家的思想，将真实的话遗留给读者，那是迟早要说的。在《随想录》里，他总结自己的作品，那些好的，反映了生活的真实，那些不好的，或是艺术性不高，或反映生活不完全真实 ;他提出，作家应该干预生活，当然，并非只揭露阴暗的东西，而是要对生活有所推动 ;他坦率地说，他曾承认过“邪书十四卷” (指巴金十四本文集 )统统是毒草，但 20多年来在自己屋前屋后种着花草的小园子里散步，总也挑不出毒草来，只找到不少中草药，倘使朝夜焦虑，那就只好把草地锄掉，方能高枕无忧。他担心这种害怕毒草的病会蔓延，症状就是害怕出毒草，终于什么也写不出来。 　

读这些笔调清新、含义深刻的短文是一种享受。文艺界一位同志带着赞赏的口气说 ;“这个巴金，文章一如他的为人 :真实，不虚假 ;执著地追求，有一股子勇。”也是在《随想录》上，他谈及至今不能忘怀的一件事。十多年前，在围攻电影《不夜城》时，巴金受命写过一篇批判文章，奉上头“旨意”，说好不点作者柯灵的名字。柯灵同志记得，那篇稿子发表之前，巴金在一个夜里走上门来，尽管他说不出什么，却以沉默自责。为此，巴金背上了假批判的罪名。事情过去许多年了，他仍然觉得内疚，在许多场合讲这桩事，又将它写出来，严厉地剖析自己。 　　于是，人们自然会想到老作家对旁人的宽容。 　　曾经用激烈的言辞批判过他的同志，在巴金真诚的微笑面前，是十分感动的。一些参与过批判的同志到他家里拜访，他还像早先那样热情，送书给他们，为他们的新作修改、润色，然后谦逊地问道 :“这样行不？”有一个作过假证明的同志托人捎去口信，请求原谅。巴金回答说，“这些事过去了，我个人可以谅解，但是其中的教训，勿可轻易忘却。” 我认识了巴金，找到了一颗用生命之火点燃的心。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