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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新國早期歷史記事的書寫與改寫*

——以天命初期對明關係爲中心

馬子木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摘要】本文將以天命初期愛新國對明關係的歷史記事爲中心，系統對勘《滿文原檔》、《滿

文老檔》、《武皇帝實錄》滿漢文本、康熙重修本《高皇帝實錄》漢文稿本與定本、乾隆修

訂本《高皇帝實錄》滿蒙漢文本、《滿洲實錄》滿蒙漢文本及《皇清開國方略》漢文本，

考察其書寫、改寫及最終凝成的過程，並討論各史籍間的承繼關係及其史料學性質。

【關鍵詞】愛新國 清代官書 滿文原檔 滿洲實錄 太祖實錄

清朝的前身愛新國（aisin gurun）在其立國之初的天命（abkai fulingga，1616-1626）年間即已開始記錄史事、排比纂輯史册。隨著滿洲人征服、建國歷程的推進，此類史事作爲

其開國史的一環而不斷得以再書寫。清初官修史籍雖間有散佚，但今所存者仍能基本構成

一個相對完整的鏈條，通過不同版本的勘對，可以清晰看出早期歷史記事書寫與改寫的歷

程。就方法取徑而言，三田村泰助、莊吉發、齊木德道爾吉、烏雲畢力格等先生的先行研

究對本稿多有啓發，其中莊吉發先生近年比勘清初史料成果尤著。①本稿將以天命初期愛

新國對明關係的歷史記事爲中心，考論諸本异同，從而對清初官書的性質與價值進行史料

學與文獻學的考察。本稿旨趣並非史實考訂，所關注者爲各版本間的差异、源流及其原因，

至於其叙述的正誤則不在討論範圍之中。

一、《滿文原檔》與愛新國記史的開端

叙述愛新國開國史的文獻鏈條始於太祖、太宗時代陸續形成的《滿文原檔》。

《滿文原檔》即所謂無圈點字檔（tongki fuka akū hergen i dangse），今存四十册，太祖、 * 原刊《文史》2014 年第四輯，111-143 頁。 ① 三田村泰助：《満文太祖老档と清太祖実録との対校》，《立命館文學》161-163 期（1958 年）、329-330 期（1972 年）；

莊吉發：《文獻足征：〈滿文原檔〉與清史研究》，氏著《清史論集（一）》，文史哲出版社，1997 年，第 39-74 頁；莊吉發：《〈滿文原檔〉、〈內閣藏本滿文老檔〉與清朝前史的研究》，陳熙遠主編《第四届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覆案的歷史》，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 年，上册，第 59-144 頁；莊吉發：《文獻足征：以〈大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滿文本爲中心

的比較研究》，首届國際滿文文獻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北京，2013 年；齊木德道爾吉：《滿文蒙古文和漢文〈清太祖實錄〉之間的關係》，《內蒙古大學學報》2003 年第 1 期，第 15-23 頁；烏雲畢力格：《康熙皇帝第二次親征噶爾丹的滿文文書及其流傳：〈方略〉（Bodogon i Bithe）類史書的史料學批判》，氏著《十七世紀蒙古史論考》，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88-1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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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朝各二十册，以千字文編號，記事起萬曆三十五年（1607）訖崇德元年（1636），間有殘缺、亦有重複。①太宗朝部分皆系隨時寫成。太祖朝二十册中，十一册用明遼東公文

紙書寫，九册用高麗紙書寫，前者應爲隨時寫成，而後者則系重抄本，其中有六册可以找

到原本，對比可知除删略部分瑣屑之事外，大體遵從原檔。本稿主要使用的荒字、昃字兩

册，情况較爲特殊。《荒字檔》起萬曆三十五年三月，終天命四年二月；《昃字檔》起萬曆

四十三年六月，終天命五年九月。據廣祿、李學智先生推定，《荒字檔》、《昃字檔》出自

“後人所追鈔”，《荒字檔》的內容特別是萬曆四十三年以前的部分，係額爾德尼巴克什

憑記憶所作，且“多有誇張”。②亦即說，此兩册所記年代在愛新國的歷史編纂中屬最早，

而其形成年代，或並不早於記天命六年、七年事的《張字檔》。但就天命六年以前的愛新

國建國史而言，《荒字檔》、《昃字檔》是現存唯一、亦是順治朝以降清朝史臣所能見的唯

一記事來源，其價值不容忽視。1970 年代，廣祿、李學智曾對之進行了初步譯注，在細節上仍有問題③，有必要進行進一步的探討。

在此以愛新國攻陷清河城的叙述爲例，審視開國史書寫形成的第一步。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清太祖努爾哈齊以七大恨告天；十五日招降撫順；七月二十二日攻取清河，

是爲愛新國首度以武力取得明朝在遼東的重要城鎮。關於此事，愛新國方面現存最早的歷

史記錄見於《荒字檔》，茲轉寫、翻譯如下，加删除綫者系在原檔中抹去：

nadan biyai orin i inenggi cooha jurabi. niowanggiyaha de genere inenggi horin erinde abka abgaha. tere dobori galaka. tereci genebi orin juwei inenggi hecembe kabi afarade niowanggiyahai hecembe akdulame dasabi dorgici tuwakiyame tehe emu iogi hafan sunja minggan cooha. ini bai sunja minggan cooha. jai baisin geli udu udu minggan haha uhereme tumen i dele udu udu minggan minggan cooha bibi akdulame tuwakiyabi. amba ajigen boo miocan emu minggan juwe tanggū bihe. uttala tutu dasabi akdulame tuwakiyaha tumen funcere coohai niyalma gabtara sacire gidai tokoro uwehe fahara. minggan funcere boo miocan sindaci umai tucirakū hencembe sacime efelebi urime tuhebubi cooha hecende dosibi. tere coohabe bosiome gamabi inenggi dulini hosioi leosede isanaha coohabe gemu waha. waha niyalmai fejile gidabubi feye akū niyalma bucehe niyalma inu ambula bihe. tere hecembe gaibi duin dedume olji dendebi niowanggiyahai hecenci siyun tuhere ergide liodun i baru dosi genebi juwe deduhe manggi nikan i elcin li sanjan sunja niyalma isinjiha. tede acara dubungge gisun umai akū obi amasi unggihekū. tereci amasi bederebi julegi golode

① 《滿文原檔》，臺北故宮博物院，2005 年。關於此份檔册的概說，除下引廣祿、李學智文外，尚有陳捷先：《〈舊滿洲檔〉述略》，影印本《舊滿洲檔》第 1 册，臺北故宮博物院，1969 年，第 1-56 頁；神田信夫：《『舊滿洲檔』と「天聰九年檔」について》，《東洋文庫書報》第 3 期（1972 年），第 1-12 頁；Kanda Nobuo, From Man-wen lao-tang to Chiu Man-chou tang, in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No.38(1980), pp.71-94. ② 廣祿、李學智：《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年報》第4期（1965 年），第 19-26 頁。 ③ 廣祿、李學智：《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0、197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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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sibi iducan giyamcan i hotombe efekebi tere goloi eyede bihe fe jekube gemu juwehe. tariha jekube gemu morin ulebuhe. ilan minggan olji baha. jasai dolo juwan ilan dobori debuhe. tereci amasi cooha bederehe.①

七月二十日出兵，去清河之日未時降雨，是夜霽。自此前行，於二十二日圍攻（清

河）。是時清河城池堅固，城內駐有游擊一員、五千兵、地方之兵五千，又白身丁壯數

千，凡一萬數千，嬰城固守。有大小炮、鳥槍一千二百。如此堅守之萬餘兵射箭、刀

斫、槍扎、投石，千餘槍炮齊發，全不出城，（我兵）遂毀城而入，追捕敵兵。日中時，

將集於角樓之敵兵盡行誅殺。死者之下，未受傷而被壓死者亦多有之。既取城，宿四

日分俘獲。向在清河城日落方向之遼東行進。宿二日後，有尼堪使者李參將五人來，

終無修好之辭，遂未送還。是後乃回兵，自南路而入，毀一堵墻、碱廠之城，將彼路

窖藏陳糧盡行搬走，所種之糧盡行喂馬。掠得三千人，於邊內宿十三夜而回。

《昃字檔》亦有此段記事，但原檔改動極多，爲清晰表現此修改過程，茲將原檔删去者加

删除綫，增入者以粗體置於方括號內，並依最終定本進行翻譯：

nadan biyai orin inenggi cooha jurabi [de] niowanggiyaha de [cooha] genere [de] inenggi horin erinde. abka abgaha [agaha]. tere dobori galaka. tereci genebi orin juwede inenggi hecembe kabi afarade niowanggiyahai hecembe akdulame dasabi [afame gaiha]. [tere hecen de] dorgici [jibi] tuwakiyame tehe emu iogi hergen i hafan sunja minggan cooha. ini bai sunja minggan cooha jai baisin geli udu udu minggan haha uhereme uhereme funceme② tumen i dele udu udu minggan minggan cooha bibi akdulame tuwakiyabi. amba ajigen boo miocan emu mingga-n uwe tanggū bihe. uttala tuttu dasabi akdulame tuwakiyaha tumen funcere coohai niyalma gabtara sacire gidai tokoro uwehe fahara. minggan funcere boo miocan sindaci umai tucirakū. hencembe sacime efelebi urime [uribume] tuhebubi cooha hecende dosibi. tere cooha be bosiome gamabi inenggi dulini hosioi leosede isanaha coohabe gemu waha. waha niyalmai fejile gidabubi feye akū bucehe niyalma inu ambula bihe [bucehe]. tere hecembe gaibi duin dedume olji dendebi niowanggiyahai hecenci siyun tuhere ergide liodun i baru dosi genebi juwe deduhe manggi nikan i elci li sanjan sunja niyalma isinjiha. tede acara dubungge [dubengge] gisun umai akū obi amasi unggihekū. [jai donjici tere li sanjan be cooha yabure jagūn be tuwana seme takūraha bihe.] tereci amasi bederebi julegi golode dosibi iducan giyamcan i hotombe efekebi tere goloi eyede bihe fe [eyei] jekube gemu juwehe. tariha jekube gemu morin ulebuhe. ilan minggan olji baha. jasai dolo juwan ilan dobori debuhe. tereci amasi cooha bederehe.③

① 《滿文原檔》，荒字檔，第 1 册，第 93-94 頁。本文所引滿文文獻使用穆麟德轉寫方案。 ② uhereme funceme 兩詞係後來補入，又被删去。 ③ 《滿文原檔》，昃字檔，第 1 册，第 191-1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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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日，出兵清河，未時降雨，是夜霽。二十二日攻取清河。來彼城內駐守

者，有游擊一員、五千兵、地方之兵五千。大小炮、鳥槍一千二百。如此堅守之萬餘

兵射箭、刀斫、槍扎、投石，千餘槍炮齊發，全不出城，（我兵）遂毀城而入，將敵兵

殺死。死者之下，未受傷而被壓致死者亦多有之。既取城，宿四日分俘獲。向在清河

城日落方向之遼東行進。宿二日後，有尼堪使者李參將五人來，終無修好之辭，遂未

送還，又聞李參將系爲探進兵之路而遣來。是後乃回兵，自南路而入，毀一堵墻、碱

廠之城，將彼路窖藏糧盡行搬走，所種之糧盡行喂馬。掠得三千人，於邊內宿十三日

而回。

兩相對照，《昃字檔》的主要改動有兩處，其一是删去了清河城內有白身壯丁數千的記載，

其二是增寫了明朝李參將爲探路而來，前者爲以後諸官書所繼承，後者則否，但皆屬末節，

可以說《昃字檔》基本繼承了《荒字檔》的叙述模式。此外《昃字檔》的修改主要是修飾

的性質。《荒字檔》叙事甚爲拖沓，如首句即多有贅餘，既言二十日出兵，而又寫 genere inenggi，此蓋滿文初創未久，尚未成熟，《荒字檔》中在在可見，而《昃字檔》則悉爲删略。通過後文中其他幾處對勘案例來看，《昃字檔》所做的主要工作即是精簡《荒字檔》

的文句，除少數增補者外，史事情節完全依照後者。

那麽，此兩檔册的關係及其性質當如何理解？就筆者對勘的部分而言，《昃字檔》删改

前的文本基本與《荒字檔》完全一致，亦即說，《昃字檔》是在《荒字檔》形成後將之重

抄一册、加以潤飾而成。廣祿、李學智先生以爲兩檔皆出自後人追抄，且《昃字檔》形成

於天聰七年，恐並非如此。其形成年代雖不可確知，但應早於此。證據有三，其一是《昃

字檔》天命四年有關薩爾滸之戰的記事，自順治朝《太祖武皇帝實錄》滿文本至《皇清開

國方略》，皆記有四貝勒皇太極的三件勛績，但其中有兩件不見於《昃字檔》，且細讀《昃

字檔》記事，其突出大貝勒代善之意殊爲明顯（詳後），若此檔册果抄於天聰末年，此處

宜有修飾。其二是文字，這兩册（包括改動）皆以無圈點滿文書寫。舊說新滿文創制於天

聰六年，廣祿先生對此已有疑①，文字的更替固有一個演進期，非詔令所能强制規定，但

天聰六年的分界意義則不容否定。如廣祿所言，天聰六年以前舊檔中已偶爾出現圈點，而

天聰九年檔中尚有缺少圈點之處，但此僅爲偶然現象，愛新國內部行政文書大規模以新滿

文書寫，確始於天聰六年，此僅需細檢《滿文原檔·地字檔》即可知，毋庸贅論。②僅以

全篇使用無圈點滿文來看，天聰七年抄成說事實上是很難成立的。其三是正字法。《荒字

檔》、《昃字檔》中有大量無圈點滿文所獨有的正字法規則，最爲明顯者是名詞與賓語格助

詞 be 大多連寫，且名詞以 n 收尾者連寫時均改 n 作 m，寫作 mbe，如前引兩段內屢次出現

① 廣祿、李學智：《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第 25-28 頁。 ② 《滿文原檔》，地字檔，第 8 册，第 49-293 頁。天聰六年正月、二月加圈點者尚屬少數，三月後始大量出現，但尚不完全規範。正月、二月的用例基本爲 e 的分化，k/g/h 的區分極爲少見，偶有加圈之處則多是 bi 上加圈作爲 fi，如天聰六年正月檔記鑲黃旗穆成格（mujenggo）叙功緣由時云“yaluha morin ilan feye bahafi bucehe（坐騎傷而斃者三）”（頁 74），其中兩處 h 皆未加圈，而 fi 則寫作 bi 加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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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hecembe（hecen+be）。若檢覽檔册，天命中後期以後，be 的連寫現象已漸趨减少，到天聰初年的《原檔》中已極難一見，-mbe 的寫法更已絕迹。至此，基本可以判斷，《昃字檔》絕非天聰七年的抄本，至遲在天聰初年即已形成。而作爲《昃字檔》抄錄底册的《荒字檔》，

其形成年代應稍早，烏蘭巴根認爲《荒字檔》事實上是額爾德尼巴克什所纂的“英明汗例”

（genggiyen han i kooli）①，循此思路，推定《荒字檔》在額爾德尼巴克什在世時（天命八年前）已經寫定，在記事內容與文字形態上都是可以成立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昃字檔》

中幾度出現的所謂“細字書寫”，如薩爾滸之戰記事結束後，有 koolibe ejeme bithe araha erdeni baksi hendume（記錄典例成書之額爾德尼巴克什曰）一段，論述愛新國因天之助得以敗明，段首小字旁標“narhūn ara”（細寫），段末對應有“narhūn waji”（細字畢）。②“細字”猶漢籍之雙行夾注，意即將此段轉爲注文書寫，是給抄寫者的提示。易言之，《昃字

檔》潤飾《荒字檔》事實上是爲另繕某種定本，由於史料闕略，這一定本是否寫成、寫成

後究竟是何種性質的文獻，目前尚不清楚。天聰時代《原檔》中所謂的“nenehe han i banjiha kooli bithe”③（先汗所行事迹書）、“nenehe genggiyen han i yabuha kooli bithe”④（先庚寅汗行事之典則書），其中或許即包含《昃字檔》修改後的繕寫定本，當然這一推測尚有待

於新史料的證明。

二、《武皇帝實錄》與開國史事的再度書寫

《滿文原檔》雖名爲“dangse”，但其性質頗爲駁雜。上節所討論的《荒字檔》、《昃字檔》兩册，毋寧說是一種早期的史學編纂，就史料學的性質而言，屬“記叙性史料”，

與作爲“遺留性史料”的檔案文書迥异。⑤而隨時寫成的原始檔册（天命時期多用遼東公

文紙，天聰後改用高麗紙），愛新國內部稱之爲“日記”⑥，其性質則更接近於後者。此批

文獻被系統整理而編爲國史則在天聰年間。天聰七年（1633）十月開始編纂太祖實錄，至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修成，即所謂《太祖太后實錄》，愛新國開國史的首個官定版本由此形成。但其書今已失傳，內容不得而知，僅就題目而言，與漢地實錄編纂傳統殊爲不

合。 今存最早的官定開國史叙述見於《太祖武皇帝實錄》，有滿漢兩種文本。漢文本 1931

年由故宮博物院排印出版，成爲清初諸《實錄》初修本中最早公布的一種，因排印本多有

訛誤，1970 年臺北故宮又將原書影印。但由於原書並無明確的標記，故此書的成書年代至 ① 烏蘭巴根：《滿洲初期歷史編纂在後世記史中的演變及其造成的誤解：重新解讀老滿文荒字檔册所載天命以前的記史》，首届國際滿文文獻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北京，2013 年。 ② 《滿文原檔》，昃字檔，第 1 册，第 229、234 頁。 ③ 《滿文原檔》，滿附三，第 9 册，第 104 頁。 ④ 《滿文原檔》，滿附三，第 9 册，第 322 頁。 ⑤ “記叙性史料”、“遺留性史料”的劃分及史料學意義參看烏雲畢力格：《史料的二分法及其意義：以所謂的“趙城之戰”的相關史料爲例》，《十七世紀蒙古史論考》，第 5-10 頁。 ⑥ 《天聰朝臣工奏議》卷上《楊方興條陳時政奏》，《史料叢刊初編》本，文海出版社，1964 年，上册，第 18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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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仍有聚訟。故宮排印時定爲“崇德元年初纂本”，方甦生認爲係順治間重修本；莊吉發

調和兩說，認爲係順治年間據崇德元年初纂本重繕；松村潤則主張所謂崇德初纂本是已佚

的《太祖太后實錄》，今傳本爲順治年間重修，時間應與編纂《太宗實錄》相同。①滿文本

的情况，今西春秋、松村潤已有論述，不復贅述。②本稿所據版本，漢文本爲臺北故宮影

印本，滿文本（daicing gurun i taidzu horonggo enduringge hūwangdi i yargiyan kooli）為臺北故宮藏本（原為北平圖書館藏書）與今西春秋所刊佈的北京圖書館藏本。③臺北故宮藏滿

文《武皇帝實錄》，經莊吉發先生比對，證明與今西春秋刊本是“來源相同的兩種不同寫

本”④。另外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有滿文《武皇帝實錄》一種，係四卷全帙，已攝製縮

微膠片。⑤

以下以薩爾滸之戰中的兩處細節爲例，分析《武皇帝實錄》對開國史叙述的改寫。天

命四年（1619）三月，明遼東經略楊鎬四路出師伐愛新國，努爾哈齊以少敵衆，大破明軍。此爲愛新國開國史上意義深遠的事件，愛新國方面視之爲天所眷佑，在《原檔》中留下了

極爲詳細的記事。《武皇帝實錄》基本繼承了《原檔》的叙事，並增補了兩處有關皇太極

的細節，其一是撫順路進軍與界凡之戰，《實錄》漢文本卷三云：

正行間，哨探又來報曰：“見清河路兵來。”大王曰：“清河路雖有兵，其地狹

險，不能遽至，姑且聽之，吾等先往撫順關迎敵。”遂過加哈關，與答兒漢蝦按兵候

帝。四王因祀神後至，曰：“吾築城運石之人夫俱無器械，界凡山雖然險固，倘大明

將不惜其兵，必極力攻之，吾之人夫被陷將奈何？今吾兵急往其地，人夫一見而心自

慰矣。”大王與衆臣等皆善其言，即令兵盡甲，未時，行至太攔岡。大王與答兒漢蝦

欲掩兵俟帝，四王不悅曰：“何故令兵立於僻處？當顯出遇敵布陣，運石人夫見我兵

至，亦奮勇而戰矣。”厄一都曰：“貝勒之言誠是也，吾等當向前立於顯處。”衆皆

從之，遂前進與大明兵對壘布陣。⑥

滿文本同卷云：

muduri [erinde/erin de] uthai jurafi genehe de karun i niyalma geli cing hoo i jugūn de

① 莊吉發：《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叙錄》，氏著《清代史料論述》，文史哲出版社，1979 年，第 1 册，第 211 頁；松村潤：《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考》，蔡美彪主編《慶祝王鍾翰先生八十壽辰學術論文集》，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 年，第 44-45 頁；松村潤：《清太祖實錄的編纂》，氏著《清太祖實錄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 年，第 38-40 頁、45-47 頁。 ② 今西春秋：《満文武皇帝実録の原典》，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編《東洋学論集：高橋先生還暦記念》，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67 年，第 39-66 頁；松村润：《清太祖实录的編纂》，第 40-45 頁。 ③ 《滿文實錄》（以下簡稱故宮本），中國國家圖書館編《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 187 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 年；《大清太祖武皇帝実録》（以下簡稱北圖本），天理大学おやさと研究所编《東方学紀要》2，1967 年，第173-273 頁。 ④ 莊吉發：《文獻足征：以〈大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滿文本爲中心的比較研究》，首届國際滿文文獻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⑤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縮微膠片，《內閣滿文實錄》第 7 盒。 ⑥ 《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三，《故宮圖書季刊》第 1 卷第 1 期，廣文書局，1970 年，第 98-9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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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ha sabumbi seme alajiha manggi. amba beile hendume cing hoo i jugūn be cooha jihe seme. ba gafirakū. jugūn ehe. cooha taka isijirakū. muse ai ocibe neneme fušun [soo/suu] jugūn i cooha be afaki yabu seme genefi. jakai furden be duleke manggi. amba beile darhan hiya taidzu genggiyen han be aliyaki seme cooha iliha bade hong taiji beile fecere baita de tookafi. amala acame isinjafi hendume musei hecen sahara wehe jufeme genehe yafahan i alban i niyalma de dain i agūra akū. jaifiyan i hecen udu akdun beki seme. daiming ni coohai ejen ini coohai bucere be hairandakū urunakū morime afambi. aikabade musei alban i niyalma gaibuha de ainambi. cooha hūdun genefi musei cooha sabuha de. alba i niyalma [sahade/saha de] dolo selambi kai sere jakade. amba beile. geren ambasa gemu tere gisun mujanggo seme coohai niyalma be gemu uksilebufi tereci genehei honin [erinde/erin de] tairan gebungge alin de isinaha manggi. amba beile. darhan hiya cooha be daldame ilifi. taidzu genggiyen han be aliyaki [serede/sere de]. hong taiji beile hendeme muse dalda de ainu ilimbi. iletu tucifi bade be sabume cooha faidaki. musei cooha be wehe juwere alban i niyalma sabuha de dolo selafi afarangge hūsungge ombikai. seme jilidame hendume manggi. tere gisun de eidu baturu jabume. beilei ere gisun mujanggo. muse julesi genefi iletu iliki sehe manggi. geren gemu gisun dahafi. julesi genefi. daiming ni cooha bakcilame faidaha.①

滿文本叙事與漢文本一致，故不再翻譯。撫順一路出兵，雖由大貝勒代善統帥，但據《實

錄》來看四貝勒皇太極無疑發揮了重要作用。愛新國自天命三年九月起籌議築造界凡城（此

事下文亦有討論），有夫役甚多，故皇太極力主進兵救護；其後界凡山下與明軍對壘，亦

由皇太極促成，代善、達爾漢諸人似始終處於一消極位置。但《滿文原檔》中的原始記錄

則與之相差甚遠，茲將有關內容引錄如下：

amba beile beise ambasa hecende bihe. coohabe gaiha tere muduri erinde uthai juraka.

jurabi generede niowanggiyahai jugūnde geli cooha sabumbi seme karuni niyalma alanjiha. tereci amba beile hendume niowanggiyahai jugūnbe cooha jihe seme taka isinjirakū. tere jugūmbe juwe tanggū cooha tuwakiyakini muse eitereci neneme wala yabu seme wasihūn genebi jakai furden be morin erinde duleke. jakai furden be dulebi coohai niyalmabe gemu uksile seme uksilebuhe. tereci genebi hejigei gebungge bade [emu niyalma acafi alame] alanjime nikan cooha musei uwehe juwere yafahan cooha jabiyan i girin hadade tafaka be sabi girin hadabe kahabi seme alanjiha. tereci genebi honin erinde jabiyande isinaha. isinabi tuwaci nikan i juwe tumen cooha jabiyan i hoton araha ninggude ilibi afambi. yafahan cooha girin hadai amba ninggude ilihabi. tereci neneme yafahan be tuwakiyame genehe duin

① 滿文《太祖武皇帝實錄》（故宮本）卷三，第 1165 頁左上、1166 頁右上、1165 頁左下；北圖本卷三，第 208-209 頁。

凡兩本有差异者，以[故宮本/北圖本]表示。因《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影印《武皇帝實錄》次序錯亂，以

下引用皆依次標明其頁碼與分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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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gū morin i coohai niyalma nikan i julegi amba ing i coohabe dulembubi amargi uncihen de dosibi sarhūi anggaci sacime jabiyan i dogonde isitala wahabi.①

大貝勒及衆貝勒、大臣帶城中所駐之兵，於辰時即行出發。行時，卡倫之人報云

清河路又見敵軍。大貝勒云“清河路之兵雖來，暫不能至；將此路使二百兵看守，我

等仍西行。”遂西去。午時過扎喀關，既過關，令兵丁悉數披甲。自此行至名赫濟格

之地，見一人，報云“尼堪兵見我運石步卒登界凡之吉林山而將之包圍”。自此前行，

未時至界凡。到時見尼堪二萬兵正攻我築界凡城之步卒，我兵立於吉林山上。又一隊

（尼堪）兵立於薩爾滸山上。先行派往護衛步卒之四百馬兵，待尼堪前大營過後，即

尾隨入，自薩爾滸口砍殺直至界凡渡口。

此段出自《昃字檔》，底文同《荒字檔》，前者删去者標删除綫、增補者放於中括號內，翻

譯以前者最終定本爲准。細節之二是擊破龔念遂軍始末，分別引《實錄》滿漢文本如下：

大明左側中路後營游擊龔念遂、李希泌，領車營騎兵一萬，至穵哄泊處安營，繞

營鑿壕列炮。帝率四王，領兵不滿千人，令一半下馬步戰，大明兵一齊發炮，四王率

騎兵突入，步兵遂摧覆戰車，大敗其兵。四王領兵盡力追殺，龔念遂等皆歿於陣中。

帝正望間，大王報到，言敵已駐尚間山，帝聞之，不待四王之兵，急領隨從四五人，

午時至其處，見敵兵四萬，已布陣而立。② daiming gurun i hashū ergi dulimbai jugūn i amargi ing ni iogi hergen i gung niyan sui li

si mi sejen kalka be gaifi yabure yafahan morin i emu tumen cooha be gaifi wahūn omo gebungge bade isinjifi ing ilifi. ing ni tehereme ulan fetefi poo faidafi [bisirede/bisire de]. taidzu genggiyen han ini beye hong taiji beile minggan isirakū cooha be gaifi genefi. coohai niyalma be dulin yafahalabufi afabure de. gung niyan sui li si mi cooha poo miociyang emdebei sindame afara de. hung taiji beile moringga cooha be gaifi yafahan cooha sejen kalka be aname tuhibufi tere tumen funcere cooha be gidafi hung taiji beile juleri gaifi dube tucime bošome wame genehe. gung niyan sui li si mi gemu wabuha. taidzu genggiyen han ilifi [bisirede/bisire de] amba beilei takūraha niyalma isinjifi [daiming/dai ming] ni cooha šanggiyan [hada i/hadai] bade ing ilifi bisire be alara jakade. taidzu genggiyen han hong taiji beile bošome genehe cooha be aliyarakū kutule jafaha duin sunja niyalma be gaifi ebšeme jime morin erin de isijifi tuwaci [daiming/dai ming] ni duin tumen cooha faidafi ilihabi.③

由《實錄》所記，擊破龔念遂所部主要是皇太極率兵突入、奮力擊殺所致，努爾哈齊的事

迹反晦暗不顯。《滿文原檔》中的原始版本亦與此不同（引、譯方案如前）：

① 《滿文原檔》，昃字檔，第 1 册，第 208-209 頁。 ② 《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三，第 99-100 頁。 ③ 滿文《太祖武皇帝實錄》（故宮本）卷三，第 1168 頁右上、1167 頁左下、1168 頁右下；北圖本卷三，第 211 頁。

9

tereci amba beile afaci amasi ilan jergi han de alame unggihe. han wahūmui bigande

nikan i amala boo miocan sejen kalka aika jakabe gaibi yabure emu ing i emu tumen coohabe sabubi. han i beye emu minggan isirakū coohabe gaibi afame genebi. tere ing i nikan emu tumen cooha ulan fetebi boo miocan jergi jergi sindame dasabi sejen kalka be ilibubi alime gaiha manggi. minggan isirakū cooha be dulimbe① yafahalabubi afame geneci [dosirede] nikan cooha boo miocan be emu dubei sindaci tucirakū bireme genebi sejen kalkabe aname tuhebubi tere emu tumen coohabe gidabi gemu waha. tere wahūmui coohabe wabi. amasi bedereme jiderede amba beilei takūrame niyalma han de isinabi amala siyanggiyan hadade nikan i emu ing i cooha ulan fetebi ilihabi. tere cooha ainci amaga coohabe aliyarakū fekumbure katarara jibi inenggi dulin morin erinde isinaha.②

大貝勒三度遣使告汗，汗於穵哄泊之野見敵軍一營一萬人，皆携炮、鳥槍、戰車、

藤牌一應戰具而行。汗親率不足一千之兵攻入，此營一萬尼堪兵開掘壕溝、層層安置

槍炮，排列戰車藤牌以應戰。（汗）遂命不足千人之兵一半步戰，攻入之時，尼堪兵連

發槍炮而不出，我兵將戰車、藤牌悉數推倒，敗其一萬兵而誅之。將彼穵哄泊之兵誅

殺後而返回時，大貝勒所遣人到達汗處，報云：“尚間崖有尼堪一營兵，掘壕溝布陣，

約有四萬之衆”。汗遂不待後來之兵，縱馬疾馳而來，日中午時到達。

與第一節內所引《原檔》不同，這兩段《昃字檔》對《荒字檔》基本沒有改動，亦從一個

側面說明了因薩爾滸之戰顯示天命所歸，其記事的初始版本在寫作時相當謹慎，極少留有

潤色的餘地。與《武皇帝實錄》對照可知，《實錄》關於四貝勒皇太極的記事完全不見於

《原檔》， 原因可自兩方面考慮，其一是皇太極的有關記事全系《實錄》纂修諸臣的捏造，

其二是《實錄》纂修時又看到了《原檔》之外的其他史料。事實上，後者的可能性微乎其

微。首先就現有的《原檔》來看，荒、昃字檔應是出自記憶與口述，之前並無更原始的檔

册，此點廣祿、李學智先生業已提出③；其次，《荒字檔》所載是天命年間薩爾滸戰事叙述

的定本，並附有額爾德尼撰擬的一段評論，足見愛新國內部欲鄭重其事，故《昃字檔》對

此亦未過多潤飾，以皇太極之位置，其功績自應詳記，斷無省略之理；復次，《武皇帝實

錄》下文內另有兩處述及皇太極之戰功，一是隨代善先行探聽消息，一是與代善合力擊破

劉綎所部，這兩處在《原檔》內均有對應的記載，細節亦無出入，可知《原檔》並無隱匿

皇太極事跡之意。④界凡之戰和擊破龔念遂部兩處記事的原始版本並不包含有關皇太極的

成分，前者有意突出代善，而後者則表現努爾哈齊之神武。《武皇帝實錄》纂修時，此等

用以彰顯皇太極形象的細節經由文臣的編造而進入官書。《武皇帝實錄》以降直至乾隆四

① 此處《荒字檔》作 dulin be（見《滿文原檔》第 1 册，第 106 頁），《昃字檔》抄時連寫作 dulimbe。 ② 《滿文原檔》，昃字檔，第 1 册，第 213-214 頁。 ③ 廣祿、李學智：《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第 19-23 頁。 ④ 《滿文原檔》，昃字檔，第 1 册，第 219-221 頁。

10

十一年御筆《薩爾滸山戰事碑》及五十一年成書的《皇清開國方略》，這兩處細節已成爲

開國史神聖叙事譜系的一個固化的環節。①

《武皇帝實錄》修成時，愛新國已經轉型成爲統馭滿洲、漠南蒙古、遼東漢人並獲得

格魯派支持的多元共主的大清國（daicing gurun），故對於有損國家聖德的早期記事甄別尤慎。天命三年修築界凡城的歷史記事適爲一典例，這一事件的起因於愛新國邊境打穀人被

明軍偷襲，故努爾哈齊意欲在臨邊之地築城駐軍，《武皇帝實錄》卷二云：

帝與諸王臣議曰：“今與大明爲敵，我國居處與敵相遠，其東邊軍士途路更遙，

行兵之時，馬匹疲苦，可將馬牧於近邊地。西近大明國，於界凡處築城。”② taidzu genggiyen han beise ambasa baru hendume. daiming gurun de dain ofi. muse

dorgi bade tefi cooha yabuci. dergi dubede tehe coohai niyalma morin. ba goro ofi suilambi. morin be jecen i bade adulaki. daiming gurun i baru wasihūn ibefi jaifiyan i bade hoton arafi teki seme hebšeme toktofi.③

滿文本與漢文本並無差异。努爾哈齊自言的築城理由合於情理，並無可議之處，但《實錄》

所記實是潤飾後的版本，《滿文原檔·昃字檔》云：

tereci genggiyen han hendume nikan gurunde dain obi. muse ere dorgi bade tebi cooha

yabuci. dergi dubei coohai niyalma morin. ba goro obi suilambi. amba gasan nikan i baru wasihūn ibebi jabiyan i bade hoton arabi teki. beise ambasa nikan i jasei dolo adun ulebume jeceni nikan be usin [uileburakū tebi. muse giyahūn maktame] tariburakū. tariha jekube yangsaburakū. yangsaha jekube haduburakū. haduha jekube tūhurakū oki. giyahūn maktame. aba abalame yabuki. nikan gurun be hecenci tuciburakū. tuttu jobobuki. joboburede doosorakū cooha tucici saciki. cooha tucirakūci. muse jai geli emu babe seoleki. musei coohabe jobobume hoton de afabi uwehede fahabubi uju hūwajame gala bethe bijame

[hoton be] afabi ainambi. seme gisurebi.④ 庚寅汗言：“因與尼堪國爭戰，出動我們內部駐扎之兵，東邊兵馬因地遠而勞苦。

應在西向接近尼堪之處築城居住，可在尼堪境內放牧，使邊上尼堪之田不得收穫。我

等放鷹、打圍，使尼堪國人苦困城中。若不堪其苦而出兵，則砍殺之；若不出兵，我

等再謀別處。我兵勞苦，被石所中、頭破手足折而攻城，何必爲之？” ①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73 册，第 170-172 頁；（清）阿桂等纂《皇清開國方略》卷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41 册，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 82-84 頁。值得一提的是，滿漢合璧《薩爾滸碑》的滿文係內翻書房據高宗漢文稿譯出，見《滿文錄副奏摺》，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質郡王永瑢

等奏，檔案號：03-0187-2659-00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② 《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二，第 96 頁。 ③ 滿文《太祖武皇帝實錄》（故宮本）卷二，第 1162 頁左上；北圖本卷二，第 205 頁。 ④ 《滿文原檔》，昃字檔，第 1 册，第 197-199 頁。

11

修築界凡城，“備兵”之外尚有“擾邊”的用意。“擾邊”、“掠邊”正是愛新國初期針

對明朝頗爲常用的策略，在大軍征伐之外，頻繁小規模入邊擄掠，在滿足國內資源需求的

同時，逐漸虛耗、荒廢明朝的邊防力量。此種策略未免稍悖於清朝標榜的仁義之道，故在

後纂官書中被淡化。就天命初年的情况來看，僅天命三年九月入掠會安堡一事因收穫較大、

且關係到與明和議，得以保留於《武皇帝實錄》；此外如《昃字檔》所載天命五年五月初

一日擾邊掠俘近百，十八日擾邊掠俘三百，六月十二日至瀋陽附近搶糧、俘虜四千①，《實

錄》皆删去。《實錄》在處理努爾哈齊此段訓諭時應出自類似的考量，故隱去了努爾哈齊

“擾邊”、“圍困”的策略，而將之改寫爲普通的邊境築城行爲，大失真意。 討論《實錄》編纂時無法回避的問題是滿漢文本《實錄》的關係以及《實錄》的史源。

前者本稿留待下文考察《滿洲實錄》時一併叙說。關於後一問題可從兩方面考慮：如七大

恨條文、努爾哈齊招降李永芳信等單獨成立的重要文書，《武皇帝實錄》基本照錄《原檔》

原文，僅對無圈點滿文的不規範之處、地名譯寫、部分政治性語彙（如 nikan、jušen）進行了修正，此點已由莊吉發先生證明②。此外的部分，依通行之說，《實錄》亦是重要的史

源，但較之獨立文書，《實錄》對此部分的改動較爲靈活，除前文所述基於政治目的而增

改或隱諱外，亦進行了大量的文句潤飾，故滿文本《實錄》較《原檔》讀之更爲簡明曉暢。

就本稿所勘對的諸記事而言，《實錄》在潤飾文句時基本未對史事作出修改，但亦偶有失

誤之處，如第一節引愛新國攻克清河事，據《原檔》乃二十日出兵、二十二日圍城、當日

攻克，《實錄》則改爲：“nadan biyai orinde amba cooha jurifi yahū guwan furdan be dosifi cingho hecen be kafi afara”③（七月二十日出兵，入鴉鶻關，圍攻清河），合兩句爲一句，反將二十二日攻城事與二十日的出兵混爲一談。

三、開國史叙事的凝成：《高皇帝實錄》

清朝真正開始關注開國史叙事，並通過開國史事的書寫以界定“滿洲”源起與邊界，

可以上溯至康熙朝。④而這一趨勢至乾隆朝更爲明顯。乾隆朝一個不可忽視的政治文化背

景即是强化滿洲、蒙古的族群認同及與民人、漢軍的族群區分。通過制度性的舉措强化八

① 五月初一日事：sunja biyai icede tabcin dosibi karun be gidabi. emu tanggū isirakū okji baha（《滿文原檔》，昃字檔，第 1册，第 353 頁）；十八日事：jai ineku sunja biyai juwan jakūnde tabcin dosibi olji ilan tanggū isime baha（同上）；六月十二日事：ninggun biyai juwan juwede jeku gaime yafahan niyalmabe [cooha be] gamame. fusi golobe tabcin [cooha] dosibi simiyan i hecende juwan bai debede isitala tabcin feksibi nikan cooha niyalma be tanggū isime bahabi waha. … [duin minggan olji baha eyei jeku be feteme tucibubi gajiha.]（同前書，第 353-354 頁）。值得注意的是，最後一段內 tabcin（搶掠）一詞悉數被删掉。 ② 莊吉發：《文獻足征：以〈大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滿文本爲中心的比較研究》，首届國際滿文文獻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③ 滿文《太祖武皇帝實錄》（故宮本）卷二，第 1161 頁左上、1162 頁右上。 ④ 姚大力、孫靜：《“滿洲”如何演變爲民族》，姚大力：《北方民族史十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41-43頁。

12

旗結構與滿洲舊俗，如開戶與漢軍的出旗、將國語騎射作爲考察滿蒙官員與宗室子弟的新

標準，固然是此政治文化環境中的必要政策。此外不容忽略的是試圖通過對開國史的重新

叙述將此遺産儀制化，作爲滿洲認同的核心，高宗對之極爲熱心。三朝實錄的修訂、《皇

清開國方略》、《滿洲源流考》的編纂，皆繼承了康熙朝改寫開國史的事業，形成了開國史

叙事的最終欽定版本。本節以《高皇帝實錄》爲例，分析開國史叙事最終凝成的過程。 《太祖高皇帝實錄》有康熙朝重修本與乾隆朝校訂十卷本兩個系統，前者修成於康熙

二十五年，後者修成於乾隆四年。康熙本正本已不存，目前尚有多個底稿本與傳抄本，皆

爲漢文本，其滿文本是否存在尚有爭議；乾隆定本則滿蒙漢文本皆存。①本稿采取五種版

本進行比對：首先是羅振玉輯《太祖高皇帝實錄稿本三種》，源出內閣大庫八千麻袋之劫

餘，據徐丹俍考證，三種皆形成於康熙二十三年前②，依照羅氏刊佈時的排列順序，以下

稱爲羅甲本、羅乙本、羅丙本；其次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內藤湖南舊藏《太祖

高皇帝實錄》即所謂《三朝實錄》本，凡兩册，封面題“大清紀事”，《三朝實錄》在日

本有五部鈔本，今一般認爲京大人文研藏本係雍正年間所抄康熙重修本③；其三是乾隆朝

定本的《太祖高皇帝實錄》滿文本，松村潤認爲其與《武皇帝實錄》滿文本差別不大④；

其四是同書漢文本，佟佳江以爲其譯自滿文本⑤；其五是同書蒙文本，齊木德道爾吉推定

蒙文本係譯自漢文定稿本⑥。 如前所言，《武皇帝實錄》是今所見最早的清初對開國史事的再書寫，叙事的情節方面

大抵由此定型。但《武皇帝實錄》的體例事實上並不成熟，“文字體例，與歷代之實錄殊，

即與後來規仿實錄以爲實錄者，形式亦自迥別也”⑦。孟森先生並舉出《武皇帝實錄》開

首夾用紀事本末體的“諸部世系”一段爲例，這在羅振玉刊布之康熙《高皇帝實錄》甲種

本中已改爲附錄，低一格書寫，乙本以後即删去，形成今本純用編年體的格局。⑧其次是

記日法，《武皇帝實錄》皆用日期記錄，與前後《實錄》俱不同，康熙重修本乃統一厘定

爲干支記日。復次是人名、地名的漢字對譯，《武皇帝實錄》多用俚俗之字，《高皇帝實錄》

則爲用雅字之潤色。此點莊吉發先生已據《武皇帝實錄》及乾隆本《高皇帝實錄》舉出若

干，今就其所未列者，並益以康熙重修本，表列如下： 表 1 《武皇帝實錄》《高皇帝實錄》部名地名人名對譯表

① 松村潤《清太祖實錄的編纂》提及曾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見到康熙重修本的滿文本（第 53 頁）。據目錄著錄，一檔館今藏有滿文本《高皇帝實錄》三種，皆系乾隆修訂本；另有《清太祖實錄》抄本五册，並無滿文題名，年代不詳，未

得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亦藏有《太祖實錄》，著錄云稿本存三册，亦未便調閱，不知爲何朝本。以上參看吳元豐主編

《北京地區滿文圖書總目》，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 年，第 110-111 頁。 ② 徐丹俍：《〈清太祖高皇帝實錄〉康熙重修本辨證》，《北京社會科學》1995 年第 1 期，第 103 頁。 ③ 神田信夫：《關於日本遺存的〈清三朝實錄〉來歷》，《慶祝王鍾翰先生八十壽辰學術論文集》，第 38 頁；齊木德道爾吉：《關於康熙本〈三朝實錄〉》，《內蒙古大學學報》2002 年第 3 期，第 26 頁。 ④ 松村潤：《清太祖實錄的編纂》，《清太祖實錄研究》，第 56 頁。 ⑤ 佟佳江：《漢文本〈清太祖高皇帝實錄〉訂誤二則》，《滿族研究》1994 年第 4 期，第 15 頁。 ⑥ 齊木德道爾吉：《滿文蒙古文和漢文〈清太祖實錄〉之間的關係》，《內蒙古大學學報》2003 年第 1 期，第 21 頁。 ⑦ 孟森：《康熙重修〈太祖實錄〉跋》，氏著《明清史論著集刊》，中華書局，2006 年，下册，第 481 頁。 ⑧ 羅振玉輯：《太祖高皇帝實錄稿本三種》，哈爾濱出版社，2003 年，上册，第 20-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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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文 《武皇帝實錄》 康熙本稿本 康熙重修本 乾隆修訂本

kalka 胯兒胯 甲：喀爾喀 喀爾喀 喀爾喀 jarut 扎掄 甲：扎魯特 扎魯特 扎魯特 yehe 夜黑 甲：葉赫 葉赫 葉赫

hulūn 糊籠 甲：扈倫 扈倫 扈倫 giyamuhū 夾木和 未詳 夾木和 嘉木湖 adun 阿凍 未詳 阿敦 阿敦

eidu 厄一都 甲：額亦都 額亦都 額亦都 abutu baturu 阿不兔把土魯 甲：阿布兔巴圖魯 阿布兔巴圖魯 阿布圖

可知譯名文雅化的過程大多在康熙本初稿中即已完成，乾隆定本所用的譯名當有相當一部

分依循康熙本之舊。以下以天命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朝鮮官員致努爾哈齊書信文本爲例，具

體分析《高皇帝實錄》對開國史的書寫。

此事起因在於是年三月薩爾滸之戰中，朝鮮都元帥姜弘立不支而歸降愛新國，努爾哈

齊遂遣降將張應京等致書於朝鮮國，致聯絡之意，末云“今王之意，以爲吾二國原無釁隙，

同讎大明耶？抑以爲既助大明，不忍背之耶？願聞其詳。”①五月二十八日，朝鮮國回書。

《昃字檔》記：

solho guruni bing an doo goloi guwancase hergen i buhūwa. giyanjo ui mafai bethei fejihe bithe aliburengge muse juwe gurun ba na acame tebi nikan gurun be han ama muse [muse] juwe gurun amba seme banjime juwe tanggū aniya otolo emu majige serseme gasacun ehe akū bihe. te uwesihun gurun nikan i emgi kimun kokon obi dailame uweihun irgen boihon oho. bi hanciki gurun i kesikū anggala. duin tala de gemu dain kai. uwesihun gurun de inu sain uile waka kai. nikan meni gurun ama jui adali kai. amai gisumbe jui maraci ombio. amba jurgan obi maraci oho akū tere uile emgeri duleke. te ume gisurere. jeng ing jing i duin niyalmabe unggihe manggi. giyan giyan i uilei jurgan be tede saha hanciki gurun i sain banjire doro geli akū doro bio. unggihe bithede henduhengge mini mujilen daci amba gurun i han be ehe gūniha bici abka endembio. seme henduhebi. tere mujilen dere dule jalan halame enteheme abkai hūturi isibi banjire niyalma kai. ereci amasi amba doro be acabume banjici. nikan buyeme sain gisun goidarakū wasimbikai. muse juwe gurun meni meni jase babe tuwakiyame fe sain be dasabi banjici sain akūn.②

朝鮮國平安道觀察使樸燁奉書致建州衛馬法足下，我二國接壤而居，以尼堪國爲

① 《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三，第 103 頁。滿文《太祖武皇帝實錄》（北圖本）卷三：wang sini dolo muse juwe gurun daci umai ehe akū bihe. te bicibe muse juwe gurun emu hebe ofi. daiming gurun de ushaki sembio. bi emgeli daiming de dame wajiha. daiming ci hokorakū sembi. sini gisun be donjiki.（第 216 頁） ② 《滿文原檔》，昃字檔，第 1 册，第 241-243 頁。

14

君父，我二國爲臣，如此綿歷二百年，即細微怨恨亦未嘗有。今貴國與尼堪國爲讎而

征之，生民塗炭，不特於我近鄰之國爲不幸，而四方皆有干戈，即於貴國亦非美事。

我國與尼堪國形如父子，子豈可拒父之語？爲大義之故，不可拒絕。今彼事已往，不

必再言，將鄭應井等四人送還後，始知其間諸事原委，豈有鄰國不相善之道理？來書

云“我心中若素有與大國皇帝爲惡之念，豈能瞞天？”存此心者，可永世受天之賜福

而生矣。是後若能合大道而行，尼堪國喜，善語不久即下矣。我二國各守邊境、修舊

好而行，豈不善哉？

此信在《光海君日記》內收有全文，雖以朴燁的名義寄出，但文字事實上經過了李朝朝廷

的反復斟酌。①《昃字檔》所記係據漢文原信全文照譯，故文內亦極少有修改痕迹，可謂

是愛新國方面關於此信最早亦最完整的記錄。《武皇帝實錄》滿文本云：

solho gurun i ping an doo goloi [guwansase/guwan sa se] hergen i [poohūwa/poo hūwa] manju ui mafai bethei fejile niyakūrame bithe aliburengge. musei juwe gurun ba na dube acame tefi. daiming gurun be han. muse juwe gurun amban seme banjime juwe tanggū aniya otolo emu majige ser seme gasacun ehe akū bihe. te wesihūn gurun. daiming gurun i emgi kimun bata ofi dailame. weihūn irgen boihon oho. meni hanciki gurun i anggala. duin ergi de gemu dain kai. wesihun gurun de. inu sain weile waka. daiming meni juwe gurun ama jui adali. amai gisun be jui maraci ombio. amba jurgan ofi maraca oho akū. tere weile emgeri duleke. te ume gisurere. jang ing ging ni emgi duin niyalma be sindafi unggihe manggi. giyan giyan i weilei jurgan be tede saha. haciki gurun i banjire doro geli akū doro bio. unggihe bithe de henduhengge. mini mujilen daci amba gurun i han be ehe gūniha bici. abka endembio seme henduhebi. tere mujilen dule jalan halame enteheme abkai hūturi isifi banjire niyalma kai. ereci amasi amba doro be acabume sain banjici. daiming gurun buyeme sain gisun goidarakū wasimbikai. muse juwe gurun meni meni jase be tucihiyame fe sain be dasafi banjici sain kai.②

與《滿文原檔·昃字檔》相比，滿文本《武皇帝實錄》主要有三處修改。其一是努爾哈齊

的名銜，《昃字檔》寫作 giyanjo ui mafai bethei fejihe，即“建州衛馬法足下”，但《實錄》則改爲 manju ui mafai bethei fejile 即“滿洲衛馬法足下”。其二是致書的方式，《昃字檔》僅用 aliburengge 一詞，其動詞原形 alibumbi，《增訂清文鑑》釋爲“地位低之人向尊貴之人致書謂之 alibumbi”③，猶漢文所謂“敬奉書”云云，《實錄》加入 niyakūrame，即“跪

① 《光海君日記（太白山本）》卷一三九，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朝鮮王朝實錄》第 30 册，（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69 年，第 128 頁。 ② 滿文《太祖武皇帝實錄》（故宮本）卷三，第 1174 頁右上、1173 頁左下、1174 頁右下；北圖本卷三，第 216-217 頁。 ③ 《御製增訂清文鑑》卷七《書類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32 册，第 224 頁。原文爲：fusihūn urse wesihun niyal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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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書”。其三是“明朝”的翻譯，《原檔》用 nikan gurun，滿文《實錄》則音寫爲 daiming gurun，漢文本寫作“大明”。建州衛本爲愛新覺羅氏之所自出，努爾哈齊稱昆都侖汗前亦曾以“女直國建州衛管束夷人之主”①之名與朝鮮交涉；稱汗以後則否，四年三月努爾哈

齊致朝鮮國王書是以上承金朝的愛新國皇帝自居，但朝鮮方面並不承認，仍以建州衛相稱。②《武皇帝實錄》改 giyanjo 爲 manju，實際是依循“其國定號滿洲，南朝誤名建州”③之說，淡化努爾哈齊早年受明敕封的事實，但仍保留了“衛”稱，形成殊爲不倫的“滿洲衛”，

可見此一時期滿文本的修改尚未有統一的規劃。後一處改動則欲顯現出愛新國—朝鮮國之

間的尊卑關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漢文本《武皇帝實錄》皆未經修改，仍作“致書於建

州衛馬法足下”④，完全保留了《昃字檔》的原貌。先行研究或認爲《武皇帝實錄》漢文

本系譯自滿文本⑤，就此條來看顯然並不完全成立。以漢文本比對《光海君日記》所收漢

文原信，文字不同，可知漢文本並非錄自原信，而是自某一滿文史源（極有可能即是《昃

字檔》所載）翻譯而來。較爲合理的解釋是，滿文本與漢文本此條記事係依據相同的滿文

史源分別修成，滿文本照錄原文而加以潤飾改寫，漢文本則直接翻譯而成。 《武皇帝實錄》的第一次修改並不徹底，滿文本的“衛”稱未删，漢文本則全未潤色，

與明爲君臣之句兩本皆完全保留。至康熙前期重修《高皇帝實錄》時，遂有第二次改寫，

羅氏甲本稿本記此信開首云：

朝鮮國平安道觀察□樸化頓首謹跪[頓首]致書於滿洲衛馬法[國主]足下，吾二國接

壤而居，明爲君，吾二國爲臣。⑥

已將“建州衛”的痕迹已完全删去，文內所有稱明朝爲“大明”之處皆改爲“明”。信中

文句，重修本亦有潤飾，如《武皇帝實錄》“即此一念，便可常享天眷，受福無疆”，重

修時初改爲“即此心，真保世滋久、克寧天眷之（下缺）”，羅甲本再改爲“推此心也，

誠保世滋大、受天之祐者矣”，乙本同，定本亦同。⑦滿文本《武皇帝實錄》中增補的

niyakūrame（跪），在定本中已經删去，但曾一度出現於稿本中。由此可知，重修《高皇帝實錄》漢文本纂修時，應同時參考了《武皇帝實錄》的滿漢文本，並利用滿文本對漢文本

de bithe unggire be alibumbi sembi。 ① 申忠一：《建州紀程圖記》，《清入關前史料選輯（第二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年，第 440 頁。 ② 《光海君實錄（太白山本）》卷一三九，十一年四月十九日條：“胡書中印迹，令解篆人申汝棹及蒙學通事翻解，則篆樣番字，俱是後金天命皇帝七個字”（第 127 頁）。此處通事翻譯有誤，按所謂七字者，即 abkai fulingga aisin gurun han i doron（天命愛新國汗之印），最早由李學智檢得於滿文舊檔中，詳參蔡美彪：《大清國建號前的國號、族名與紀年》，《歷史研究》1987 年第 3 期，第 133-136 頁。 ③ 《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一，第 59 頁。 ④ 《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三，第 103 頁。 ⑤ 松村潤：《清太祖實錄的編纂》，《清太祖實錄研究》，第 56 頁。 ⑥ 《太祖高皇帝實錄稿本三種》，上册，第 83 頁。 ⑦ 《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三，第 103 頁；《太祖高皇帝實錄稿本三種》，上册，第 84、281 頁；《太祖高皇帝實錄（康熙

重修本）》不分卷，天命四年五月庚戌，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抄本，第 1 册，頁 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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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了修改、補充。如僅依據重修定本，則這一層關係無從看出。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馬

法”一詞，顯然是滿文 mafa 的音寫，《御製清文鑑》釋義云：“父之上一代謂之 mafa，又將年長者亦敬稱爲 mafa”①，清世祖尊湯若望爲 mafa，即從後意②。朝鮮國書稱言“馬法”，依其模糊的理解，“所謂馬法，即偏裨之稱，則非直答於奴酋者也”③，此種誤解遂造成

事與願違，本意在於貶抑，反而使用了滿洲社會中慣常的尊稱。重修《高皇帝實錄》對愛

新國爲明朝臣子之事並不諱言，但至乾隆修訂時，將此一併删去，茲將康熙本與乾隆本《高

皇帝實錄》比對如下：

朝鮮國平安道觀察使樸化頓首致書滿洲國主足下，吾二國接壤而居，明爲君，吾

二國爲臣。[明與我二國]歷二百餘載，毫無怨惡。今貴國與明爲讎，因而征戰，生民

塗炭。不特鄰邦，即四方皆動干戈矣，亦非貴國之善事也。明與我國猶如父子，父之

言，子敢違乎？蓋大義所在，不可拒也。事屬既往，今勿復言。張應京偕四人來，方

悉此事原委，然鄰國亦自有交道也。來書云，我若向來有意與明結怨，天即鑒之。推

此心也，誠保世滋大、受天之祐者。自此以往，克協天道，同歸於善，當亦明所深願，

其溫綸不久即下，吾二國各守疆圉，復修前好，豈不美哉？④

這一文本與康熙重修本之定本基本相同，僅删改涉及與明關係之處，將君臣關係掩飾爲平

等關係，是爲該記事形成後的第三次修改，亦是此一記事的最終欽定版本。但值得注意的

是，滿蒙文本的表述並不一致，蒙文本此段爲漢文本極爲縝密的對譯⑤，這與先行研究對

蒙文本的認識基本一致；滿文本則不然，其開首略云：

solho gurun i ping an doo goloi guwan ca ši piyoo hūwa manju gurun i ejen i bethei

fejile niyakūrame bithe aliburengge. musei juwe gurun. ba na dube acame tefi. ming gurun be han. muse gurun amban seme banjime juwe tanggū aniya otolo. emu majige ser seme gasacun ehe akū bihe.⑥

若與《武皇帝實錄》滿文本比照，乾隆《高皇帝實錄》滿文本僅在部分此句上略有修飾，

① 《御製滿蒙文鑑》（han i araha manju monggo gisun i buleku bithe）卷五《人倫類第一》，《故宮珍本叢刊》第 720 册，海南出版社，2000 年，第 257 頁，按此書爲《御製清文鑑》之滿蒙合璧版本。原文爲：ama i dergi jalangga niyalma be mafa sembi. jai se baha sakdasa be kunduleme inu mafa seme hūlambi。 ② 王鍾翰：《釋馬法》，氏著《清史新考》，遼寧大學出版社，1990 年，第 90 頁。 ③ 《光海君實錄（太白山本）》卷一三九，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第 128 頁。據同卷四月十六日條，李朝朝廷這一認識來自於“北鎮六道胡人贈給文書，稱建州衛馬法云云”（第 126 頁），來源即甚不可靠，亦可見兩國之隔膜。 ④ 《太祖高皇帝實錄（康熙重修本）》不分卷，第 1 册，頁 13a；《太祖高皇帝實錄（乾隆本）》卷六，《清實錄》第 1 册，中華書局，1986 年，第 85 頁。 ⑤ 蒙文《太祖高皇帝實錄》卷六，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89 年，第 133-134 頁。 ⑥ 滿文《太祖高皇帝實錄》卷六，《內閣滿文實錄》縮微膠片，第 1 盒，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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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滿洲衛改爲滿洲國、馬法改爲國主，明朝的譯語也從“大明國”（daiming gurun）轉變爲“明國”（ming gurun），這本身即反映出從愛新國到大清國的轉型中，滿洲人對於其與明朝關係的理解與想像的變化過程。而《高皇帝實錄》滿文本在語意上則基本繼承了《武

皇帝實錄》，特別是保留了承認曾爲明朝臣屬的 ming gurun be han. muse gurun amban seme一句，由此造成了其與蒙、漢文本間的差异。如與前引羅氏稿本及康熙本定本比對，可知

滿文本反映的是康熙朝重修定本的原貌，雍乾之際修訂時僅注意到了漢文中違礙字句而加

以改動，蒙文本大體上隨漢文本進行了更改。世宗、高宗修訂的初衷之一即是康熙本“清

漢之文或簡或繁，未經畫一”①；而從修訂過程來看，當時並不存在時間或人員不敷的問

題，但何以將漢文本與蒙文本俱行改正，而滿文本依然舊貌，與修訂初衷相悖，此問題目

前尚難給出較爲合理的解答，仍有待於進一步的討論。

四、《滿洲實錄》與《滿文老檔》

在康雍乾三朝改寫開國史的潮流中，《滿洲實錄》與《滿文老檔》可謂异例。二者是愛

新國開國史叙事鏈條上最爲特殊的環節，其作爲一種文獻實體皆産生於乾隆朝中後期，但

其文本則具有更早的來源，並非彼時的創作，“成書”時間與“成文”時間必須分開考量。

本節將以《滿洲實錄》與《滿文老檔》爲例，考察其在何種程度上保留了早期記事的原貌，

並對前者的史源問題提出更進一步的討論。

《滿洲實錄》（manju i yargiyan kooli）繕寫成書於乾隆四十四年至四十六年，分藏乾清宮、上書房、盛京、避暑山莊等處，有滿蒙漢三體合璧本與滿漢合璧本兩種，皆帶有繪圖。

其底本來源並不甚清楚，僅有高宗跋中所云“乃國家盛京時舊本，敬貯乾清宮”②一句，

故歷來爲學者所爭訟。松村潤先生認爲高宗所謂“舊本”指崇德元年成書的《太祖太后實

錄》，但《滿洲實錄》並非完全據此重抄，“其內容大體上是根據順治重修本寫成的”③，

而圖繪部分則來自天聰九年繪成的《太祖實錄圖》。在此之先，陳捷先先生曾以滿文本《武

皇帝實錄》對校《滿洲實錄》滿文部分，結果是兩書內容完全相同，僅有字句上的細微差

异。④就此可以說學界已基本認可了這一觀點。近來則又有學者提出《滿洲實錄》爲“僞

書”，否定“舊本”的存在，認爲是將《太祖實錄圖》重繪、補繪後，抄寫《武皇帝實錄》

而成，其目的在於構築新的滿洲起源譜系。⑤此新論是否成立，仍待討論。但《滿洲實錄》

與此前幾部官書的源流關係，並不因其真僞而改變。 以下先以天命六年（1621）三月勸降張銓事爲例，討論自《滿文原檔》至《滿洲實錄》

記事的嬗變。至天命五年底，愛新國已統一海西女真四部，並在瀋陽東北的蒲河所、懿路

① 《太祖高皇帝實錄（乾隆本）》卷首，乾隆四年御製序，第 11 頁。 ② 《滿洲實錄》附《敬題重繪太祖實錄戰圖八韵》，《清實錄》第 1 册，第 423 頁。 ③ 松村潤：《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考》，《慶祝王鍾翰先生八十壽辰學術論文集》，第 49 頁。 ④ 陳捷先：《舊滿洲檔與滿洲實錄》，氏著《滿文清實錄研究》，大化書局，1978 年，第 91-92 頁。 ⑤ 楊勇軍：《〈滿洲實錄〉成書考》，《清史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106-10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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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一綫與明軍對峙；進而於六年三月十二日攻取瀋陽，乘勝於十九日攻克明朝遼東防務重

鎮遼陽。遼東巡按張銓是城破後唯一被俘的明方要員，拒絕跪見，努爾哈齊欲殺之，皇太

極曾嘗試勸降，《滿文原檔·張字檔》云：

han i duici jui hong taiji beile jang ciwan be hairame ujiki seme. julgei kooli feteme

hendume julge suweini nikan i joo hoisong joo cinsong juwe han inu meni aisin han de jafabubi niyakūrame hengkileme acabi meni bade gamabi wangse obuhabikai. si ainu niyakūrakū bi simbe banjikini seme jombubikai [jobumbikai] seme henduhe manggi. jang ciwan jabume wangse sini ere tacibure gisun be mini dolo buceci onggoro akū si inu mimbe banjikini seme jombumbidere. tere hoisung cinsung han gurun i facuhūn i fon ajige han kai. mini amba han i doro be wasimbume bi niyakūrakū mimbe emu juwan inenggi ujici bi bisire terei dabala bi bisirakū bucembi. mimbe uji serengge amala banjire geren iregen i jalinde kai nenehe hafasa gemu farhūn ulhirakū obi niyalma ambula bucehe. bi tuwaci te afaci geli bucembi afaha seme tusa akū seme. tuttu gūnime geren irgen i bucerebe guwebuci mini sain gebu amala tutambi seme hendumbi dere sunja jui sargan aja mimbe bucehe de tese banjimbi. mimbe suwe ujihe de. mini enen hūncihin gemu bucembikai. bi uttu gūnime buceki [sembi] seme henduhe manggi. jang ciwan be futa tatame wabi giran be icihiyaha.①

汗第四子皇太極貝勒惜張銓，欲爲恩養，推究古昔事例云：“昔爾尼堪之趙（宋）

徽宗、欽宗皇帝爲我金國汗所俘，叩首跪見，故携至我處，封以王位。爾何不跪拜？

我欲存爾，故明言勸慰。”張銓答云：“王之教誨，至死不忘。爾之勸慰，想爲活我。

彼徽宗、欽宗，國衰時之小君也。我斷不跪見，以損我大皇帝之尊道。恩養我十日則

可，逾期必死。恩養我云者，乃爲後生之民也。前任官員俱昏昧無知，故人死甚多。

以我觀之，今交戰則又有死者，戰實無益。若使民免於死亡，想我善名將傳諸後世。

我死，我子女五人及我母得活；我受爾恩養，我子嗣親族俱死矣。我其死矣。”如此

說後，將張銓處絞，收葬其尸。

如首節所論，《張字檔》寫於明朝遼東公文紙上，系隨時寫成，較少塗乙，性質與《昃字

檔》、《荒字檔》不同，故上引爲此事件最早的原始記錄。但此記事又稍顯粗疏，如張銓答

皇太極“若使民免於死亡，想我善名將傳諸後世”云云，前後文意均不甚貫通，故至《武

皇帝實錄》中又對之進行了補充與潤飾，《滿洲實錄》則基本繼承了《武皇帝實錄》的記

事，滿漢文本皆然。爲節省篇幅起見，茲將《武皇帝實錄》與《滿洲實錄》合併引錄如下，

方括號內係《滿洲實錄》所作的修改或增補：

四王憐之而不忍殺，乃援古說【曉】之曰：“昔宋【之】徽、欽二帝爲先金天會

① 《滿文原檔》，張字檔，第 2 册，第 50-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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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皇帝所擒，尚爾屈膝叩見，受封公侯，吾欲生汝，故以此言提醒【開導】耳，

何執迷而不屈乎？”銓曰：“王子【之】所教誠是，無非欲生全我也，雖死亦不忘。

但徽、欽乃亂世之小朝廷，吾當今皇帝一統天下獨【之】尊，吾豈肯屈膝而失大國之

體統耶？即留我十日，但遲十日不死之期而已，無復生之理。然吾之所以稍存一時者，

蓋爲後日蒼生慮耳。前者，當事官府俱愚昧不諳時務，生靈塗炭，不知其幾千萬矣。

吾觀汝【滿洲】兵，雖與戰無益，徒傷生耳，故欲具本奏知我朝，二國相和，免生靈

塗炭，以成我令名於後世。且吾之母妻及五子在家。我死俱可保全；吾若偷生，並宗

祀亦覆絕矣，故一死之外無他願也。”帝知其不服，遂縊而瘞之。①

han i duici jui hong taiji[黃簽] beile jang hiowan[ciowan] be hairame ujiki seme kooli be feteme hendume. julge suweni nikan i sung gurun i joo hoisung[hūi dzung] cinsung[kin dzung] ama jui juwe han inu. julgei aisin i taizung[taidzung] tiyan hūi ujimai han de jafabufi niyakūrame hengkileme acafi. gung heo ofi banjihabi kai. bi simbe banjikini seme jombumbidere. si ainu niyakūrame acarakū seme henduhe manggi. jang hiowan[ciowan] jabume. wangse[wang se] sini tacibure sain gisun be mini dolo buceci inu onggorakū. si inu mimbe banjikini seme jombumbi dere. tere hoisung[hūi dzung] cinsung[kin dzung] han facuhūn i fon i ajige han kai. mini ere han abkai fejergi uhereme de emhun ejen kai. mini amba han i doro be wasimbume bi niyakūrarakū. mimbe emu juwan inenggi ujici bi bisire. terei dabla bi bisirakū bucembi. mimbe taka uji serengge amala bucere geren irgen i jalinde kai. nenehe hafase gemu farhūn ulhirakū ofi. niyalma ambula bucehe. te bi tuwaci suweni ere cooha de afaha seme tusa akū urunakū bucembi. tuttu ofi bi meni han de bithe unggifi juwe gurun i dorobe[doro be] acabufi geren irgen i bucere be guwebuci mini sain gebu amala tutambi seme hendumbi dere. mini eme sunja juse gaiha sargan mimbe bucehe de. tese banjimbi. mimbe suwe ujihe de. mini enen hūcihin gemu bucembikai. bi uttu ofi buceki sembi seme ojorakū oho manggi. jang hiowan[ciowan] be futa tatame wafi giran be icihiyaha.②

《滿文原檔》及此段所記張銓說辭果否出自其口，實大有可疑，本稿姑置不論。但若僅自

叙事情節來看，張銓的答辭至《武皇帝實錄》中已經大體完備，張氏所云“使民免於死亡”

的前提乃是具奏明帝，請與愛新國和好，前後文意均甚貫通。首先進行滿漢文本的橫向比

較，《武皇帝實錄》及《滿洲實錄》滿漢文本均非完全對應，總體而言滿文本內容多於漢

文本，如滿文本“爾尼堪之宋朝之趙徽宗、欽宗父子二帝”（suweni nikan i sung gurun i joo hoisung cinsung ama jui juwe han），漢文本僅略作“宋徽、欽二帝”；金太宗之稱謂，滿文

① 《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三，第 116 頁；《滿洲實錄》卷七，第 326-328 頁。 ② 滿文《太祖武皇帝實錄》（故宮本）卷四，第 1127 頁左下、1128 頁右下、1128 頁左上、1129 頁右上；北圖本卷四，第 241-242 頁；《滿洲實錄》卷七，第 326-328 頁。所引《武皇帝實錄》據故宮本，北圖本惟 wangse（王子之音譯）一詞分寫作 wang se，其餘俱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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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號、廟號及名諱俱全，漢文本則僅存其一，亦可佐證前文所述滿漢文本並不存在對譯

關係。其次是《武皇帝實錄》與《滿洲實錄》的縱向比較，後者之於前者的潤飾主要集中

在漢字的滿文音寫上。前者如 hoisung（徽宗）、cinsung（欽宗）的拼寫尚保留《滿文原檔》舊貌，至《滿洲實錄》則采取了雍乾時期形成的較爲成熟的滿漢對音字式。此外《滿洲實

錄》有嚴格的避諱，於太祖、太宗名諱俱加黃簽，《武皇帝實錄》則滿漢文俱直書不諱。

如下文所述，音寫的規範與避諱的確立亦可見於《滿文老檔》，可知這是乾隆朝滿文史書

編纂已經成熟之時重抄開國文獻的通例。《滿洲實錄》此段記事最可留意者是蒙文本，茲

引錄如下：

qaγan-u dötüger köbegün (黃簽) noyan. ǰang čiowan-i qairalaǰu aburasuγai kemen sedkiǰü erten-ü qauli-yi üligerlen ögüler-ün. erte čaγ-tur tan-u kitad-un sung ulus-un ǰoo küi sung kin sung ecige köbegün qoyar qaγan inu altan ulus-un taisung tiyan koi uǰmai qaγan-dur bariγdaǰu. sögöd-ün mörgüǰü ǰolγaγad. gung koo čolatu tüsimel bolǰu yabuγsan aǰuqu. bi čimayi amidu yabutuγai kemen ögülemüi j-a. yaγun-u tulada ülü mörgümü kemen ögülebesü. ǰang čiowan ögüler-ün. e noyan surγaγsan sain ügen-i činu ükübesü-ber ülü umartam-u bi. či namayi qairalaǰu surγamui j-a. tere küi sung kin sung qoyar qaγan inu samaγu čaγ-un öčügüken qad buyu. daiming qaγan minu altan delekei-yin degreeki qamuγ ulus-un erkin qaγan buyu. qaγan eǰen-iyen ner-e-yi γutuγaǰu ülü mörgümü bi. namayi aburabusu arban edür asukai. tegün-eče ilegü aqu busu bi. namayi tür ǰaγur-a abur-a kemekü siltaγan minu. qoitu ükükü olan irgen-ü tula buyu. uritaiki said tüsimed bügüde qarangγui mungqaγ boldaǰu ulus irgen olan ta ükülüge. edüge bi üǰebesü ene cerig-tür tan-u eergülčen qadquldubasu-bar tusa ügei. kerkibesü ükümü. tegün-i medeǰü qaγan-dur manu bičig ergüǰü qoyar ulus-un törö-yi nairaγuluγad. olan irgen-ü amin-i aburabasu. sain ner-e minu qoitu üy-e-dür aldarsimu kemen ögülemü i-a. bi ükübesü eke ba tabun köbegün učiraγasn gergei minu amidu amu. namayi ta aburabasu. töröl törögsen minu bügüdeger ükükü buyu. bi eimü-yin tulada ükümü kemen ülü bolqui-dur inu. ǰang čiwao-i boγomilaǰu alaγad yasun-i inu absalaǰu talbibai.①

與前引滿漢文本比照可知，蒙文本與滿文本基本完全一致。滿文本較漢文本多出的 suweni nikan i sung gurun i joo hoisung cinsung ama jui juwe han 一句，在蒙文本中有完整的對譯tan-u kitad-un sung ulus-un ǰoo küi sung kin sung ečige köbegün qoyar qaγan；而金太宗的稱謂，在蒙文本中亦全備年號、廟號與名諱三者。而在細微之處蒙文本較滿文本多出的詞匯，如

滿文本 gung heo ofi banjihabi（受封公侯），蒙文本作 gung koo čolatu tüsimel bolǰu yabuγsan aǰuqu（成爲有公侯名號之大臣），此等差异僅由滿蒙文書寫習慣不同所造成，於叙事之情

① 《滿洲實錄》卷七，第 326-3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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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並無實質影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蒙文本中對“天下”的表述，滿文系取二字直譯作

abkai fejergi，但蒙文本則使用了 altan delekei（黃金世界）。後者並非此處所僅見，《滿洲實錄》中言及“天下”者凡四處，其中三處蒙文本皆寫作 altan delekei。①此詞亦見於愛新國時期蒙文官文書中，如天聰二年秋喀喇沁塔布囊布迪松、固英致皇太極書開首云：“amitan bügüde altan delekei-dür toldoiddum. altan delekei amitan bügüde-yin tulγ-a metü”，譯言一切生靈都仰賴金色的世界，金色的世界就像一切生靈的灶火。②事實上，此種表述是蒙古本

土文化傳統與藏傳佛教因素的融合。就前者而言，蒙古人將尊崇之物稱以“金色”，所謂

黃金氏族（altan oboγ）者即是典例，雍正時袞布扎布（gümbüǰab）所撰《恒河之流》（činggis eǰen-ü altan uruγ-un teüke γanγ-a-yin urusqal neretü bičig orušiba）卷首題辭中云“altan delekei-yi eǰelegsen sutu boγda činggis qaγan ilatuγai（願征服黃金世界之聖成吉思汗獲勝）”③，可以視爲來自此一傳統。就後者而言，主要見於蒙古文編年史的創世神話以及與西藏

僧侶有關的部分。《大黃册》（erten mongγol-un qad-un ündüsün-ü yeke sir-e tuγuǰi orosiba）將“黃金世界”視爲世界創始的一種初階形態：

dumdaγur inu ǰaγun qorin tümen γurban mingγan dörben ǰaγun tabin bere. tere usun

kei-dür bülkedeǰü degere inu. altan toγoson öröm metü batu toγtabai. ene altan delekei büü ǰuǰaγan anu γučin qoyar tümen bere büü.④

其間有一百二十萬三千四百五十波爾（寬闊），風擊於水，其上又金色塵埃相固結，

若奶油然。此即黃金世界，厚三十二萬波爾。

此種描述完全來自於佛教世界，《俱舍論》中已有金塵凝結諸說，但未有以名之，至《彰

所知論》則名之曰“金地輪”（gser gyi sa gzhi）⑤。事實上，在《彰所知論》的早期蒙文譯本中，早已用 altan delekei 對譯藏文的 gser gyi sa gzhi。⑥可以認定，此種蒙藏傳統的融 ① 以時間爲序，其一爲乙卯年（萬曆四十三年，1615）六月太祖討伐葉赫之辭有云“明國自以爲君臨天下，是天下共主”，滿文 nikan fejergi gurun de i ejen sembi. ejen oci gubci gurun de gemu uhereme ejen dere，蒙文 kitad ulus-un qaγan anu. öber-ün beyeben altan delekei-yin deger-e eǰen kememü. eǰen bolbasu qamuγ ululs-tur eǰen bolqu bui j-a（《滿洲實錄》卷四，第 177 頁）；其二爲七大恨第七款“天下之國互相征伐”，滿文 abkai fejile yaya gurun i niyalma ishunde dailambikai，蒙文 altan delekei deger-e-yi aliba ulus esergüčen dailalduqu bui j-a（《滿洲實錄》卷四，第 201 頁）；其三即此處所引。例外之一處，見七大恨第七款“天降大國之君，宜爲天下共主”，滿文 abkai sindaha amba gurun i han seci. gubci gurun de gemu uhereme ejen dere，蒙文 tngri-yin ǰayaγ-a-bar boluγsan yeke ulus-un qaγan kemebesü. qamuγ ulus-tur qaγan bui j-a（同卷，第 201 頁）。 ② 李保文整理：《十七世紀前半期蒙古文文書檔案（1600-1650）》，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7 年，第 141 頁。漢譯及年代考釋參看烏雲畢力格：《喀喇沁萬戶研究》，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42-143 頁。 ③ Čoiǰi tulγan qaričaγulǰu tailburilaba, γangγ-a yin urusqal, Köke Qota, öber mongγol un arad un keblel un qoriy-a, 1981 on,

p.38. ④ Ülǰeitü qaričaγulǰu tailburi kibe, b baγan-a kinaba, Erten mongγol-un qad-un ündüsün-ü yeke sir-e tuγuǰi orosiba, Begeǰing, Ündüsüten ü keblel ün qoriy-a, 1983 on, p.75. ⑤ 王啓龍：《八思巴生平與〈彰所知論〉對勘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第 300 頁。《彰所知論》云：“其水搏擊，上結成金，如熟乳停上凝成膜，即金地輪”，出處同前。 ⑥ Vladimir Uspensky, "Explanation of the Knowable" by 'Phags-pa bla-ma Blo-gros rgyal-mtshan (1235-1280): Facsimile of the Mongolian Translation with Transliteration Notes, Tokyo: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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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蒙元時代即已發生，蒙古人將本土文化中的 altan delekei 作爲藏文金地輪的對譯，指稱受佛教教化之世界。16 世紀藏傳佛教重新傳入蒙古後，此種傳統又得以復蘇。在 17 世紀前後的蒙文史籍中，稱 altan delekei 者多含有藏傳佛教的因素。《蒙古源流》所記創世神話，集諸說之大成，即稱宇宙之全部爲“大自在金界（yeke erketü altan delekei）”①；《阿勒坦汗傳》中引述三世達賴喇嘛之語，亦以“金色世界”②爲言。理清這一脉絡對於考察

《滿洲實錄》蒙文本的性質甚有助益。蒙文表示“天下”、“世界”之意者尚有 orčilang或 delekei③，在官文書中亦有使用。回到《滿洲實錄》的具體語境中，稱明朝之天下爲 altan delekei，與《恒河之流》卷首稱頌成吉思汗的語境完全不同，恐難完全用蒙古人尊崇上天之意來解釋，當僅是編纂者借用蒙古社會中的常用語，由此亦可知編纂者其人對蒙古內部

情况必極爲熟稔。由於此詞具有濃厚的藏傳佛教宗教因素，出現於清朝官修文獻中殊爲不

倫，故在乾隆朝定本蒙文《太祖高皇帝實錄》中，“天下”均未對譯爲“黃金世界”，如

張銓此句答辭寫作：mini ene qan delekei-degin-ü bügüde-dür γaγča eǰen bolai（我皇帝爲天之下唯一之君）④；七大恨內“天下之國互相征伐”，漢文本改作“列國之相征伐也”，蒙

文本爲 aliba ulusun kümen esergülčen dailaqu bolai；⑤“天降大國之君，宜爲天下共主”漢文本改作“天建大國之君，即爲天下共主”，蒙文本爲 tngri-yin soyorqaγsan yeke ulus-un

qaγan kemebesü. bügü ulus-tur čöm bügüde-dür eǰen bol i-a。⑥此類具有强烈蒙藏因素的概念

在乾隆朝修訂《實錄》時被删去，固然是清朝官修史籍日趨成熟的體現，另方面，其背後

或多或少亦可見清朝對蒙藏觀念的調整，作爲統和滿洲、蒙古、西藏與漢地的多元政治實

體，清朝的歷史編纂已不必過多仰賴早期同盟者的思想觀念。而 altan delekei 在《滿洲實錄》中的出現又正可說明其蒙文本産生之早。《武皇帝實錄》修纂人員已不可考，但就崇

德元年成書的《太祖太后實錄》而言，主持蒙文本編纂者爲精通蒙古語文的內弘文院大學

士希福，且其下亦多有蒙古筆帖式參與具體纂修。⑦以“黃金世界”表示“天下”之意，

2006, p.66.此譯本題作 medegdekü i belgetey-e geyigülügči ner-e-tü sastir，現藏聖彼得堡大學圖書館，為允禮舊藏，抄寫於1720-1730 年代，Vladimir Uspensky據其拼寫、句式認定爲元代譯本。Cf. Introduction, in "Explanation of the Knowable" by 'Phags-pa bla-ma Blo-gros rgyal-mtshan (1235-1280): Facsimile of the Mongolian Translation with Transliteration Notes, pp.ix-xii. ① 烏蘭：《〈蒙古源流〉研究》，遼寧民族出版社，2000 年，第 69、510 頁。 ② 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erdeni unumal neretü sudur orosiba），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326 節，第 155、301 頁。蒙文 erten-ü dörben tid-i eǰelekeči čakirawadi qaγan metü. eimü yeke boγda-yin gegen geküri ütele duri qad metü. ene altan delekei-dür orosiγulbasu belges inu yakin uqumui（第 301 頁）。漢譯：若將昔日四洲之主轉輪王般的大聖之遺骸，葬於此金色世界如同普通諸汗一般，其瑞兆何可察別分辨（第 155 頁）。 ③ 用 orčilang 之例，見天聰初年阿巴亥致皇太極書，稱皇太極爲 orčilang-un eǰen（《十七世紀前半期蒙古文文書檔案》，第 96-97 頁）；單用 delekei 者見天聰二年喀喇沁汗與洪台吉等致皇太極書，稱 delekei-yin erketü eǰen sečen qaγan（同前書，第 85 頁）。 ④ 蒙文《太祖高皇帝實錄（乾隆本）》卷七，第 168 頁。 ⑤ 漢文《太祖高皇帝實錄（乾隆本）》卷七，第 69 頁；蒙文《太祖高皇帝實錄（乾隆本）》卷七，第 105 頁。 ⑥ 漢文《太祖高皇帝實錄（乾隆本）》卷七，第 69 頁；蒙文《太祖高皇帝實錄（乾隆本）》卷七，第 105 頁。 ⑦ 《滿文原檔》，宇字檔，第 10 册，第 651-652 頁。希福、剛林、羅綉錦之成書表文（滿文）見同書，第 652-654 頁；

表文蒙文本見齊木德道爾吉、吳元豐主編：《清內秘書院蒙古文檔案彙編》，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 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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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可能即是纂修《太祖太后實錄》時留下的痕迹。而彼時大清初建，漠南蒙古綏服未久，

在歷史編纂上未形成嚴格的條例，援引極具蒙藏色彩的概念，本亦在情理之中。 就本稿所對校的部分而言，可反映《滿洲實錄》蒙文本性質的情况尚有兩處。其一是

天命三年秋明軍偷襲愛新國邊境打穀人一事，此事是前述修築界凡城事件的直接起因。其

具體情節，自《滿文原檔》至乾隆《高皇帝實錄》基本一致，只是《荒字檔》、《昃字檔》

中保留有一段努爾哈齊聞警後率兵出擊、又中途退回的記事，被《武皇帝實錄》及以後諸

書删去，《滿文老檔》中仍有保留，因非本節論旨，不復贅述。①此次率領人衆前往打穀的

音德、納林二人因受明軍襲擊事後遭到懲處，《昃字檔》記事云：

dade deduhe han i [neneme henduhe] gisunmbe jurcehe seme narin be wara uile uile arabi. beyebe wahakū. eigen sargan i gala jafabi tucike [beyei teile tucibubi]. booi aika jakade gemu talaha [gaiha]. yeidei be hontoholome talaha [gaiha]. yegude be karun genebi cooha jihebe sahakū seme yegudei boobe ilan ubu sindabi juwe ubube ejen de buhe. emu ubube sajini niyalma gaiha.②

因違背汗【先前】所言，將納林定死罪，赦不殺，夫妻捆手逐出【孤身逐出】，一

應家産籍沒；音德籍沒家産一半；葉古德以前去卡倫、不知敵兵前來，將家産三分，

二分給予主人，一分給予執法人。

葉古德（yegude）其人雖此處有記其受罰，但前文未嘗記其事迹。《武皇帝實錄》云：

帝定二人違命之罪，籍納鄰之家，因德家産半沒入官。又以拽古得偵探不明，籍

其家三分之一。

narin yendei be han i gisun be jurcehe seme weile arafi. narin i boigon be gemu talaha. yendei boigon be hontoholome talaha. karun sindaha yegude be dain i cooha jici sahakū seme terei boigon be ilan ubu sindafi. emu ubu be šajin de gaiha. juwe ubu be yegude de buhe.③

葉古德家産二分給予主人（ejen）的記事，在漢文本中被删去，滿漢文《武皇帝實錄》的文本差异由此産生，亦可作證上文所言《武皇帝實錄》滿漢文本系分別形成。《滿洲實錄》

述此事云：

99-100 頁。希福初任內國史院承政，成書時（崇德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已改任內弘文院大學士，但表文結銜仍爲 gurun i suduri yamun、ulus-un sudur-un yamun（國史院）。 ① 參看《滿文原檔》，荒字檔，第 1 册，第 95-97 頁；同書，昃字檔，第 1 册，第 194-197 頁；《內閣藏本滿文老檔》，遼寧民族出版社，2009 年，第二函第七册天命三年八月，第 1 册，第 312-314 頁。 ② 《滿文原檔》，昃字檔，第 1 册，第 197 頁。 ③ 滿文《太祖高皇帝實錄》（故宮本）卷三，第 1162 頁右下、左上；北圖本卷三，第 2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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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定二人違命之罪，籍納鄰之家，音德家産半沒入官。又以葉古德偵探不明，籍其

家三分之一。

narin i boigon be gemu talaha. yendei boigon be hontoholome talaha. karun sindaha yegude be dain i cooha jifi sahakū seme. terei boigon be ilan ubu sindafi. emu ubu be šajin de gaiha. juwe ubu be yegude de buhe.

qaraγul-dur γaruγsan yegüde neretü kümün daisun iretele üǰegsen-ü tulata tegün-ü ger baraγan adal mal-i inu γurban qubi bolγaγad. nigen qubi-yi inu degegsi abuγad. qoyar qubi-yi eǰen-dür inu öggülüge.①

《滿洲實錄》此處對《武皇帝實錄》的人名譯法進行了潤色，將“因德”、“拽古得”雅

化爲“音德”、“葉古德”，滿文本中，僅將 jici 改爲 jifi，俾合於語法。惟滿漢文本在叙事上的差异仍然保留，蒙文本則與滿文本完全一致，有“兩分給予主人（qoyar qubi-yi eǰen-dür inu öggülüge）”的記事。乾隆《高皇帝實錄》蒙文本則改為“一分給予執法人，二分給予葉古德”②，可以對應漢文本同處所云“籍三分之一”，後一句顯系將 eǰen 徑改爲 yegüde，造成文句上的贅餘。

其二是第三節中所討論的天命四年五月朝鮮致努爾哈齊書，其始末以及主要諸本的文

本皆已具引。此處僅需探討其信的開首部分，茲將《滿洲實錄》對應的文本引如下：

朝鮮國平安道觀察使樸化，致書於滿洲國主馬法足下，吾二國地土相連，明國與

吾二國至今經二百餘載，毫無怨惡。

solho gurun i ping an doo goloi guwan ca ši hergen i piyoo hūwa manju gurun i han mafai bethei fejile niyakūrame bithe aliburengge. musei juwe gurun ba na dube acame tefi. daiming gurun be han. muse juwe gurun amban seme banjime juwe tanggū aniya otolo emu majige ser seme gasacun ehe akū bihe.③

如僅從漢文本的傳承譜系來看，漢文本尚稱“馬法”是依循《武皇帝實錄》，而改“建州

衛”爲“滿洲國”則是康熙重修本所爲，删去“明爲君，吾二國爲臣”則又系乾隆朝修訂

本所爲，可知《滿洲實錄》漢文本雖在很大程度上近似於《武皇帝實錄》，但絕非據之照

抄，在事件的叙述上亦融合諸本，參酌了康熙、乾隆朝改定後的記事版本。再看滿文本。

以《滿洲實錄》滿文本與《武皇帝實錄》滿文本對照可知，記事上大多相同，但後者的

manju ui 此處已改爲 manju gurun，此始改自康熙重修本，可知《滿洲實錄》滿文本抄寫時

① 《滿洲實錄》卷五，第 217-218 頁。 ② 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