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匡迪 改革开放春雷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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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刊 401
徐匡迪:改革开放春雷响 科学春天写序章
《中国科学院院刊》编辑部
修改稿收到日期：2018年4月16日
1 亲历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院刊》：今年是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 40 周年，我们知道当时您作为科技界代表
参加了此次大会，能介绍一下您所亲历的大会情况吗？
徐匡迪：当时我收到要去参加这个会的通知是比较晚的，因为本来计划北京以外地区
的人很少的，主要是北京中科院系统的人比较多，后来方毅同志和国家科委就觉得应该除
了科学院系统以外，这几年在科技攻关方面做了一点工作的同志应该也请来。
当时我是上海工业大学的一名助教，1978 年 3月的一天上午，我正带着 1975 年进来的
工农兵学员在上海第五钢铁厂（以下简称“钢五厂”）的炉前劳动，突然喇叭里就叫我的
名字说“上海工业大学的徐匡迪老师请你到厂部办公区来一趟”。因为上海钢五厂很大，
有好几万工人，车间又大，结果我就借了个自行车去，去了以后厂办的同志告诉我，上海
市革委会的电话通知说要上海工业大学的徐匡迪同志去北京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当天下午
就要到市里集中。我收到通知是中午 11 点多钟，没顾上洗澡换衣服，下午就赶到了市里报
到，到了报到地点才知道参会原因。1976 年，中苏关系紧张，我们有个航空用的高压喷油
管的不锈钢材料苏联停止了供货，中央军委给钢五厂下达紧急任务，要我们自己把这个材
料做出来。那个钢要求非常高，里面碳含量只有 0.02%，我们国内做下来一般都在 0.2%—
0.5%。当时是叶剑英元帅下的任务，我们当然是夜以继日地干，而且是 “三结合”——工
人、科技人员、教师一起做，做出材料拉成管圆满完成了任务，叶帅还给上海发了贺信，
就是因为这个事让我去北京参会。
我们是坐火车，一天一夜才到北京，住进房间才知道这次会议是“全国科学大会”。
因为当时“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会议是为了部署新时期科技工作的任务，明确拨乱反正
的方向，事前也没说谁会讲话。到会场以后，我被安排在一楼的后排，前面都是白头发、
年纪大的一些著名科学家。我在会场也看到不少熟悉的同志，包括部队的，还有我的母校
“科学的春天”亲历者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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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钢铁学院（现 “北京科技大学”）的老师、学长和
同学。会议不让做记录，当时大家既兴奋，其实内心也
有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因为毕竟这么多年都没有开过类
似的会。我记得会议是由方毅同志主持，方毅同志我们
熟悉，因为他曾到上海的钢厂多次视察。后来他请小平
同志讲话，小平讲话非常干脆，一上来就提到，“当今
的世界科技发展速度很快，中国落后了，我现在还是说
中国的科技不能落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
段他讲得比较激动，因为他复出担任副总理后 1974 年
曾经出席联合国大会，1975 年又访问法国，是中法建交
后我国第一个访问法国的国家领导人。通过这两次出访
和参观，他觉得中国和欧美的差距比较大——当时欧洲
的经济复苏和发展很快，科技发展也很快。我记得他讲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时有鼓掌，但不是很热烈，因为
当时大家意识形态里还是被“革命是第一生产力”所占
据，另外他已经被打倒过两次，很多人还是觉得心有余
悸的，但是这些话都说到了知识分子的心里。另外他讲
到此次大会另一个最重要论断“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
一部分”的时候，当时大家在下面鸦雀无声，后来他又
重复了一遍“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
部分”。他用四川话讲，这时候参会代表才鼓掌了，掌
声开始是零零落落的，但后来是真诚地、使劲地鼓掌，
因为“文革”里，包括“文革”以前，从1958 年以后在
“左”的思想影响下，知识分子被搞得臭不堪言，想不
到今天有这样的情况，所以非常感动，很多人都热泪盈
眶。联想到这些年的遭遇，听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
的一部分”，使得知识分子从革命和改造的对象转变为
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
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会结束返回上海后，学校认为有那么一个人参会
挺光荣，因为我们是个地方院校，学校党委就开了一个
座谈会，让我传达全国科学大会的精神。结果，当我讲
到小平同志的两个论断时，很多老知识分子就说，小平
同志真说了吗？他是怎么说的？慢慢说，我要记下来。
可见这个话是真地深入到每个知识分子的心里面去了，
所以小平同志真的是了解中国国情，了解世界情况，了
解中国知识分子当时所处的境遇。
2“科学的春天”改变中国知识分子命运
《院刊》：您讲到小平同志的讲话是说到了知识
分子的心里，当时知识分子尤其是科技界的状况是怎样
的？此次科学大会之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徐匡迪：可以说科学大会以后全国知识分子、科
技界精神上是非常振奋的，因为科学大会以前，知识分
子只能是虚心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和被改造的对象，不能
说精神上完全是被压抑，但至少是主观能动的事情比较
少。虽然也有一些，比如“两弹一星”任务，但这些都
是指令性的任务，参加了这个工作的人可以不受批斗去
做一段工作，但做一段回来还得回去继续被改造。现在
的政策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家觉得很
正常，但在那个时候可是森严得很，你是工人阶级还是
不是工人阶级，你是贫下中农还是中农、富农？都是不
得了的事。
比如我们当时搞材料研究，在实验室小炉子做是没
用的，必须在大生产里总结经验。而在工厂都得“三结
合”——革命干部、工人和知识分子三结合，而且三结
合组里面工人是组长，革命干部是把舵的，知识分子的
意见是仅供参考的。那个时候上海有科技情报所，去那
查外国资料还要开证明，而且我们白天得劳动，晚上才
能去查资料。当时全国科研人员的情况大体都是如此：
社会不重视，科技人员没有太多开展研究的主观能动
性，研究能力和条件也都受到很多限制。
我是1959 年从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
学”）毕业开始工作，到1978 年已经工作了近 20 年，还
是个助教，没有升过职称，当时也不评职称。因此，我
去参加科学大会前是完全不知道情况的。当时的社会气
氛还是“文革”时候的“知识分子必须要脱胎换骨地改
造”，而且我在“文革”期间还被下放到安徽凤阳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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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匡迪：改革开放春雷响 科学春天写序章
海高校五七干校劳动了两年多。当时的感觉是高等学校
大概是不会再办下去了，那么就面临要找个什么地方去
工作，找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因为当时我已经成家，有
两个小孩，要养家。总之当时整个中国知识界的思想是
很动荡、很混乱的，到底学的东西还有没有用？到底知
识分子还能不能为国家发挥作用？
全国科学大会以后，所有科技工作都得以逐渐恢
复：过去封起来的实验室都开放了，全国各个地方、社
会各界也都逐渐开始重视科技，科研经费也都有所提
高，也开始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科技发展的社会环境
改变，使整个知识界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大家也开始
积极投入、努力工作，争取把失去的时间再抢回来。
我也是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亲都是知识分子。1982
年我被公派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of
London）做访问学者，去之前我去杭州看望父母，他
们都已经退休，我父亲就非常郑重地跟我说：“你是因
为有了邓小平这个大恩人才能够派你出去，不然我们知
识分子家庭社会关系又复杂，不会派你出去，所以你不
要忘了这件事情”。最后又说：“要给小平同志争气，
要学好回来！”当时很多老知识分子，像我的父母亲一
样，都还是一种传统的知恩图报的思想，他们讲得很通
俗，就是“小平同志是我们全家的大救星”。
像我一样的中国千百万知识分子，在“科学的春
天”里，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彻底改变，在随后的改革开
放大潮中，抓住这难得的机遇，努力学习和工作，大展
身手，践行了中国知识分子“知识报国”的家国情怀。
3 全国科学大会成为改革开放的序章
《院刊》：全国科学大会后不久，中国展开了“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成为十一届三中全
会将国家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实施改革开放战略
的思想基础。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全国科学大会是我国
改革开放的序章？
徐匡迪：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1978年全国
科学大会不仅仅是对科技界、知识界的一次重大变革，
而且对我们如何认识世界、如何看待真理提出了科学
的标准，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
说，“科学的春天”不仅将春风吹进了知识界，也将科
学求真的精神吹向了整个中国大地。
对科技界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毫
无疑问的。因为对搞科学的人来说本来就是深入人心
的——所谓讲科学，就是可以重复进行无数次验证，谁
都可以做出同样结果——这才叫科学。所以，后来“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实在是太重要了，
因为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从1958 年以后，在
“左”的思想影响下，是不能有别的意见的，到了后来
的“两个凡是”就登峰造极了。这就说明当时判断的标
准仅仅是用毛主席讲过的话、毛主席决定的事来做标
准。因此当时进行实践真理标准大讨论，对以后我们国
家的改革开放来说，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小平同志后来在改革开放的时候一再强调，要“允
许做、允许试”。比如万里同志在安徽搞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当时反对声音非常大。有人认为我们革命不就
是反对私有制吗？就是要搞公有制、集体所有制，怎么
又要走回头路？即便土地的产权还是国家的，还不是私
有的，只是经营权交给农民，当时的争论也非常大。再
比如引进外资：上海引进外资的数量很多，当时也有人
有意见，说上海现在最精华的地方都给外国人了，是不
是又回到租界的情况了？我记得当时上海是全国唯一一
个城市交通指示牌上面有中文、下面有英文的，结果就
被批评批判了。其实 20 世纪 90 年代上海已经有 10 万多
外国商人和侨民，他们开车不认识中国字，加上英文也
是尊重实际和实践的做法。这个例子也说明“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非常正确。
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改革开放 40 年能够取得这
么大成就，除了党的领导、万众一心以外，正确的方针
是很重要的。其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主席在
《实践论》里已经提出过，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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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靠实践。所以，我觉得崇尚科学、勇于实践、追
求真理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全国科学大会正
是符合了这一正确的观点，顺应了历史潮流，成为了改
革开放的先声。
4 中国工程科技领跑、并跑世界水平
《院刊》：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工程科技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您长期从事工程科技工作，后又担任了
上海市和中国工程院的领导工作，您如何看待 40 年来中
国的工程科技成就？
徐匡迪：2008 年我在《中国工程科学》有篇文
章——《创造中国工程科技新辉煌》，应该讲那时候的
中国工程科技和工业上的技术进步，包括工业生产，还
是跟随型的。像我们大型的钢铁工业、大型的石油炼制
企业、造船等等，都是跟随型的。最近这 10 年，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无论是在
我们军队的武器装备，还是在我们民用工业方面，创新
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觉得可以这么说，40 年前的科学大
会是一声春雷，春风化雨，播下了种子和幼苗，这 40 年
是茁壮成长；而到了十八大以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提出要创新驱动、改变经济发展的
动力，并且这种动力转变已经开始结出丰硕的成果了。
过去我们的铁路全是学人家的，现在我们的高铁技
术是系统性的——不仅是车跑得快，而且整个轨道、轨
梁要无缝连接；另外车跑得这么快，车子上各种零部件
控制是不是会出问题？因为车子上有一个轴承坏了，整
个车可能就要坏掉，因此车上都有很多传感器。所以，
目前的高铁已经把机械化、信息化和自动化连在一起，
成为了系统创新的综合技术体系。
再说我们的海洋工程，我们的国产航母不久就要
海试，我上个月去看了一下，因为这些钢材都是我们参
与制造的。下一步指日可待，几年以后我们的核动力航
母也应该会造出来。所以，我国工程技术发展可以看得
见，不但在水面上，深海的探测器也造出来了，也是创
造了世界纪录。我们现在导弹巡洋舰、导弹驱逐舰已经
位居世界前列，排水量达 7 500—12 000 吨，这都是不得
了的成就。航空方面飞机发展也非常快。
所以，现在可以说我们在工程技术方面已经是进
入世界强国之列，更不要说传统的水稻工程、桥梁工
程。1957 年我国还只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
途”，长江上只有一座桥，而现在已经有了60 多座
大桥。最近港珠澳大桥这种世界工程那么快就建成，
完全由中国人设计、全部采用中国的材料。1991 年
建设上海南浦大桥（斜拉桥）用的钢缆还从要日本进
口，现在日本造桥反而要问我们进口钢了。还有车
辆工程：汽车我们开始是和国外合资的，现在有了
自主品牌，汽车的产量和销量都是世界第一，达到一
年 3 000 万辆左右，今后还会增加。所以，中国的工程
技术，尽管不能说领先世界，但至少在若干重要行业
已经进入了一个并跑的阶段。
回望改革开放 40 年，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当时
是 40 岁左右，想都不敢想中国能这么快地发展起来。
所以，当年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一句振聋发聩的话
所带来的历史性转变，我想他老人家也不一定想到真正
会起这么大的作用，扭转了过去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思
想的禁锢，真正地把思想打开了。我们纪念“科学的春
天”40 年，不仅要看到 40 年来中国科技的发展成就，而
且要把它放到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的历史成就中来认识，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唯有此，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
和把握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
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才能在 21 世纪中叶将我国
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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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匡迪：改革开放春雷响 科学春天写序章
徐匡迪 钢铁冶金学家，战略科学家。1937年12月出生，浙江桐乡人。1959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
学”）冶金系。留校任教，1963年调往上海工学院冶金系，“文革”后任教授、系主任、常务副校长，长期从事教
学、科研工作。1982—1983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并于1984—1986年被聘任为北欧喷射冶金公司副总裁。
1989年后历任上海市高教局局长、市计委主任、副市长、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等职。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
院士。2001年后任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院长，国家科教领导小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业经济联
合会会长，中国美国人民友好协会会长等职。2003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十届副主席，是中共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五
届、十六届中央委员。他是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2003年）、瑞典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2003年）、塞尔维亚工
程院外籍院士（2003年）、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2006年）、俄罗斯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2006年），英国皇家土木
工程师协会荣誉会员（2003年）、日本铁钢学会荣誉会员（2007年）。2006年获瑞典皇家北极星大十字司令官勋章、
德国友谊勋章，2008年获英国皇家工程院国际合作奖章。徐匡迪是中国喷射冶金技术的开拓者之一，主持并参与了
若干国家重大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在《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研究》（2004—2012年）中首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城镇
化”理念，得到了国家领导的高度认同。2015年，受中央委托牵头组成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为京津冀协
同发展进行战略咨询，同时组织专咨委和国内外专家论证了河北雄安新区建设的可行性和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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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乐:“春”到人间草木知
《中国科学院院刊》编辑部
修改稿收到日期：2018年4月3日
杨乐，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全国科学大会后首批走出国门并载誉归来的中国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学部恢复活动与建设后，增补的第一批学部委员（院士）。并曾长期担任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数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理事长等职务。回
顾人生发展轨迹，杨乐先生认为“科学的春天”对自己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1 源于兴趣，受教名师，数学领域崭露头角
初中二年级时，学校开设的代数课和平面几何课，逐渐让杨乐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17 岁时，他考上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20 世纪 60 年代初，杨乐本科毕业后考入中
科院数学所继续攻读研究生，并有幸成为数学大师熊庆来教授的关门弟子、华罗庚的同门
师弟。在熊先生的指导下，读研的头 3 个月，杨乐就完成论文《亚纯函数及函数组合的重
值》，后发表于《数学学报》。
1964 年，25 岁的杨乐开始与张广厚合作研究全纯与亚纯函数族，并获得了很好的成
果，用法语写成的学术论文于次年发表在《中国科学》期刊上。这项研究成果，恰好解决
了英国著名数学家海曼于同年一次国际数学会议中提出的《函数论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
的一个，并引起了国际同行的重视。“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我国与国际科技交流渠道的
匮乏，我们到很多年以后才知道海曼所提的问题。”
2 启航遇阻，领导关怀，逆境仍出硕果
数学家哈代说，数学是一种更适合年轻人的游戏，数学家成名都在年少时。但是，
正当年轻的杨乐完成研究生论文，即将毕业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中科院数学所的研
究工作完全中断，他也不能幸免。此后，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杨乐没有机会再碰数学书
本。“在我们被迫与科技书刊、文献隔绝期间，国际上相应的研究工作却在迅速发展。美
国、英国、苏联、德国等，原有的资深专家与一批青年学者的优秀成果竞相涌现。”中国
科技发展被迫中断了十年，这对于杨乐自身，对于中国数学界，乃至于世界数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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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乐：“春”到人间草木知
都是一大憾事。
幸运的是，1971 年底，文化禁锢有所松动，周恩来
总理亲自过问中科院的工作，并肯定基础理论研究的重
要性。此后，杨乐逐渐恢复研究工作，并可以到图书馆
查阅文献，从而告别了只能在脑海里“走走神”，抽象
地思考一些数学问题的窘境。
有了发育的土壤，杨乐很快就做出了重要成果——
他与张广厚合作，首次发现函数值分布论中的两个主要
概念“亏值”和“奇异方向”之间的具体联系，国际数
学界亦为之瞩目，后来他们的这一研究成果被命名为
“杨—张定理”或“杨—张不等式”。
尽管得到了周总理的亲自关心与过问，但“四人
帮”仍然时时干扰与破坏，不让“穿新鞋走老路”，这
使得认真工作的科研人员受到了新的冲击与批斗。当被
问及为何能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做出世界级的科研成果
时，杨乐动情地说：“我从小学到中学（江苏省南通中
学）再到大学（北京大学），一直是在当时国内最好的
学校学习；然后又能到中科院数学所做研究生，国家在
自己身上花费了很大的力气，然而研究生一结束就发生
‘文革’了，好像没有任何用武之地了；所以一旦有机
会，我们就必须倾尽全力去做工作。”
3 拨乱反正，涤荡丛弊，沐浴在“科学的春天”里
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 年夏，中央决定让有气
魄、有才能，对科技工作与科技人员十分关心与支持的邓
小平同志复出，中科院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杨乐
在大会上表达了自己的喜悦之情：“在半个世纪里，小平
同志南征北战，呕心沥血，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了丰功
伟绩，现在中央恢复他的职务，我们一千个赞成，一万个
拥护。”当时，全礼堂一千多人热烈鼓掌。
邓小平同志、党中央没有辜负广大科技人员与全国
人民的期望，甚至没有让大家等太久，随着一项项政策
的出台，“春”的气息开始在科学界弥散，而杨乐对此
感受最深。
“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和关怀下，为了调动广大科
研人员的积极性，中科院率先恢复了科技与教育战线的
专业技术职称以及正常的晋升制度，陈景润、张广厚和
我均被破格提升。同时，国家开始实行对有突出贡献的
专家给予特殊津贴制度，第一批名单中就有我们三个，
这使我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
“文革”期间，一些学有所长的老专家和老教授，
被当作“反动学阀”，被批斗、凌辱，甚至迫害致死，
这其中就包括杨乐的老师熊庆来先生。在全国科学大会
召开前夕，中科院特地为“文革”中遭受迫害逝世的著
名科学家熊庆来、赵九章、张宗燧等教授平反昭雪，举
行了骨灰安放仪式。杨乐说：“中科院为他们平反昭
雪，肯定了他们的爱国情怀与历史功绩，赞扬了他们以
往在研究工作与培养人才上的贡献与作用。”
1978 年3月18—31日，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杨乐
不仅与华罗庚、陈景润、张广厚等中科院数学所的同事
一起参加了此次盛会，还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
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著名论断，以
及让大家投身到四个现代化热潮中去的号召，让所有科
研工作者欢欣鼓舞。“聆听小平同志的报告，感受到科
学春天的到来，在我们的住地友谊宾馆，很多老专家热
泪盈眶，提出这是‘二次解放’”，杨乐回忆道。
4 整装再出发，从“春天”走向收获的季节
“十年浩劫”中，学者个人赴国外参加学术会议
或从事访问研究，是不可能的；而粉碎“四人帮”后，
瑞士学者邀请杨乐和张广厚参加 1978 年春的国际学术
会议，则由中科院向中央请示，经方毅同志作了很长一
段批示与全体政治局委员的圈阅后，才得以成行。杨乐
说：“刚到会场时，一些外国学者把我们俩当成是日本
人。”在大会上，杨乐用英语作了《整函数与亚纯函数
的一些新成果》的学术报告。报告非常成功，改变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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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春天”亲历者访谈
多国外学者对中国数学家的看法。著名数学家、近代函
数值分布论的创始人，年逾八旬的奈望利纳对杨乐说：
“刚才你说，你们是来向欧洲数学家学习的，现在我认
为，欧洲数学家们应该向你们学习。”
改革开放以来，杨乐又陆续发表了《值分布理论及
其新研究》等不少具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先后到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哈佛大学、瑞典皇家科学院等世
界多所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作访问和演讲，多次应邀到
国外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作学术报告和交流。
走出国门，打开眼界的杨乐认为不能仅局限于科研
的本身，应该从体制制度方面为中国的科学发展提供助
力。“1980 年，访美回京，我们向钱三强副院长汇报了
美国大学的一些值得借鉴的地方。钱副院长深表赞许，
并拟安排全院会议进行报告。”
全国科学大会后，中科院开始恢复学部的活动与
建设。1980 年秋，各学部增选了 280 余位新学部委员
（院士），尚未满 41岁的杨乐成为最年轻的当选者。次
年 5 月，学部大会前，邓小平和其他领导同志会见了大
会主席团成员。中科院胡克实副院长汇报了增选后学部
的情况，当汇报到新学部委员年龄情况时，小平同志特
别问道：有 50 岁以下的没有？……有 40 岁以下的没有？
胡克实说杨乐是最年轻的，当时已超过了 41 岁。在场的
杨乐听到了这些对话，深深感受到小平同志对青年学者
的殷切期望。
杨乐说：“全国科学大会已过去了整整 40 年，在这
过去的 40 年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作用都得到了空前
的发挥，科技战线捷报频传，祖国有了巨大进步。这些
充分说明了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的英明与
正确，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目前，我国与世界科技强
国相比，已经从过去的跟跑者成为并跑者，甚至在部分
学科领域已实现超越。这是小平同志给科技界带来的春
天，也是在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所有科学工
作者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期待中国全体知识分子再接再厉，加倍努力地投
身到世界科技强国的建设中！”
杨乐 数学家。1939年11月出生于江苏南通。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66年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
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主要从事复分析研究。对整函数与亚纯函数亏值与波
莱尔方向间的联系作了深入研究，与张广厚合作最先发现并建立了这两个基本概念之间的具体联系。对亚纯函数奇异
方向进行了深入研究，引进了新的奇异方向并对奇异方向的分布给出了完备的解答。对全纯与亚纯函数族的正规性问
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建立了正规性与不动点以及正规性与微分多项式取值间的联系。引进亏函数的概念，证明了有穷
下级亚纯函数的亏函数至多是可数的。与英国海曼教授合作解决了著名数学家立特沃德的一个猜想。对整函数及其导
数的总亏量与亏值数目做出了精确估计。曾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97年陈嘉庚数理科学奖等。
院刊 409
何祚庥 : 回望1978年“科学的春天”
《中国科学院院刊》编辑部
修改稿收到日期：2018年4月22日
《院刊》：1978 年 3 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标志着“科学的春天”到来，从此科学技术
和知识分子在我国的地位有了地覆天翻的变化。40 年后的今天，国家已沧桑巨变，而科技
则一如既往发挥着重大作用。您参与了 1978 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今天再次回望 1978 年“科
学的春天”，您认为“春天”能够到来，最关键的因素有哪些？
何祚庥：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的确标志着“科学的春天”的到来。但从我
所参加的科学大会来看，我的体会是所谓“科学的春天”有两种含义：一种含意是指狭
义的科学技术已面临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机。例如，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除了由小平同志
在 1978 年 3月18日作了一个《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的重要报告，定下发展科学
的大政方针之外，还通过了《1978—1985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简称
《八年规划纲要》，实际上是新中国第 3 个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但是，如果谈到“科
学的春天”的真正的内涵，我感到这里的“春天”，更重要的是指“大气候”。也就是中
国社会政治经济走向的“大气候”，已进入了“春天”。标志着这一动向的是小平同志在
大会所做讲话——在他讲话中，鲜明地提出了两个观点：（1）科学技术是生产力；（2）知
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是这两个观点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社会将发生大变化。
反映上述两种含义的“春天”的具体措施之一，是撰写全国科学大会报告的起草组有
两组：一个是政治组，主要是为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做准备；另一个科学组，主要起草《八
年规划纲要》。我主要参加的是科学组的起草工作，同时还多次参与政治组起草的报告的
讨论。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为什么会在 1978 年召开这么重要的会？我
想促成的因素有很多。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由于小平同志“东山再起”，重新参加中
共中央的领导工作。1977 年 7 月16—21日，在北京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
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小平同志恢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
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时，小平同志主要负责的
工作还是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他当时虽然已经站在了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但还不是“一把
手”，只是重新出来参加工作。中央就副总理分管领域征求小平同志个人的意见时，小平
“科学的春天”亲历者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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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春天”亲历者访谈
同志主动提出希望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一方面是因
为科学和教育是“文革”的重灾区；而另一方面，小平
同志在 1975 年出来负责整顿“文革”期间的各种乱象的
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了中国发展的道路上，如何解决好
中国发展科学和教育的方针和政策，是个大问题。
小平同志正式出来工作后不到一个月时间，
1977 年 8月4日，著名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就召
开了，中断十年的高考，小平同志在会上下决心拍板恢
复。同时，会议用高规格接待了与会的知识分子们，而
且小平同志还全程参与，这就在中国的大地上，吹出了
一股“春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尚，开始
在社会上萌芽。这样到了当年的 9 月中旬，中共中央政
治局就决定了要在次年也就是在 1978 年 3月18日召开全
国科学大会。
再有一点，就是上边提到的《八年规划纲要》，
也就是“春风”带来的“百花”盛开，要有具体措施。
《八年规划纲要》是早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上，由中科院起草了一个初稿。现在就应该在全国科学
大会上，更广泛地征求科技界的意见，不断修改完善，
并在会上做出正式决定。“科学的春天”不仅仅是在全
国科学大会上发出的“宣言”，而是包括了可以付诸行
动的“措施”，这才使科学的“春天”真正地到来。
在 1978 年通过的《八年规划纲要》中，就对我国未来八
年科学技术奋斗目标、重点研究项目以及科学研究队伍
和机构组成等都做了具体部署，共确定了 8 个重点发展
领域和 108 个重点研究项目，以及基础科学规划、技术
科学规划等。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由方毅副总理对《八
年规划纲要》做了说明。我参与的工作之一，就是协助
当时负责起草《八年规划纲要》及其说明的邓裕民同志
起草各有关初稿。方毅同志的讲话和小平同志的讲话一
样，不断被雷鸣般的掌声打断！
我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除了参与多个文件的起草以
外，还具体参与了两个重点项目的策划和讨论：一个是
中科院要不要成立一个理论物理研究所；另一个是关于
中国应发展激光武器还是发展粒子武器的争议。我是主
张发展粒子武器的积极支持者，理由是粒子武器有携带
动量较大、破坏力较强、电能转化为粒子能量的效率较
高等许多优点，而激光武器却有电能转化为光能的效率
甚低，激光聚焦的能量密度虽然较大但携带动量偏小，
也较易被预防等许多不可克服的缺点。不过，最后我的
意见，未能被采纳。但是，这一争论仍不失为一场有价
值的争论。我对激光武器的许多批评虽然在当时未被会
议所接受，但提出的许多论证却是“言之有理”。这一
争论也有一结果，这就是后来人们转而注意到要发展电
磁炮。这说明大力发展激光武器当然是十分重要的，然
而在发展某种新式武器的同时，努力注意减少、克服和
弥补这种新武器的重大缺点，也同样是重要的。这一事
例也说明在重大科学项目的确定上，需要有充分讨论，
需要集思广益，需要广泛吸收不同意见。即使当时有许
多事情未能看得很清楚，但只要是“言之有理”的科学
争论，就会有进一步的发展，直至开花结果。
大会结束后，各项科学工作就在小平同志、方毅同
志等的亲自关怀下和《八年规划纲要》的具体指导下，
不断开创新的局面。这其中有一项，就包含中科院理论
物理研究所的成立。在科学大会召开之际，会上的物理
学界的许多前辈们曾共同商量，在现在的发展形势下，
物理学界应该重新提倡 20 世纪 70 年代初杨振宁教授回国
访问时向周总理提出的“注重理论研究”的重要意见。
而在当时，由于“四人帮”的阻挠，这一提议当然未能
实现！在 1978 年科学大会后，我们物理学界的许多同
仁，当即提出了具体行动建议——在中科院成立理论物
理研究所，由我负责起草了一个新建理论物理研究所的
报告，并建议由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学部委员
（院士）任所长。这个建议报上去以后，得到小平同志
亲自批示，同意成立。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成立，使得我
国“两弹”理论研究成功之后，理论物理界又有了新的
施展抱负的平台。这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到当时全国
的科学研究，在“春天”里的蓬勃发展。
院刊 411
何祚庥：回望 1978 年“科学的春天”
《院刊》：非常认同您所说的“科学的春天”有两
重含义的解读。那么，您能不能再讲一讲，在小平同志
复出之后，究竟吹来哪些“春风”？以及，正如您提到
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小平同志的作用，小平同志 1975 年出
来工作时的短暂整顿，是否已经为促成 1978 年全国科学
大会起到了推动作用？
何祚庥：1975 年 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上，小平同志在毛主席的支持下，接替病重住
院的周恩来总理，作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开始主持党中
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开始了全面整顿。那
时候，小平同志请示毛主席后，由中央决定让胡耀邦同
志到中科院进行整顿，这就有了后来著名的胡耀邦在中
科院的“百日维新”。1975 年 7月17日，时任分管科学
技术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同志，找胡耀邦、李昌、王光
伟三位同志谈话，一方面是通知他们中央的任命，另一
方面是传达小平同志关于“整顿”的指示。华国锋是支
持小平同志对“文革”进行整顿的，他未能说“纠正科
技、纠正天下”，但是他说要深入发动群众，纠正工作
中出现的问题和缺点。
上任后，胡耀邦指挥若定。他请李昌负责日常的全
局工作，他自己则集中精力搞调查研究，以准备向国务
院汇报全国的科技工作现状和构思未来规划。胡耀邦在
调研中可以说是个“煽动家”“鼓动家”。他放手发动
群众，讲长征故事，讲革命历程，讲革命方法，一下子
就把科学技术领域的年轻人都发动起来了。先后有不少
年青朋友纷纷向耀邦同志或反映情况，或贡献意见，有
些是在各式各样的座谈会上，还有一些人竟设法直接找
到耀邦同志家里去提建议。例如，那时在中科院“相对
论大批判组”里工作的还仅是实习研究员的郭汉英就拉
了我一起找到耀邦同志家。1975 年 8月11日，胡耀邦就组
织许多参与者写出了第一稿《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
（汇报提纲的讨论稿）》；后在小平同志指导下，经国
务院政研室胡乔木等参与修改，最终形成《科学院工作
汇报提纲》（以下简称《汇报提纲》）。
《汇报提纲》中明确指出，“如果我们的政治工
作使科技人员不敢钻研业务，不敢学外文，不敢看业务
书，那就是失败的政治工作。如果我们的政治工作是反
对钻研业务，那就是空头政治，就是在政治上犯了方向
错误”。这些话太尖锐了，当时中央就派人来中科院召
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调查、征求意见。
在调查研究的某次座谈会上，我曾提出：“文化大
革命”是上层建筑领域内的一场大革命。其具体措施之
一是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领域。但是，中科院是否应
归到上层建筑领域，这里有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那就是
自然科学是不是上层建筑？如果自然科学是上层建筑，
那么有关自然科学的方针、政策就应该按上层建筑性质
来处理；而如果不是，那么有关发展自然科学的方针政
策就要另行研究和探讨了。胡耀邦当时就听进去了，他
很高兴，他来中科院参与整顿也正是为了“是不是上层
建筑”这句话。
所以，在 1975 年的整顿中，“自然科学是不是上
层建筑”的问题，就又被提出来讨论了。也就是说“文
革”中的“科学技术是上层建筑”的论断，开始有了松
动。那么，自然科学不是上层建筑，那是什么？我说可
能是生产力。因为，不是上层建筑那就应该归结为和生
产或经济活动相关的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又包含着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科学技术自然不是生产关
系，所以我说可能是生产力。
就在座谈会上，我还反映了一个情况，说红卫兵编
的“毛主席语录”里，收录了毛主席在 1963 年听取聂
荣臻同志汇报科学工作时的一个谈话，说“科学技术是
生产力”。而且我就向会议主持人上缴了我带去的“语
录”。
时间过得飞快。我已不记得上缴的“毛主席语录”
是哪本语录。因为那一时期红卫兵们曾编过多种多样的
“语录”。但后来据某些同志的“考证”，应是源于
“文革”期间印发的一本红皮小册子——《毛主席论科
学技术革命》，里边讲：“要打好这一仗，科学技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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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春天”亲历者访谈
生产力。过去打上层建筑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打这
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要以革命的精神来搞科学技术
工作。”末尾注明的出处是“听取科学技术十年规划汇
报时的讲话（1963 年 12 月）”。据中科院院史研究室
原主任樊洪业考证，这个小册子应该是 1968 年由中科院
革委会编选，1969 年印发的。在 1968—1969 年，我已是
“革命群众”，所以那时的革委会也会发给我一本由他
们编写的《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
不幸的是，正是这本上缴的小册子所收录的毛主席
讲述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吴明瑜口述自传》里曾较
详细地记载了这段故事。
“这个稿子给毛主席送上去以后，毛主席一看，对
这个稿子别的内容都没有说话，唯独对这件事情说了一
段话，他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我不记得我说过这
个话。’毛主席还在这句话的旁边，打上一个‘？’。
这一来就砸锅了，这就变成强加给毛主席的话了。后
来，江青就说，你们造谣造到毛主席头上去了。这就成
了一条罪状。”
“到底毛主席是怎么说的，我们查了当时参加会议
的一些同志的笔记上，都没有记录。但是，不久之前，
大概是两年前，我们写《胡耀邦与中国科学院》一书的
时候，明廷华告诉我们说，聂荣臻纪念馆在搞聂荣臻
诞辰 100 年纪念，在这个纪念展览里面有一段话，毛主
席 1963 年和他谈话时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据聂荣
臻秘书说，他们是到中办查到的，就是这个话。”
《院刊》：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最重要的论断正
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
部分”。您是我国和世界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
学院数学物理学部院士；同时，您还是著名的马列理论
专家，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博士生导师。有人称您是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两栖院士”。40 年后，由您这位
“两栖院士”再来回顾这两个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的重要论断非常有意义。您怎么看这两个论断？
何祚庥：我想主要从时间上对“科学技术”和“知
识分子”的定位做一点梳理。
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在中共发展的历史上，
一直是有重大争议的问题。周恩来总理在 1956 年召开的
知识分子的会议上所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里，曾说过“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
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周总理这个讲话不久就挨了毛
主席的批评。毛主席说“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他的世界观也是资产阶级的”。到了“文革”，知
识分子就变成了臭“老九”。为什么是“老九” ？因为
那时有个排序：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
资派，最后第九位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再往前追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纲是把知识分子
看作反动阶级的，是要打倒的，但后来有所修改，知识
分子变成要争取、团结、改造的对象。而实际上，有关
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里并未获
得科学的回答。例如斯大林在 1952 年写的一篇《苏联社
会主义经济问题》，就讲了脑力劳动者是剥削阶级。斯
大林就在该文中明确指出，“产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之间对立的经济基础，是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剥
削”。为什么在“文革”期间，把学校通通关闭，包括
大、中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一律下乡、下工厂，学工、
学农，也应到工农群众里去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原
因就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里，脑力劳
动者是剥削者。既然是剥削者，到了“文革”时期，也
就必然是要被打倒的“臭老九”。
到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讲话中，就明确指
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而且还
引了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这篇文章里讲述的一句
话，“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这
就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做了彻底的平反。
至于“科学技术有没有阶级性？”“自然科学是
不是上层建筑？”这就更加是争论不休的问题了。如果
查阅一下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科学，主要是
院刊 413
何祚庥：回望 1978 年“科学的春天”
自然科学一直被列入社会意识形态，甚而是上层建筑范
围。例如，早在 1921 年，在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
论》一书中，就不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本身属于上层建
筑，而且连“科学的实验仪器，国家机关里的房屋、大
炮、算盘、图表等，艺术中的画笔、乐器等等”，都属
于上层建筑。又如，20 世纪 30 年代，在苏联哲学界经历
了一场哲学上的大论战后出现的一本巨著——米丁教授
所著的《历史唯物论》，就将科学划入上层建筑。形成
这一划分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科学”一词当然包括社
会科学在内。而社会科学中的某些讲革命斗争的理论，
无疑带有阶级性，无疑应列入上层建筑。
1950 年，斯大林发表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
问题》，首次提出语言没有阶级性的观点。这在马克思
主义理论中，是一次大突破，从某种意义上说，起了一
定的思想解放的作用。因为在那一时期，有关社会经济
问题的各个范畴无一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甚而连生产力
的概念也要标出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斯大林
在著作《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指出：“语言和
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语言不是某一个社会内部这种
或那种基础，旧的或新的基础所产生的，而是千百年来
社会历史和各种基础历史的全部进程所产生的。语言不
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各阶级世
世代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语言可以一视同仁地既为
旧的衰亡的制度服务，也为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务；既为
旧基础服务，也为新基础服务；既为被剥削者服务，也
为被剥削者服务。”“上层建筑和语言还有一个根本区
别。上层建筑同生产、同人的生产活动没有直接联系。
上层建筑是通过经济的中介，通过基础的中介同生产仅
仅有间接的联系。……语言则相反，它是同人的生产活
动直接联系的，不仅同生产活动，而且同人的工作的一
切领域中的任何其他活动都有直接联系。”
斯大林在这一著作中所用到的分析语言有无阶级性
的研究方法，很快地被人们移用到其他领域，从而提出
自然科学有无阶级性的问题。1953 年，由胡乔木同志为
中共中央所起草的《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口号提法
错误的指示》中指出：“在大规模建设时期，我们正是
要提倡重视技术。斯大林说：‘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
一切。’这对我们今天还是适用的。”“技术问题和政
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技术本身是能
够同样地为各个阶级和各种制度服务的。在技术上并不
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一定倒向那一边的问题。”
又如，1956 年陆定一同志在所撰写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文章中曾写道：“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内
是没有阶级性的。”“在某一种医学学说上，生物学或
其他自然科学的学说上贴上什么封建、资本主义、无产
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是错误的。我们切
勿相信。”1957 年，毛泽东同志也说过：“自然科学分
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
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
但是到了“文革”时期，康生等人却大说特说自
然科学有阶级性，而且当代的自然科学当然属于资产阶
级的自然科学。于是，在“文革”期间，自然科学必然
也就在“打倒”之列。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是自然科学里
被“打倒”的第一个突破口。陈伯达曾经代表中央部署
要“打倒爱因斯坦和相对论”。那时，在陈伯达部署
下，中科院的造反派，就组织了一个“相对论”的大批
判组。参加“大批判组”里的某位成员，提出了一个打
倒相对论的著名“论据”：“如果按照相对论所说的那
样，同时性是相对的，那么在 1969 年 3月，在中苏边界
上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中，我们说苏修先开第一枪，而
‘苏修’却可以说是我们开第一枪，事实上究竟哪一方
开第一枪，按照‘同时性的相对性’，就无法做出客观
判断。”所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必须打倒”！这
个论据在我们这些真正理解爱因斯坦理论的人们来讲当
然是非常简单而可笑的谬误！但是在当时却是非常“有
力”的带政治性的“大批判”。一时之间，那些反对批
判相对论的人再也不敢为其辩护了，因为“谁”要替相
对论辩护，谁就是替“苏修”辩护。
414 2018 年 . 第 33 卷 . 第 4 期
“科学的春天”亲历者访谈
时间这就到了已经提到的 1975 年的《汇报提纲》，
它对马克思主义里的自然科学的性质做了大颠覆，它将
“自然科学有阶级性”修改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但是《汇报提
纲》最后报上去，毛主席在这句话上打了问号，这样
《汇报提纲》里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就变成
了“伪造的毛主席的话”的铁证。问题太严重了！接下
来，胡耀邦和李昌等人就当然再度成为“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就相继再一次被“打倒”，而且还要在
中科院里，要组织全院大批判。那时我在中科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工作，由于我也是“毛主席语录”的“伪造
人”之一，所以按理也会受到批判。为应对可能到来的
批判，而且我记得马克思曾讲过类似于科学技术是生产
力的许多话，那时我就查了很多资料，收集了诸多马克
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话，以备受到批判时，
可以说“你们在批判马克思”。但由于我只是一个小小
的“小爬虫”，江青等造反派也还不屑一顾。后来，我
就将我所收集到的马克思、列宁有关“科学技术是生产
力”的“语录”写在一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
小册子里。
鉴于上述林林总总、反反复复的历史，1978 年全国
科学大会就是要改变这许多年以来影响科学技术发展、
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对“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诸
多错误定位。大会提出了著名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从此广大的科技工
作者甩开了头上的“紧箍咒”，开始热情迸发地参与到
国家的建设中。
而极其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
的地位和作用，更在此后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又得到
进一步发展、完善和优化。1988 年 9月2日，邓小平在
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说：“马
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
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 小平同
志还说，“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
部分嘛。”1992 年，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又
提到“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
分”。又说，“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能有希望”。
所以，自小平同志推进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是科
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而
且相应的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上升。不仅上升
到“依靠”的地位，而且还提到“第一”的地位。不能
不认为，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第一”——“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和“知识分子要从‘老九’提到第一”
的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院刊》：从 1951 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算起，您
参与和见证了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前 27 年和之后 40 年
的国家重大建设。也见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第一”，以及知识分子“要从文化大革命时的‘老
九’提到‘第一’”的“第一”。这两个“第一”到底
是怎样体现在国家的建设中的？或者说，科学技术或脑
力劳动的作用，究竟怎样体现在我国的建设中？
何祚庥：最近我刚刚写了一篇短文，说脑力劳动
和体力劳动是“相辅相乘”的关系。注意，不是“相辅
相成”，而是说“相辅相乘”。或者说，适用于脑力劳
动和体力劳动相互关系的不是加法，而是乘法。怎么讲
呢？我们简单而言，举一个大家熟知的故事——《三国
演义》里的“火烧博望坡”。博望坡在现在的河南省南
阳市方城县，公元 202 年，曹操派大将夏侯惇、于禁、
李典进攻驻防在新野小城的刘备。当时刘备军只有不到
一万人，而曹操大军则有十万。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
气定神闲毫无惧色，他将战线后撤，选择在博望坡与曹
军对峙。诱敌深入，以火烧之。博望坡一战，关羽和张
飞率领的刘备主力军五千人，打败了曹操十万大军！那
么，这个账就很简单，诸葛亮的指挥能力对战争的贡
献，可以说是将军队的战斗力，即“效用”，从五千扩
大了 20 倍，也就是五千的人马却发挥了十万人的“效
院刊 415
何祚庥：回望 1978 年“科学的春天”
用”。那这 20 倍的贡献，就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
功劳。
所以我说，效用=劳动×知识。首先，二者是合作
互补的关系，缺一不可。没有诸葛亮运筹帷幄，五千对
十万的仗是没法打的；没有关羽和张飞等将士的上阵杀
敌，曹操大军也是赶不走的。所以，毛主席说，“知识
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没有两者的结合就没有
“效用”最大化，甚至没有“效用”。其次，也是最为
关键的，所谓劳动和知识的“结合”，是说这两者应是
“相乘”的关系，而不是相加或其他的关系。也就是
说，知识对于劳动有一个乘数增长的放大作用。所以，
通过这个简单的故事，我们就看到了知识的力量，那
到了近现代其中最重要的“知识”，也就是“科学技
术”。而因此，在“效用=劳动×知识”，这样一个公式
中，也就体现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了。
我们现在正在继续前进，希望能建立一个把科学技
术或知识分子的贡献也计量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政治
经济学。当然，我们还需要感谢《中国科学院院刊》，
在 2016 年 8 月的《中国科学院院刊》上，曾刊登了由我
所写《必须用时代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当代政治
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长文，就是讨论这一新的理念的
初步研究的。谢谢《中国科学院院刊》对我的采访和报
道！
何祚庥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27年出生于上海，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51年在中共中央
宣传部工作，任干事。1956年起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二机部九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国科
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等职务。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1年，
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第一批理论物理专业博士生导师。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第五批科学技术哲
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并在北京大学招收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曾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早期从事
粒子理论、原子弹和氢弹理论的研究，并关注科学领域中的哲学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科学方法论研究事业的早
期开拓者。近十几年来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曾就科技政策、教育政策、文艺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若干理论问
题，特别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经济学理论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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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让科研工作者在自由的环境中成长
《中国科学院院刊》编辑部
修改稿收到日期：2018年4月9日
“科学的春天”亲历者访谈
当邓小平同志说到“他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
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时，虽历经 40 年，但全国科学大会上的喜
悦与伤感交织的场景，仍不时在 88 岁高龄的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王元的脑海中浮现。
“这个论断让我，让华罗庚、陈景润以及成千上万的科研工作者解除了身体上和心灵上的
枷锁，从此为摘取科学‘皇冠’付出再多的努力也不会被认为是‘白专典型’了！”
1“严冬”中饱受摧残的知识分子
1957 年 6 月，一场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这场突如其来
的运动，让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被重视、有施展才能空间、正在“向科学进军！”的知识分
子们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右派”“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等成了他们的代名
词，并且开启了长达 20 年的知识分子苦难史，工作停滞、身心饱受摧残，这其中就包括王
元的导师华罗庚和师弟陈景润。
1959 年“大跃进”开始时，中科院数学所批判“白专路线”，华罗庚首当其冲，成为
批判重点，弟子陈景润也不能幸免地被当作重点。“批判完后，陈景润就被‘踢’出数学
所，到大连化物所洗瓶子”，王元说。
1966 年底，华罗庚在数学所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打倒和批斗，此后一直受“审
查”。所谓的“审查”，实际上就是在数学所，扫楼道、扫厕所。更过分的是，某次批判
华罗庚的大会上，会议的组织者让王元当着会场上的几千人，宣读自己恩师的“罪状”。
尽管只是照本宣科念别人写的东西，后来华罗庚本人也忘了这件事。但这件事情对王元来
说，却是永远难忘的内疚：“虽然他（华罗庚）也忘了，但作为学生对恩师的攻击，即使
是为了保命，亦终究是可耻的。”
1975 年底，“四人帮”发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专案组找到了当时“两耳不闻
窗外事”、潜心钻研哥德巴赫猜想的“白专典型”陈景润，要求他写大字报，揭发、批判
院刊 417
王元：让科研工作者在自由的环境中成长
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不愿意捏造事实的陈景润，一度
选择以自杀来摆脱这无止境的摧残与羞辱……
2“枷锁”下艰难摸索的科研人员
学术交流是科学研究的生命线，不仅是检验科研成
果的舞台，更是启迪思维、掌握新知、提高学术水平促
进工作顺利开展的最佳方式。然而，新中国成立后，西
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全面封锁逐渐阻断了中国科学家与国
际同行的学术交流，这令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很痛苦；更
加残酷的是，一次次政治运动与政治批判，让他们开展
研究以及与国内同行交流的权力也逐渐被剥夺，甚至一
度完全丧失，例如华罗庚、陈景润。
1950 年回国时华老才 40 岁，当时他已经是世界上著
名的数学家了，至少还有 15 年到 20 年时间可以做数学的
开拓工作，成为更伟大的数学家。尽管回国后也可以研
究数学，但吸收外来营养的机会就很少了。而且为了国
内发展需要，回国后，华老还开始在对他来说并不熟悉
的应用数学上作多方面的探索。从 1965 年开始，他的工
作又有了重大转折，决心将工作重点放到普及应用于工
农业生产的数学方法上……尽管由于“左”的干扰，特
别是“文革”的干扰，华老的才华未得到更大的发挥，
但华老对中国数学发展所作的贡献，仍是举世公认的。
再如，陈景润在华老的帮助下再次回到数学所后，
1962 年初开始研究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证明“1+2”
的论文以简报形式发表在 1966 年 5 月15日出版的《科
学记录》（《科学通报》的前身）上，在这之后，“文
革”开始了，《科学记录》及其他学术期刊不能再发表
学术文章，陈景润论文的发表赶上了一个末班车。由于
“1+2”的简报并未给出证明细节，未引起国际重视。
1972 年，陈景润将“1+2”证明全文投交《中国科学》，
该文送交闵嗣鹤和王元审查。最熟悉这方面工作的人是
王元和潘承洞，但那时彼此都不敢来往，王元只能独立
审查。王元说：“因为这是个大结果，为了慎重起见，
我就叫陈景润从早晨到晚上给我讲了三天，有不懂的地
方就在黑板上给我解释，讲完了，我确信这个证明是无
误的。”审稿意见的签署是如此困难，那时搞纯理论研
究被看成搞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如果支持‘1+2’
发表，轻则受到批判，戴上‘复辟封资修’‘反攻倒
算’等的帽子，重则后果难测。不支持呢，让这样为中
华民族争光的数学成果埋没掉，良心上过不去。”王元
说，“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支持‘1+2’尽快发表，在
‘审稿意见’上写下‘未发现证明有错误’。”
3“春天”里自由徜徉的科研工作者
在全国科学大会后，由于王元具有超群的科研能
力和杰出的科研成果，在待遇、职称、岗位上都得到了
很大的改善与提升，并于 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
部委员。在自由的海洋中，他很快取得了更多的成果：
1981 年，斯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 Verlag）出版了华
罗庚和王元的专著《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的英译
本，对此领域的工作做了系统总结，产生了广泛的国际
影响。1980 年以后开拓了代数数域上的堆垒数论的新的
探索领域（此系涉及解析代数数论中极为困难和基础性
问题的精深领域），同时证明当代数数域 K 为全虚域时
定理对偶数次型仍成立；此后又在代数数域上型（即齐
次多项式）的丢番图不等式组的研究等方面做出了先进
的工作，并将这一领域的工作总结成专著《代数数域上
的丢番图方程与不等式》，用英文在斯普林格出版社出
版……
在此之后，尚有可能再次突破的王元却认为必须
有所选择地分配自己的时间，并认为再发那些自己没有
特别兴趣的论文和文章已经不合算。所以，他开始通过
数学研究，进一步关注到数学的本质，数学和数学家在
教育、社会和人类发展中的影响，将数学这门科学通俗
解析，让大众感受数学中的乐趣。而在全国科学大会以
前，科学家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发展方向几乎是
难以想象的，例如华罗庚！王元将关于这方面的思考部
分汇集在论文集《王元论哥德巴赫猜想》、《华罗庚》
418 2018 年 . 第 33 卷 . 第 4 期
“科学的春天”亲历者访谈
传记、《王元文集》和《华罗庚的数学生涯》等书中，
其中《华罗庚》一书很快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了英文
版。
对于自己的弟子，王元也是给予他们最大限度的科
研自由。例如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终
身教授张寿武就非常庆幸，有这样一位能赋予自己充分
信任，给予了自己足够自由的空间的老师：1983 年，张
寿武考入中科院数学所攻读硕士学位。当时，王元认为
自己的研究领域经典解析数论已难有出路，但看中了张
寿武的勤勉和悟性，鼓励他自由选择方向。张寿武选择
了当时国内少有人问津的算数几何问题。算数几何问题
并非王元的专长，他对此也并不熟悉，但是他尊重张寿
武对专业方向的选择，并给予张寿武以足够的自由和鼓
励，告诉他该怎样做研究。王元认为，对于创新人才，
老师的作用在于引导与点拨，不可能手把手地教。
王元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科研工作者不仅
重获人身自由、精神自由，在待遇上和社会地位上也都
有了很大的提升，更重要的是逐步获得和享受科研的自
由、学术交流的自由……”
王 元 数学家。1930 年 4月出生于浙江兰溪，籍贯江苏镇江。1952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
部委员（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解析数论
研究。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首先在中国将筛法用于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并证明了命题 {3,4}，1957 年又证
明 {2,3}，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在此研究领域跃居世界领先地位。1973 年与华罗庚合作证明用分圆域的独立单位系构造高
维单位立方体的一致分布点贯的一般定理，被国际学术界称为“华－王方法”。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对数论在近似分析
中的应用作了系统总结。20 世纪 80 年代在丢番图分析方面，将施密特定理推广到任何代数数域，在丢番图不等式组等
方面作出先进的工作。1982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0 年获陈嘉庚物质科学奖。
院刊 419
吴明瑜: 为小平同志起草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讲话稿
《中国科学院院刊》编辑部
修改稿收到日期：2018年4月16日
对于中国来说，1978 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在这一年发生的许多大事，都深深地影
响了此后中国的历史进程。1978 年 3月18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这次盛会被誉
为“科学的春天”，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吴明瑜当时在中科院工作，是政策研究室的
主任，他参与起草了邓小平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稿，见证了大会从筹备到开幕的全过
程。对于吴明瑜来说，那一年春天，给他留下的记忆最为深刻。以下是吴先生的回忆。
1 拟定初稿
1977 年 9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知，宣布将在第二年的 3月18日召开全国科学大
会。根据全国科学大会筹备领导小组的决定，由我和林自新负责起草华国锋和邓小平同志
的讲话稿，罗伟起草方毅同志讲话稿，胡平起草郭沫若同志讲话稿。郭老的讲话稿就是后
来发表的《科学的春天》，收录到了中学语文课本中。
四个讲话文件中，最重要的是华国锋和邓小平同志的稿子，因为政策声明都在这里
边。我和林自新当时想，小平同志的讲话应该从他作为科学教育主管领导人的角度来讲党
对科学工作的政策，以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讲话稿中的很多重要观点是根据邓小平同志
当时一系列讲话的精神归纳的，有很多是 1977 年 8月4—8日召开的科教座谈会上他的原话。
起草过程中，时任中科院副秘书长的童大林提出，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马恩全
集”中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有几段关于知识分子
的分析非常生动：“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在企业里面是专家，但同时又是生产工人，因
为他是创造剩余价值的，是受剥削的。再有教师，他们一方面是学者，同时又是生产工
人，因为他们为学校老板创造剩余价值，也是受剥削的。又如艺术家，如果他们是在街
上自由卖唱的，是自由职业者，就不属于生产工人的范畴；但如果在剧院里面为剧场老
板卖唱，他们就是生产工人，他们的劳动是创造剩余价值的，是被剥削的。”
“科学的春天”亲历者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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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春天”亲历者访谈
根据这个分析，我们在小平同志的讲话稿里坚决地
写上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引用了马克
思的话，当然因为原文太长，所以简化为：“马克思曾
经指出，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这
就是说他们也是受资本家剥削的。”同时还写道：“他
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
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
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
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
者。”小平同志在大会上的讲话是向全国公开的，这比
1962 年“脱帽加冕”的规模还要大，影响还要深远。
小平同志的讲话稿一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有两个
主要论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
己的一部分。第二部分讲科技队伍建设。第三部分是关
于科技工作的一些实质性的措施，包括党如何领导科学
技术工作，如何配备干部，怎样选拔人才，学术上要坚
持“百家争鸣”方针等具体的内容。
小平同志认为第三部分也很重要，他有一次跟外国
人讲，“我在科学大会上的发言，讲的第三部分不为很
多人注意，大家没有注意，其实也很重要，我愿意当大
家的后勤部长。”
小平同志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非常喜
爱。1989 年他会见外宾的时候又说了一段话：“过去
说，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现在看来不够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知识分子就不是‘老
九’，而是第一了。”后来我们在学习讨论中认为，小
平同志讲“第一”这两个字不仅仅是个序列，他讲的是
“第一重要”，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因为科学技术推动
了其他的生产力。1992 年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
又讲，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他最后的十几
年，看到了世界的变化，越来越感觉到科学技术的重要
性。
至于华国锋同志的讲话稿，因为他当时是中共中
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因此要从更宏
观的角度来讲。我和林自新商量之后，决定去请教一下
胡耀邦同志，当时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工作，他非常关
心科学工作。耀邦同志建议华国锋同志的讲话应该讲一
讲“科教兴国”或者叫“科教建国”。他说，在旧社会
里，很多企业家、科学家、教育家提出了工业救国、实
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都不成功，为什么呢？因
为政权没有改变，还在反动分子手上，他们根本不会去
推动科学工作的发展，更不可能来“教育兴国”。现在
有条件了，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新口号，叫“科教兴国”
或者叫“科教建国”。我们一听，这个设想非常好，小
平同志曾明确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
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就是说要“科教兴国”，要搞“四
个现代化”，突破口就是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基础
在于教育，要培养人才。我们听耀邦同志讲的时候非常
激动，所以接受了他的建议，回来后就把讲稿按照这个
精神起草了。这样，我们初拟的华国锋同志讲话稿和小
平同志讲话稿的精神是一致的。
2 定稿的阻力与小平同志的坚定
这两个讲话稿写完后，同时送上去。但华国锋同
志的讲话稿迟迟没有回音，后来我们得知华国锋同志弃
用该稿，又请人重拟一稿，还是表达了“两个凡是”的
思想。为小平同志准备的讲稿当时在国家科委和中科院
领导层中审议没有遇到任何障碍，给小平同志的审查
稿也很快有了回音。小平同志只在段落上和个别字句
上做了些调整。根据《邓小平年谱》记载，小平同志
在 1978 年 2 月底说过“国家科委替我起草的大会讲话
稿，我看了一遍，写得很好，文字也很流畅，讲话稿中
的意思多半是我过去讲过的。”
但小平同志的讲稿却有来自上层的阻力。一位中
央领导同志在政治局会议讨论讲稿时说，“我看这个稿
子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关于科学工
作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为什么不引用？”他特别列举了
“对知识分子要团结、教育、改造”为什么没有写进
院刊 421
吴明喻：为小平同志起草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讲话稿
去。会后方毅同志请示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一个
字也不要改”。
大会开幕的前一天，讲话稿要付印了，时任中共中
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吴冷西
打来电话，提了两条意见：第一条，建议修改一个标点
符号；第二条，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
分”建议修改为“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
专的知识分子队伍”。第二条意见与小平同志讲稿的意
思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
一部分”这是一个全称，是指知识分子的整体队伍，是
从整体上肯定知识分子的。说“有了一支”是多大的比
例呢？！我们与方毅同志讨论这个事情，明确提出了这
个看法，方毅同志立即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说，
第一条意见接受；第二条意见不改，维持原状。
1978 年 3月18日，人们期盼已久的全国科学大会开
幕。当邓小平在讲话中说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
部分”的时候，会场上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许多人已
经泪流满面。我当时在广播中听到邓小平讲话时感受到
的解放感，现在还有印象。
现在的人们也许不明白这话在当时的分量。而 20 世
纪 70 年代，人们都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最大自
豪。原因在于，毛泽东曾把知识分子比作“毛”，有一
个依附在哪张皮上的问题，这是按照阶级分析的方法划
分的。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是革命的，附在资产阶级身
上就是反革命的。“文革”中，中科院 80% 的高级知
识分子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
主义分子”，甚至“外国特务”，很多人因此没能活下
来。所以，小平同志的讲话，在当时实在是个翻天覆地
的大变化。
南京天文台台长张钰哲院士来开会的时候 70 多岁
了，听了邓小平讲话，哭得老泪纵横。中国农科院院长
金善宝院士说：“我 82 岁了，从今天开始要当 28 岁来
过。”人们心里都有数，粉碎了“四人帮”，邓小平再
度复出之后，华国锋的权威已经逐渐边缘化。所以，在
邓小平讲话之后7天，也就是 1978 年 3月25日，华国锋在
大会讲话中说了些什么，大家就不那么在意了。31日，
大会闭幕这一天播音员代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朗
诵《科学的春天》一文，再次将会议推向最高潮，宣布
“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3 深远的重大影响
在中国的当代历史中，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不断，
大多以知识分子为对象。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是改弦
更张的大会，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命运。此前知识分
子头上都有一个紧箍咒，说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
了运动总要挨整，谁受得了？现在是“工人阶级自己的
一部分”，而且是工人阶级里边的优秀部分。科学技术
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开拓者，开拓新生产力的人不就是
优秀分子吗？这一下子解放了中国千千万万的知识分
子。科学大会整个改变了社会风气，使人们向往去追求
知识、追求科学，这才有了后来新时期人才辈出的新局
面。我觉得这是科学大会最重要的意义，功莫大焉。
科学大会把科学技术提高到一个空前的地位。现
在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家都觉得是轻
而易举的一句话，但是不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在
当时已有千斤重。过去动不动就批判科学工作搞基础理
论研究脱离实际，脱离工农。而实际上科学实验就是一
种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实践。小平同志特别
强调的指出：“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
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
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当然，不论是现在
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
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
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巨大的进
步。”有了这一条，过去对科学的无谓的错误干预就取
消了。小平同志的讲话有着深远的影响。
小平同志在科学大会前后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纠正
了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科学大会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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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春天”亲历者访谈
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等提法，是
对多年来宣传某些“最高指示”核心观念的重大突破，
也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理论战线上的代表性硕
果，也为随后的真理标准讨论奠定了舆论基础。
吴明瑜 原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期从事科研组织管理、科
技政策研究和经济研究等。
院刊 423
喜迎新时代 祝愿春常在
罗 伟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北京 100190
修改稿收到日期：2018年4月2日
全国科学大会距今已有 40 年了，当时 20 岁的青年也已步入退休年龄，现在的中青年知
道这件事的恐怕为数不多了。但这确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正是这次大会
标志着我国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在粉碎“四人帮”后政治上、思想上重新获得解放，我国
的科学事业迎来了一个春天。
1 “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这次大会是华国锋同志倡议召开的。华国锋同志比较重视科技，他在湖南工作时，当
地的四级农科网搞得有声有色，是为科学种田而作的大规模科学普及和技术推广的工作。
在全国有重要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我国的经济在“文革”中遭受重创，民生凋敝，人心思变。为了把濒临
崩溃的经济搞上去，需要依靠科技，需要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因此华国锋同志提出要开
这样一个大会，内容主要是奖励一批科技人员和科技成果，同时制订科技发展长期规划。
要求在全国大造声势，把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由中共中央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而且规模上（5 000 余
人）也是空前的。当时的声势确实很大。各省市都是第一或第二把手抓大会的筹备工作，
会后的传达一直到县级，而且都是几千上万人的大会，有的甚至是几万人的广播大会。
有一件事当时大家没有太注意，即在经华国锋同志签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筹备科学
大会的通知》中，已经提出要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很可
惜，这个思想没有在他的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中重现，而是又恢复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的路线上。
这次大会确实鼓舞人。长期以来，多是科技人员站在批判大会上，而这次他们站到了
领奖台上。但是，如果只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式的场面，而不否定“文革”的极“左”
路线，科技人员势难获得真正的解放。枷锁未除，身份依旧，跪着革命是不行的，跪着搞
“科学的春天”亲历者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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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春天”亲历者访谈
科技又怎么可能？这就必然要提到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大
会上的讲话的重大意义了。
人们印象最深而且极为重要的是小平同志在会上
提出的两个观点：“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两个观点现在可说已是常
识，而在当时却如春雷、如甘霖，许多科技人员为之激
动得泪流满面。因为有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帽
子”，就把过去的许许多多的“紧箍咒”（诸如：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
苗子、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封建主义的“土围子”、
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等）都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知识
分子蒙羞忍辱的日子可望结束了！而科学技术是生产
力，则把那些愚昧无知的种种谬论（诸如：我国的科技
是拾外国人的牙慧，是在外国人的文献缝里找课题；科
研机构是象牙之塔，要拆墙填沟、开门办所；过去的科
技工作是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予以
彻底否定。
知识分子政策和理论与实际的关系，这对科技工作
一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1956 年，张劲夫同志初到中科
院工作时，曾向周恩来总理请示机宜，总理告以必须重
视这两个问题。果然，此后 20 多年中在这两个问题上折
腾来折腾去，而在这过程中许多人碰得头破血流。
其实，这两个观点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曾被提出，
尔后几经反复，直到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才又重见天
日，可谓路漫漫兮。而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观点，
1956 年周恩来同志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
报告中就已明确提出了。当时，周恩来同志说：知识分
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
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①但随之而来的反右
斗争，以及对当时形势的判断，否定了这个估计。1962
年广州会议，以及接着在二届三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周
恩来同志又提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属于劳动人
民知识分子”，陈毅同志还提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
冕”②。但又再次被否定了。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马克思早就有过
表述。20 世纪 50 年代，据说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后
来毛泽东同志表示不记得说过此话，此事可存疑）。但
是，60 年代后半期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社
教”“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运动，把政治思想革命提
到第一位，大肆批判“唯生产力论”，“四人帮”更是
把科学技术的作用贬低到了荒谬的程度，甚至对科技也
要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使科学家们欢欣鼓舞。著名物理
冶金学家、1955 年被选聘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的李薰同志认为，小平同志在科学大会上的讲话说出了
自己多年来想说而不敢说也说不清楚的话。李薰同志
说：“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影响是深远的。‘四
人帮’鼓吹科学技术是上层建筑，就是为了制造思想混
乱，迫害知识分子，破坏工农与知识分子的联盟。肯定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事科学技术的同志当然是劳动
者，这是消除‘四人帮’制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对立，
加强劳动人民团结的有力思想武器。”著名神经生理学
家、原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 年被选聘为中科院学部委
员（院士）的冯德培同志说：“明确了科学技术是生产
力，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两位
先生的话，在当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2 “要鼓实劲，要切实解决问题”
当然，这两个观点要真正被大家接受并非易事。在
全国科学大会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是“脑体倒挂”“搞
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一提改善知识分子待遇有人
就说工人会有意见。针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批判甚至斗
争的运动是没有了，初春天气后的“夏季的形势”当已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162 页。② 参阅薄一波所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34 节。
院刊 425
喜迎新时代 祝愿春常在
不可能再现了，但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敲敲打
打”还时有发生。“中关村一条街”一度被人讥为“骗
子一条街”“投机倒把一条街”。对于科学工作，虽然
“三脱离”的大棒已经入库，但以为生产服务之名要对
暂无实效的科研机构“断奶断粮”，把其中的科技人员
“赶下去”。对转让成果取得的收入，曾被一些人说成
是经济犯罪。对科学技术虽在口头上已被赋以崇高的地
位，但即使在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后，研究发展经费
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仍逐年下降。（近年来
我们可以引以为傲的是研发经费占 GDP 的比例已居世界
前列，但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例几十年未变，
仍在 5% 左右低水平运行。）
这里，又应当提到邓小平同志所作的努力。若没有
大会前后小平同志亲自抓的一件件实事，采取的一系列
具体举措，那么全国科学大会固然也开的热气腾腾、振
奋人心，却未必能很快地出现全国范围的新局面。
全国科学大会前后，国家百废待兴，实际困难着实
不小。正如有些科技人员所说：现在有干头，有奔头，
但闭眼一想问题成堆——工资问题、职称问题、夫妻两
地分居问题、子女入学问题、学术资料问题、国际交
流问题……这时，小平同志主动提出当科学技术工作的
“后勤部长”，并且一再告诫大家：“解放思想必须真
心解决问题”，“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
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
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要调动科学和教
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光空讲不行，还要给他们创造条
件，切切实实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正如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所说，“现在，
摆在我们各级党组织面前的事情，就是要鼓实劲，要
切实解决问题，要踏踏实实工作。一句话，就是落到实
处”。他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比如，关于科技人员的
工资问题，中科院一家确实解决不了，小平同志于是提
出可以给补贴，并亲自批准中科院实行科研津贴制度。
关于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一时不能都解决，他提出可
先解决重点，并一次批给中科院 400 个进京户口。关于
房子困难，他在听汇报时指示拿出 2 000 万元，尽快建造
一批房屋，解决科研人员住房的严重困难。后来，小平
同志又多次对中科院的基建问题给予支持。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在北京玉泉路的房子被其他部门占用了，他又批
示有关部门从速处理。为改变高校的招生制度，他亲自
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多方面听取意见，
果断支持正确意见，决定恢复中断了10 年的高考制度。
会后，他还很快找教育部门领导谈话，做思想工作，从
而大大加快了招生制度的改革进程和具体落实。对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率先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学制改为
五年、招收研究生，以及中科院派人出国进修等，小平
同志都给予了支持和鼓励。小平同志还提出，一定要办
好学术刊物，“要解决一下科研、教育方面的出版印刷
问题，把它列入国家计划”，并指出“纸张困难，是因
为有些不必要印的东西印的太多”。他还果断地决定建
设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以及有远见地批示实施“863”
计划……
嗣后，中央历届领导循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
确路线，贯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全面进行科
技体制的改革；提出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知识
创新工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
世界科技强国等一系列战略方针和具体措施。现在我国
已在科技经费、人才、论文、专利等方面居世界前列，
在若干重要科技领域包括高新技术领域已占重要一席，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实现科技强国之梦可期。
3 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
全国科学大会，特别是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为科技
界破除了长期以来“左”的路线的禁锢，使科技人员从
思想上获得解放。思想的解放必然激发科技人员发展科
技的热情，要求政策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因此，中科
院得以试行了一系列放活研究机构和放活科技人员的改
革新举措。如经费制度实行两部制；实行所长负责制，
426 2018 年 . 第 33 卷 . 第 4 期
“科学的春天”亲历者访谈
扩大研究所的自主权；课题组人员自由组合；率先与
美、欧、日建立科技合作关系，向国外派遣“文革”后
首批留学生；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试行博士后制度；
提出技术成果的有偿转让；建立面向全国的中国科学院
科学基金；实行“开放、联合、流动”为特点的开放实
验室制度；鼓励科技人员创办公司；以及后来为建设国
家创新系统而提出知识创新工程的试点方案等。这些措
施在全国都带有首创意义。
当然，如果没有全国的改革形势和国家科技体制改
革的决策，中科院的科技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推进。
科学发展无止境，改革无竟期。思想和观念需要不
断提高和更新。今天，已不能只看到科技是生产力，而
且要看到它是重要的精神力、思想力，是社会经济进步
的强大推动力。无视或忽视这种力量，将成为新时代的
落伍者；妨碍这种力量的陈规陋习终将被变革。科技人
员也不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掌握先进生产力
和先进文化的一部分。对科技人员已不能只限于提高社
会地位，提高生活待遇，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等方面，
而是更要重视和发挥他们的独立精神、批判精神、创新
精神、自由思想，改革一切障碍。
今天，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正向着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迈进。恰逢
“科学的春天”40 周年，我们把一些事情重新提起，无
非是为了珍惜这份宝贵的历史经验，珍惜这来之不易的
新时代。我们为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所起的重大历史作
用而纪念它，更为科学大会开创的科技事业发展新时期
而欢呼它。我们要学习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
中体现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更要发扬在
这个路线下不断前进和发展的精神，继续清除“文革”
和极“左”路线的影响，与时俱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更大的胜利。
罗 伟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原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原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
究所所长、研究员。负责起草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方毅同志的讲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