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刻本《释氏源流应化事迹·义净译经》《释氏源流应化事迹》为明代内府刻印的版画，以精雕细刻著称。该书从 100 多种

佛教经籍中，摘选了佛教的400则传记故事，图文对照，每事一图，为研究中国版画、考定佛画源流的重要文献。

刘永忠

“义净是中国佛教史和翻译史上开辟一个新纪元的高僧，是中印文化的传播者，是中印人民友谊的象征，是中国人民的脊梁”（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赵朴初曾作词《鹧鸪天》赞云：“又现长空万里身。看教日月作双轮。一池春水观南海，万顷清荷赏白云。寄归传，念艰辛。今朝弹指几由旬。大鹏金翅当青鸟，片纸椰香傥足珍。”

义净从7岁开始，先后师从善遇和慧智学习，他们都是著名佛教大师佛图澄弟子竺僧朗的法嗣。义净师承佛门高僧，有深厚的自身修养与文化素质。唐贞观二十年（646年），义净把精力集中于佛教经典的修习，在佛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年始一十有七，思游五印之都。”（《义净遗书》）永徽六年（655年）于齐州（今山东济南）神通寺受具足戒。此后义净前往佛教中心洛阳学修《集论》《摄论》，佛学造诣又有提高。但当时佛教各派观点歧异，典籍的记载与解释亦互不统一，义净在学习中产生各种疑问。于是他又来到长安，学习《俱舍》《唯识》等经，学习无著、世亲系的法相唯识学。但胸中疑问不减。为祛蔽解疑，更为解决东土大唐僧众持律不严的问题，要亲睹西方印度寺院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戒律，义净决心赴印度取经求法。

咸亨二年（671年），义净从广州遂乘波斯商船航行。过诃陵（今爪哇岛），到达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该国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道，而且是一个佛教国家。义净往返都行经此地，并在此写成著名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结成了室利佛逝国和中国关系上最殊胜的法缘。1918年，法国学者根据义净著作及唐代史书的记载，发现了长期以来被人遗忘然而又是南海地区举足轻重的室利佛逝帝国，填补了东南亚古代史上的一个断层。

此后，义净经羯荼国（今属马来西亚半岛吉打州）、裸人国（今印度尼科巴群岛），向西北航行半个月后到达耽摩立底（今印度加尔各答）。此为东天竺的南界，义净居住一年

有余，从僧人大乘灯学习梵语及巴利文，讨教《声论》，并开始翻译龙树所著的《龙树菩萨劝诫王颂》。其后，他们一同前往中印，瞻礼各处圣迹，往来各地参学，上耆山（灵鹫山），过后往大觉寺，遍礼鸡足（尊足山）、鹿野苑、树给孤独园等圣迹，北行至毗舍离国（今印度比沙尔），再西北行至拘彝那竭城，又西南行到波罗奈城（今印度贝拿勒斯）东北的鹿苑鸡岭。

那烂陀寺是古印度佛教中心，也是很多中国古代僧侣矢志西行的最终目的地。这里不仅有印度著名佛教学者修持讲学，更有不远万里自中国、朝鲜、日本等国而来的僧人。义净在此留学11年，遍访明师，探究大小乘的奥义，在印度25年，游历三十余国。义净在印度曾经受教于宝师子等著名佛教学者，系统研习瑜伽、中观、因明和俱舍等学，并和道琳屡入坛场并进行佛教经典的翻译，同时考察印度佛教教规和社会风土人情。最后求得当时流行的“梵本经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垂拱元年（685年），义净乘船东归，到达室利佛逝国，在此撰写《求法高僧传》，以独特的编排手法与结构，真实清晰地反映了盛唐初期西域求法僧的情况，为研究初唐的中印关系、中印佛教历史、中印之间的交通，以及南海方面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撰写的《南海寄归传》则详细介绍了印度佛教状况、戒律仪轨、寺院生活，特别结合戒律的实施情形强调了律法的重要。由于这两部著作均为作者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史料价值非常高，成为后人研究中印关系史、中西交通史、印度史、南洋史、宗教史和文化史的宝贵典籍，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曾被译成法文、英文、日文等文字出版。

义净于证圣元年（695 年）回国，此时他已经 61岁。五月，义净从广州北上朝见归抵洛阳，武则天对义净的归来十分重视，亲自到洛阳上东门外迎接，义净奉诏住洛阳佛授记寺。义净先与于阗实叉难陀等翻译《华严经》。由于译文典雅，译出后即取代东晋佛陀跋陀罗译本，成为华严宗的依止

流通典籍。义净亲开译场翻译的经典以律藏为主，致力于把印度的戒律介绍到中国。所译的《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在中国佛教占有重要地位。当时在译场担任证梵、证译的有国内外的高僧。众多学问僧，以及太学、大夫官员组成的翻译团队保证了译籍的高质量。义净在翻译过程中认真严谨，述及印度传统语法节点，开中国历史首度介绍波你尼语法体系的先河，所注疏的著作也是当时最流行的。他坚持直译，在原文下加注说明，订正译音译义，介绍产物制度；在语译方面，区分俗语雅语，又常在音译汉字下标出四声和反切，以求得准确的发音，因此，在总体上继承了玄奘的翻译特点，同时也有自己的新创之处，为佛教中国化进程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义净不仅倾心于翻译和撰述，对梵汉翻译理论也有所研究。他将“印度拼音法”首次

传到我国，编有中国第一部具有字典性质的《梵语千字文》，包含995个常用的梵字。义净吸取了印度的医学知识，翻译《佛说疗痔病经》等反映印度医学思想的经文，这在中印两国医学交流史上有深远意义。

为了传播有部戒律，长安四年（704年），义净不顾70岁高龄，到嵩山少林寺参加重结戒坛的典礼，此为中国僧尼受具足戒三师七证的开端；并撰写了《少林寺戒坛铭并序》，为的是使中土僧团“受戒忏仪，共遵其处”，进而达到“羯磨法在，圣教不沦”。唐玄宗先天二年（713 年）正月十七日，义净在长安圆寂，享年79岁，法腊59年。朝廷追封他为

“鸿胪寺卿”，并为之建舍利塔；唐中宗为纪念义净的译经功德，亲撰《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为了表彰义净翻译《金光明最胜王经》等功绩，乾元元年（758 年），以塔为中心建立金光明寺。

义净：文化传播的推动者

镇国寺位于山西省平遥县城东北12千米的郝洞村。始建于五代北汉天会七年（963年）。现存寺内的建筑大多为明代重建，只有万佛殿及其内塑像仍为五代遗物。

镇国寺建筑不同于其他木构建筑的是，全寺没有一颗钉子，所有结构都是木头与木头相互卯榫而成，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一大瑰宝。

万佛殿是全寺的主殿，因为殿内墙壁上布满了彩绘的佛像壁画，所以名为“万佛殿”。万佛殿建于北汉天会七年（963 年），其建筑时间仅次于五台山南禅寺大殿、佛光寺东大殿，是全国名列前茅的重要古建筑，是我国现存唯一的五代时期木结构建筑，被称为

“千年瑰宝”。大殿屋顶庞大，出檐深远，给人

以雄伟壮观、气势非凡的艺术美感，显示了我国古代建筑科学的非凡技艺，成为了我国建筑史上的不朽杰作。殿内佛坛宽大，上面有佛、弟子、菩萨、童子等彩塑共 11尊，主像为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这些塑像均为五代作品，是除敦煌莫高窟外，内地五代彩塑像保存至今的孤品。这些彩塑面容丰满，保持着唐代遗韵。此外，在地藏殿、三佛殿内，有明代彩色泥塑像。三佛殿内还有描绘释迦牟尼生平故事的壁画。这些都是我国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综合）

三晋宝刹平遥镇国寺

全寺没有一颗钉子

吴晓铃

面具，一种给人神秘之感的面部遮盖物。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保存着一张国内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黄金面具，它就是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大国宝之一的大金面具。

在金沙遗址博物馆展厅，大金面具散发着璀璨夺目的光彩。其精致的做工、面带的神秘微笑，不由让人好奇：在 3000多年以前，这张黄金面具在古蜀人的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出土一处遗址大小两张金面具

2001年 2月，在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太阳神鸟金箔以及一个小巧玲珑的金面具等文物陆续出土。这枚金面具，则以圆脸圆颐，双眼、大嘴镂空，鼻梁高直的神秘色彩，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关注：小小的金片竟能雕琢成如此写实的人面像，精致的做工让人惊叹。

时隔 6年，距离这张小金面具不远处的一个圆坑里，再度出土了一张形体更大的面具：宽19.5厘米，高11厘米，厚0.04厘米，重 46克，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同时期形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金面具。它的造型与小金面具有所不同：面部呈方形，额齐平，长刀形眉凸起，大立眼，三角形鼻高挺，有两个鼻孔，阔嘴，长方形耳朵，耳垂处各有一圆孔，下颌齐平，内折，显得十分威严。这

件黄金面具的出土，让现场所有考古人员再度沸腾，因为这件金面具，差一点就与考古人员失之交臂。

原来，金沙遗址在2001年出土大量文物以后，博物馆的建设立刻启动。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方透露，2005年，太阳神鸟金箔被评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2006年，中央电视台为配合中国第一个文化遗

产日做直播，地点选择在文化遗产标志的诞生地和出土地金沙。在直播的 4个小时中，考古人员在8号祭祀坑挖了一个小坑，面积不到 3平方米，当时就出土了很多精美文物。不过直播时间一结束，现场虽然没有发掘完，考古人员还是把泥土回填了。在后来的空调布管中，管线涉及到 8号祭祀坑，考古人员只有再度启动发掘。没想到，

就在距离直播发掘处只有 3厘米的地方，大金面具出现了。

时至今日，还能在视频中看到面具出土时精彩而振奋的瞬间：工作人员小心翼翼把一坨露出金光的泥巴取出，轻轻剥去泥土，轻轻洗掉金器上的泥沙：有眼睛、有鼻子，又是一张金面具！

用途古蜀王或巫师通神娱神的工具

这样一张用黄金做成的面具，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

王方说，大小金面具出土的地方位于金沙遗址祭祀区内，这里是古蜀王国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约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650年）一处专用的滨河祭祀场所，面积约15000平方米。在这一区域内，目前已发现60多处与祭祀相关的遗迹，出土了6000余件制作精巧的金、玉、铜、石器等，以及数以吨计的象牙、数千枚野猪獠牙、鹿角和陶器，这些珍贵的器物都是古蜀先民用来奉献给神灵的神圣祭品。

其中，在大金面具出土的圆坑内，还发现了许多红色泥土，这是因为土里掺杂了大量朱砂。远古时期，人们认为器物和人一样是有生命的，朱砂就是这些器物在奉献给神灵之后所流的血液。因此，金面具很可能是古蜀国举行神秘宗教祭祀活动时所使用。

王方说，面具在古蜀人的精神世界里，不仅是一种通神的工具，更是一种娱神的法器，以极其珍贵的黄金面具覆盖于青铜人头像上，不仅显示了其崇高的地位，更是为了让神灵欢娱，以此得到神灵的庇护。

不过，这样一个有资格戴上面具和神沟通的人，显然不可能是普通人。王方认为，“他不是王就是巫师。我们通过对三星堆和金沙的社会形态进行分析，古蜀国当

时应该还是神权占主导的政治结构，政教合一。当时的蜀王可能同时就是大巫师，他掌握着古蜀的命脉，还具有与天地沟通的法力。

谜团为何金面具大小迥异

如果说大金面具是某位古蜀王或巫师通神的工具，那么此前出土的小金面具，为何大小却完全无法覆盖人的面部？

金沙遗址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朱章义认为，器物大小的差异，可能反映了一种时代的风格。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的两个祭祀坑中，出土了 6件金面具和 24件铜人面具，从造型风格上看，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金面具与之极为相似，都显得棱角分明，带有一定夸张意味，这说明金沙与三星堆遗址有着紧密的承袭关系，金沙大金面具与三星堆金面具的制作时代应较为接近。

然而，金沙小金面具线条圆润，脸部丰满，造型与大金面具迥然不同，且具有较强的写实风格。金沙遗址曾出土的一件青铜小立人像，人像高仅14.6厘米，小金面具的面部形态尤其是眼睛形状与之尤为相像。此外，金沙遗址出土的其他许多青铜器、玉器等造型也都十分小巧精致。

这些器物大小的差异，说明金沙小金面具等器物的制作年代与大金面具相比相对较晚，当时的人们在对器物的大小、造型及审美的观念上已发生了一些改变：三星堆时期造型夸张、体型巨大的器物逐渐被金沙时期的小巧精致所取代，细腻写实的风格成为时代的主流，因此才有了今天所看到的两件造型各异、大小不同的金面具。

它们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古蜀先民独特的崇尚心理和精神世界。

揭开大金面具的神秘面纱系国内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体量最大的黄金面具

4 责任编辑/ 胡娇邮箱/ 546047817@qq.com美编/ 李云辉 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