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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6日 星期二12 副刊·读吧

遇见《诗经》之二

我 读 经 典

饱览诗书事竟成（陈学文）

文化名家谈读书

袁枚说：“书非借不能读也。”读书要读借来的书。在我看来，袁枚这条读书方法不但有道理，而且操作起来也很容易。

我是这样操作的：在本城阅读偏好相近的哥们儿当中，挑出四五个人，组建一个小小的微信群。群友们各买各的书，完了把书单分享到群里。你看到我书单里有你想看的书，就开口借；我看到你书单里有我想看的书，也开口借。总而言之，大家互相借书看，

并且定下还书期限，每本书一般不能超过一个月，必须归还。

互 相 借 书 有 两 大 好处：第一，书是借来的，读得更快，也更仔细；第二，

借书和还书都要当面交接，又给哥们儿之间创造了交流和喝酒的机会。

需要注意的是，借书群一定要小，一定要私密，否则群里会跳出一些跟读书无关的信息，会有人拉票，会有人卖面膜，会有人分享鸡汤文章，老闹心了。

●杂说书籍03

借书群李开周

无论今古，任何一个学者想要有所成就，都离不开典籍的积累。在古代，珍贵图书主要存于私人典藏。宋代文学家朱弁《曲洧旧闻》记载北宋时宋敏求藏书的故事。

宋敏求，字次道，北宋赵州平棘（今河北赵县）人，举进士，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其父宋绶官至兵部尚书，参知政事。宋敏求承续父业，校书之精，远超乃父。他说：“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校雠书籍随时都有所得，可见其读书之癖。时人都认为他校雠过的书籍最完善。

值得称道的是，敏求为人慷慨大气，有借书者无不应，形成原始形态的

“公共图书馆”。这在书源贫瘠的宋朝，是极难能可贵的。他住在东京春明坊时，许多读书人为借书方便，都在春明坊附近租房，导致此处租金比别的地方高了一倍有余。

朱弁在其另一部著作《风月堂诗话》中还记录一则轶事。王安石在馆阁时，租房与宋敏求宅相邻。王安石借阅唐人诗集，有会于心者必手抄录之，时间久了就把所有的诗集都抄录殆尽。有人就取其抄本刊刻于世，谓之《百家诗选》。此事细节尚待考证，不过从中可见宋氏藏书之价值。

需求决定市场价值。对学习资源的争取，古今同理。君不见，家长为了给学龄童争取优质学区而不惜负债累累购买高价房，这与宋时同理。只是如今人们对各大图书馆的关注度远不如娱乐明星，却又是咄咄怪事了。

读书涨房价施永庆

《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

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

钟鼓乐之。

渚清，沙白，鸟飞回。微风轻拂河边密密的芦苇，层层涟

漪涌着草木的倩影幻化为水墨的笔韵，款款地荡向远方。飞渡沙洲的雎鸠，相

亲相近，引颈和鸣。或许前世有约，注定今生

相遇。谁曾想，只是一眼，却让我衣带渐宽，肝肠寸断。

那天的你，青衣素衫，臂挽竹篮，像小精灵一般在低低矮矮的荇菜间左右采摘。你自顾将鲜嫩的荇菜撷采盈筐，而不知不远处的我早已心驰神往。

爱情的来临往往让人猝不及防，夜深人静，我矗立窗前，你娇弱的身影在脑际萦绕，任凭草虫如何嘈嘈杂杂，依然难以阻隔这悠悠绵绵的思恋。在无尽的黑夜中，我曾设想了多种向你求爱的方式，但是到第二天，看到你采荇的优美姿态却无法兑现昨夜的勇气，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晚上辗转反侧，白天踟蹰彷徨。爱而不得却难以割舍。君子淑女本为天造地设，而为何我却在自己编织的情网中独自相思，无法自拔。

相思之苦仿佛不解渴的盐水，越喝越渴，越渴越想喝。哪怕煎熬得形销骨立，我

也无法阻止自己去河边看你采荇。看是一种享受，想却是一种折磨。

梦是现实欲求无法实现的精神幻想。曾在梦里，你头顶红巾，温婉可人，我身跨白马，器宇轩昂。你是月中仙，我为云中客，在琴瑟合奏，钟鼓交乐中，颤巍巍的花轿把你抬进了我挂满红帐的家门。红烛映红装，青庐染清辉……我愿意在梦中竭尽所想将我的爱情装点得热闹吉祥，然后就这样沉沉地酣睡在醉人的梦乡。我又何尝不知琴、瑟、钟、鼓乃天子诸侯盛礼之器，我等乡野小民岂敢肆意享用？可是，为了爱得恣意汪洋，我岂能顾及礼仪规制？

人说，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梦中的欢愉无法释怀相思的苦涩。乐而不淫，爱情方显弥久珍贵。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蒋应红

一个作家不读书，肯定是不行的。一个优秀的作家，也一定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那么，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人的鲁迅有多少藏书呢？鲁迅都看过哪些书呢？

资料显示，不算八道湾没有拿回的书，鲁迅后来的藏书被完整保存下来的有14000 多册，其中涉及文学、金石学、考古学、科学史、文字学、哲学、美学、民俗学、心理学、历史学。除中文外，藏书中还有日文164种，德文和英文 151种，俄文 86种。从藏书的数量和种类的丰富度来说，当下中国的作家，应该没几人能够与鲁迅媲美，这也就是所谓当代文学中的那些经典之作，读起来远远没有鲁迅的著作更有味道、更有深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鲁迅的藏书之丰富，可以看出他之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底。例如他的学术著作

《中国小说史略》和用古奥的文言翻译的《域外小说集》，那里面的古文学术含量，连蔡元培、郭沫若、胡适、郑振铎、徐梵澄等都赞叹不已。蔡元培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鲁迅翻译的这本小说集，“只要看书名‘域外’写作

‘或外’，就可知”鲁迅“那时候对于小学的热心了”。蔡元培还说过这样的话：“他的文字，是不能多一个字少一个字的。”郑振铎也讲过，他收到鲁迅寄赠的半部明代版本的《西湖二集》，“为之狂喜”不已。因为他知道这个版本非常珍贵，极难见到。徐梵澄说，鲁迅的文章“读之从来不会使人生厌。——这渊源，说者多以为出自唐宋八大家和桐城等派，因为先生是深于古文的。这，很有可能。但更可能的，仍是出自治古学或汉学的传统。治古学，如编目录、作校刊、加案语、为注解等，皆须简单明白，有其体例之范限，用不着多言。此在用文言与白话皆同，文章技巧，已操持到异常熟练了，有感触便如弹丸脱手，下笔即成。即可谓此体出于治学”。

再来看文学创作。比如，鲁迅的《呐喊》小说集中多篇关于乡村人物的形态，其手法就取自古小说和杂记；《故事新编》中，就有明显的六朝的味道；众多反传统的杂文，无论思想立意还是表达方式，都深受阮籍、嵇康的影响。这是学者们公认的。具体到文本上，《狂人日记》中所写的“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

吃”，就确有出处。查《本草纲目》可知，那里面曾提到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中以人肉医治痨病的记载。同时，鲁迅在《病后杂谈》中提到张献忠在四川疯狂杀人，并交代这些史料取自《蜀碧》，而且他那时就注意到游民对社会的破坏力量，是很可怕的，所以在《阿 Q 正传》和多篇杂文中对阿 Q等庸众给予严厉批判。现在已经有学者考证，鲁迅《小杂感》中的句子：“革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与《淮南鸿烈集解》中的句子“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无者，有未始有有无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极其神似。

鲁迅的传统文化功底，其实早在 1907年前后写作的几篇文言文就可以看出，那里面充斥着大量章太炎式的晦涩文言，如果不是有点古文功底，怕是难以读懂领会。再一个能彰显鲁迅功底的是，20世纪20年代他积极提倡白话文时，遇到反对白话文的章士钊。作为文化复古主义者的章士钊，接连写文章反对白话，却在一篇文章中将“二桃杀三士”的“士”解读成读书人。熟读古代经典的鲁迅当然知道这个典故出自《晏子春秋》，“三士”不是什么三个读书人，而是齐景公门下的三名勇士：田开疆、公孙接和古冶子。接下来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章士钊栽了一个大颜面，而鲁迅、胡适等人从此就更加雄赳赳了。

鲁迅丰富渊博的传统文化功底，在写作中一般都不是那么招摇，他不掉书袋，也不列书单，但是如果同样具有传统文化功底的人细心阅读，其实会慢慢品味出鲁迅之于传统文化的功夫，一种暗暗的功夫。这种功夫，不是买几本古典文献、上几天文学培训班就能获得了，不说从小就有童子功吧，起码得用心读书十几载。当下很多作家，虽然每年都热热闹闹地出版作品、赢得流量和争相获奖，其实那不过是一时的虚荣和自娱自乐，真想写出能够进入文学史的经典作品，还是要老老实实读书，待修炼到一定程度，那时下笔或许能成正果。

从藏书看鲁迅的暗功夫于浩淼

题目中的“文协”即“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其前身是有过八年多历史的

“文抗”，全称就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不少当事人亲眼目睹过，当“文抗”决定改名，只把重庆张家花园“文抗”旧址大门口上的牌匾中“抗敌”两字锯掉，再把两截木板拼合为一条，就成了新的机构“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的招牌了。从 1945年 10月 16日重庆《新民报》发表的《“全国文协”易名》一文中得知，改名的事是两天前的下午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冯玉祥和邵力子等二十多人所开的“理监事联席会”决定的。次年 6月，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从重庆移往上海时，“文协重庆分会”随即自然诞生，此前因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会就在重庆，没有必要再弄一个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重庆分会的日常工作，由 43 岁的沈启予主持。

沈 起 予 开 手工作，就发现这种没有较长筹备过程的快速成立的组织，无疑“不健康”，主要是前程难卜。总会撤离时留下了办公房屋，利用此条件，由“始终在旁帮助”的何其芳创办了《萌芽》，但出到第四期就

“出不下去了”，因为每期“一摆到店头”就被人“前来囊括而去”而导致书店老板

“赔本不堪”，于是“也只好自动停刊”。自办刊物因为内容被政府有关部门收缴，“只好转到报纸上去求发展”，在重庆报章开办了《文艺》半月刊、《虹》和《水星》周刊，不久只剩《文艺》半月刊“尚在继续”。因为文化中心的移往上海和北平、南京，导致重庆“每月都有人走”，甚至有被捕的，文协重庆分会的“会内事务几乎完全停顿起来”。

更有“经费”的吃紧也是大问题。总会留下五十万“宝贵的基金”，沈起予“决

定了不动用这老本，只用利息，但已感到这稀微的利息不足以维持一个会址的必要开支”，便设法创收，组织了一次演出，“但算账下来，虽然赚了七十万却花掉总会的五十万”！跟着要对付的，“一面物价的不断地暴涨，使会址的水电、房租等都不能按期照付，甚至邮票，信纸等也成了问题”，更别说去印刷会员们的作品了。总之，这

“‘财’的缺乏”，也就“大大地妨碍着”文艺运动上的发展。

毕竟是有追求的作家，沈起予们“在沉默中以埋头写作或作有意义的文献的翻译来抵抗了”不少“勾当”，如对“黄色小报”和“反动报纸的副刊”用

“甘言魅语”所进行的约稿的拒绝。到1949 年春，“文协重庆分会”只剩下三四个人了，不久政府有关部门“取完全断绝交通的方法，将重庆的百万市民禁锢了两天 两 夜 ，将 沙 坪坝、小龙坎的学校

区的市民与学生包围了四五天之久，这以后，重庆分会就完全进入了冬眠状态”。

以上的内容，引自 1949 年 6 月 2日在北平出版的《文艺报》第五期刊登的沈启予《重庆文协分会文艺活动概况》一文。这份只出了 13 期的《文艺报》，是这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编印的，5月4日创刊，出到 7 月 28 日停刊。后来公开出版的《文艺报》，与这内印周刊是两码事。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最缺乏的是当年历史实况很难让后学者完全知道，上面引述的沈启予的“现场书写”，整体呈现了不足三年的“文协重庆分会”的真貌。

沈起予笔下的“文协重庆分会”

——旧日书刊之八十五

龚明德

读者（听众）参与文艺作品创作，在古代说唱文学盛行之时，所在多多。一部 戏 本 ，在 各 地 演出，词语，情节，甚至人物，生出许多变化，便是证据。原因，想来不外乎根据当地风俗民情，演出者对戏本加以调整；或者在演出过程中，观众吆喝呼喊，表达对故事或人物的态度……情节就这么演变起来。同名戏本，各地大同小异，这大约是基本缘由。

著名作品由此逐渐形成，《水浒传》可称显例。宋江一干人在《宋史》记述中，不过零散数百字而已，但威名远播，成了民间演义的好材料。到宋末，《宋江三十六人赞》出现，已成故事雏形。《宣和遗事》一书，故事丰富，名讳姓氏变改，和今天《水浒传》靠近。到了元代，“梁山泊好汉”故事写成剧本，传布甚广，李逵、武

松、燕青等多人的故事情节渐渐丰富起来；尤其李逵，此时已有多个剧本以他为主角，且尽称“黑

旋风”。后来《水浒传》中，这几位人物鲜活生动。这正是在流布过程中，相关艺人和受众相互启发，不断创造的结果。

所以，《水浒传》成了人们爱读的名著，作者固然功勋卓著，但“《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到明朝中叶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胡适语）集合民众心理倾向，道义判断，人生智慧的民间演义，其实是基础。说唱文艺时期，许多作品皆如此。阅读它，正可从中窥测一时期民族的心理，道义感的变迁等诸多课题。当然，一般读者，先不必存有这样的念头，留给学者们去探究吧。

功绩非一人独得杨建民

海外“诗魔”洛夫去年三月仙逝。我与先生相识于 2002 年夏，那日我趁赴温哥华开会之际，去他住所“雪楼”拜访——我是“加中笔会”负责人，我希望洛夫先生能当加拿大中国笔会的顾问。

初次见面，就感到他的亲切与热情。他高大硬朗，根本不像七十多岁的样子。他说话带着湖南和闽南口音，声音低沉，颇具磁性。那次见面，他爽快地同意出任顾问，并答应邀老友痖弦一起担任。这令我喜出望外。他还当场提笔签名，赠送我三千行长诗《漂木》专著。

从此，我与洛夫先生成了忘年交。我在加拿大东部，而他在西部，电话架虹桥，两点一线牵。我们时常交流文坛信息，有时通话长达一个小时。2003年底，我参与主编《西方月亮——加拿大华人作家短篇小说精选集》和《叛逆玫瑰——加拿大华人作家中篇小说精选集》两部书，马上想起请洛夫题写书名，因为他飘散而灵动的书法作品也相当有名。电话打过去，他又爽快地答应了。没几天，就收到他寄来的墨宝。

几日后，台北的出版社总编辑突然来函，建议请大师级人物写个序言。我与另一主编吴华博士商量后，决定向洛夫“求救”。他在台湾文坛的知名度自然不在话下，他自从移民温哥华后对本地华人创作倍加关注，已成为加拿大华人文学界的精神领袖之一。如果能请他写序，是再恰当不过了。

我拨通了先生的电话，他考虑几分钟后终于答应了，我放下了心头大石。但他说他有个条件——我以为是润笔费，马上请他开价，并说只要我们力所能及一定照付。他笑呵呵地说：“你误会

了，我为推广文学做义工，分文不收，只需几本样书留存即可。”我真是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时无地可容！原

来，他年老眼花看电脑太累，希望我将两部书稿打印后寄给他，他趁回中国内地开会之际阅读，我立即答应次日快递给他。瞬间，我感激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如今，收红包写评论，已不鲜见。写序要看全文的人实在少得可怜。由此，我钦佩他高尚的风骨和献身文学事业的精神，诚如胡适所言：“金钱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撑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学识，便是很富有的人了。”

两个月后，我收到了先生手写的好几页文稿纸，推荐的序足足写了 3500字。从字里行间看得出来，他阅读了所有24篇小说，总共超过15万字。他对后辈无私的关怀和提携，可见一斑。文中对“多伦多小说家群”作了充分肯定：“他们可能是海外华人继七十年代旅美作家白先勇、於梨华等以后最具实力的作家，他们的小说也最能‘原汁原味’地反映加拿大的移民生活，表现了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而且可读性甚高，就小说的表现手法和语言层面而言，这些作品都已达到相当的成熟和高度。”

我最后一次见到洛夫先生是在2016年11月，赴北京出席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7 日上午在开幕式上，他做了主题发言，由于那天他是“明星”，找他合影的人太多，我只匆匆与他握手寒暄。他看上去满面红光、精神矍铄。

至今，先生那天的肺腑之言仍记忆犹新：“我在哪里，中华文化就在哪里。”此话掷地有声，在大厅内久久回荡，那又是一种多么奇伟的风骨啊！

“诗魔”洛夫孙 博

民间说，一个人最幸福的是：家里没人在牢房，没人在病房，不欠他人债。可见不欠债，已与自由和健康相提并论。作为一个搞文字工作的读书人，若欠下“文字债”，又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南宋豪放派诗人刘克庄在《壬戌首春十

九日锁宿玉堂四绝》中曰：“秀师罪我当犁舌，贺母嗔儿欲吐心。老去未偿文字债，始知前世业缘深。”清代诗人袁枚在《随

园诗话》卷五亦云：“镇日丹铅笑未遑，书生习气总荒唐。文魔字债轮番应，客到时闲客去忙。”文字债的烦恼，俨然成了诗意的忧伤。

古人的“文字债”周稀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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