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尽头》 [美]弗诺·文奇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2019-7
“这是我们的图书馆！”“打倒图书馆升级项目！”“我们要真正的书！”2025年的这一晚，呐喊声响彻圣地亚哥的夜空，盖泽尔图书馆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围绕着是否要粉碎全部书籍，实现完全的数字化，建立单一的数据库，人类与超级智能、机器人与虚拟斯酷奇魔兽，一团混战。
《鹅笼记》杨典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8
本书古史传奇与意识流叙事并存，既讲述了开明兽、折枝人、宗子国、尺八腿刘叉、太平天国秘史等传奇色彩浓厚的古典故事，也有酋长与文学史、占婆人与刹帝利、捕鲸与鹿子肉这样带有异域色彩的故事，还有一部分无法归类，似乎脱胎于作者的生活经历，记述了他自身“隐秘的体验、含蓄的绝望、不敢或无须告人的恶与寂寞”。
《生死秦始皇》辛德勇中华书局 2019-7
作者从解析《赵正书》的形制入手，通过对读《史记》与《赵正书》，一方面论证了《史记》等传世文献的信实性，另一方面则揭示了《赵正书》作为小说的性质，进而重新定义了汉代及其以前的
“小说家”。本书展现了以“焚书坑儒”而留下千古骂名的秦始皇，其重视儒生与儒学的一个侧面……
《观看的技艺》[奥地利]里尔克商务印书馆 2019-7
里尔克看到塞尚的画作大为震动，之后的着魔与入迷，以及他的震撼与心得，诗与思的狂喜，俱化入一封封书信里。海德格尔见到后，大为赞叹，并多方推动，终于1952年得以出版。这些书信，其实是大诗人与大画家的心印。这些书信萃取出了绘画的真正本质及塞尚的伟大，唯有经一个等量级的大诗人方道得尽。
编辑：顾遐 美编：刘玉容 校对：季秋刚 组版：陆永健
2019年8月18日 星期日A3 阅读
泼溅的水珠《寂静的孩子》袁凌中信出版社 2019-6
儿童的生命本应该是奔流的瀑布，自由而快乐，但这些孩子的声音却受制于阶级、地缘、身份的壁垒而无法被传达。本书打破壁垒，克服距离，在我们的世界里，他们的声音不应如此安静。
几年前，我在浙江衢州一间出租民房里，见到了一位刚步入青春期的少年。和通常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同，他异常安静。
安静一部分来自身体的重量。由于激素治疗导致的浮肿，他的体型看上去像是被充了过多的气，每一寸骨骼都感到内在的压力。另一部分出自性命的前景。再生障碍性贫血治疗的艰难，和家境的支绌，已经让父母心生退意，而孩子在内心感到了这种放弃。
在最喧闹的年龄，他失去了声音，像一条忽然安静下来的瀑布。除非走近，无人能够听到。
在家乡，一间瘫痪矿工躺卧的土房，除了手中长年不撂的十字绣，墙上另有一幅画，在他勾勒的一株植物旁边，有小侄女添上的一颗心。这颗墨水画的心似乎留着湿润，滋润了枯瘠的画面，和床头漫长的岁月。父亲长年外出打工，母亲出走，叔侄相依为命。
后来，矿工的事迹被报道，小侄女去参加了一期芒果台的“变形计”节目，和一个小男孩互换，到大城市一个富裕家庭生活了一周。回来之后，她心理严重受创，
很久恢复不过来。当我再在那间土屋里见到她，活泼的她变得沉静，清澈的眼神里增添了一分不安。而交换到山沟生活一周的富家小男孩，也多次心理崩溃。物质的丰俭悬殊之外，一条山沟里贫乏的世事，和外界的纷繁有余，往往无法相互理解。
新疆帕米尔高原北麓，帕尔哈提要和父亲走八个小时山路，攀越陡峭的高山去放牧羊群；北京五环外的温榆河畔，翟龙萍和母亲在遍地落叶之中抢摘最后一季青菜，栖身的窝棚在疏解整治潮流中被拆除，在一张塑料布下过夜。回到山东老家后，她面临失学。
我忘不了这些男孩和女孩。在我们的世界里，他们的生命不应如此寂静。或者由于地理的遥远，无从听到，或者就在我们身边，却受制于阶层和身份，被看不见的玻璃墙消音。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都是一条奔腾的瀑布。我们需要打破障壁，克服距离，走近倾听他们，传达生命喧腾的声息，和无处不在的湿润。这样也就是倾听我们自己。
2015-2017年，我和摄影师赵俊霞搭档，着手每次为期半月的探访，在乡村儿童联合公益旗下的免费午餐、大病医保、暖流计划等组织支持下，走访了内蒙古、新
疆、贵州、四川、广西等十余个偏远省份的近百位受救助孩子。每到一处和孩子家庭共同生活作息数天，切身感受他们的生存条件、日常劳作和心灵状态，倾听孩子们的声音，传达一份可靠的生活和人性记录。其中一些家庭我们曾经多次走访，一些孩子和我们保持了长期的联系。
以后两年中，我又通过其他渠道，包括借助真爱阳光、大爱清尘等组织的帮助，接触到随打工的父母迁居到城市的流动儿童、城市中产家庭的儿童、集中供养的儿童，以及其他情形的城乡儿童，涉及北京、上海、吉林、江苏、
陕西、河南等十来个省市，探访持续至今。
这些孩子们当中有外界耳熟却不得其详的留守、失学儿童，也有单亲、孤儿、大病、移民和随迁儿童，有各个民族，也有不同的信仰，甚至国籍。在或丰足或贫瘠的地表上，在草原、山地、沙漠、平原、海岸或城市郊区地带上，在社会的纷繁变动中，在往往有所短缺的物质条件下，他们不乏艰辛地成长着，各有一份生命的悲喜和期待。
在草堆或者木板代替的床铺上，在漏洒带着烟尘雨点的屋顶下，在一失足就性命不保的悬崖羊道上，在难以下咽的连皮粗粮里，在贫穷、脏污和疾病一起熠熠发光的院落中，或者是在物质有余却心灵匮乏的家庭里，我在走访的艰辛之余，领会到了孩子们生存的质地，和他们如何挣扎着摆脱地面，在阳光下开出灿烂花朵的勇气。
他们并不遥远，就在我们之中。一旦我们打开眼睛和耳朵，会发现世界不再寂静，布满了条条奔腾的瀑布，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滴泼溅的水珠。
贾谊可谓少年得志，十八岁时，就以博闻强识，能文善诗闻名于河南郡。郡守吴公求贤若渴，便将贾谊招致门下。在贾谊辅佐下，河南郡的治理，成绩显著，时评天下第一。
孝文帝“初立”，正是用人之际，听说吴公治郡有方，百姓安乐，便征召吴公到朝廷担任廷尉。吴公去职赴京，向文帝举荐了贾谊，言其年少，却“颇通诸子百家之书”。于是，文帝下诏，任命贾谊为博士。
博士，是主管朝廷文献、档案的文官，以备皇帝就治理国家等问题的咨询，虽说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力，却能凭自己的观点影响皇帝的决策，不可小觑。想想，二十出头的贾谊，不说乳臭未干，恐怕稚气还未全脱，却能堂而皇之于庙堂之上计议国事，可谓平步青云。更难能可贵的是，每每皇帝诏令博士商议政事，诸多老先生常常张口结舌，词不达意；贾谊却对答如流，海阔天空。而贾谊所言又恰是老先生们心中想说却没能说出的话，一年之内，贾谊就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
文帝之所以看重贾谊，自然缘于贾谊的满腹经纶，还缘于贾谊的年轻，这对同样年轻的文帝来说至关重要，他要引一泓清流，挽一股清风于暮气沉沉的朝廷。
贾谊迎合了文帝的需求，意气风发，先是提出“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等等变法建议；后又劝谏文帝责令“列侯就国”，以免重蹈前人尾大不掉之覆辙。23岁时，贾谊写成《论积贮疏》，主张重农抑商，安百姓治天下。同年《过秦论》问世，这为鲁迅先生称之“沾灌后人，其泽甚远”的鸿篇巨帙，全面分析了始皇之过，胡亥之失以及子婴之亡，借
民间谚语“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告诫，从而将儒家“仁以爱民，礼以尊君”的治国理念由幕后推向了前台。
一石激浪，这正是文帝希望之所在。为了更加充分发挥贾谊这枚“石子”的作用，文帝甚至还想将贾谊提拔及“公卿之位”。文帝为高祖庶子，他的上位，得力于老臣陈平、周勃、灌婴等的大力相助，是他们合谋共诛了诸吕，推立了文帝，这就形成了当时君弱臣强的格局。文帝试图打破这种格局，就得有人为他冲锋陷阵。
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文帝打算重用贾谊的提议，遭受到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的合力反对：
“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区区十六字，却极具杀伤力：年少，自然资历不够；初学，当然经验不足；一心想着专权，何等可恶；诸多的国事会让这个洛阳小儿搞砸。周勃、灌婴，都是追随高祖的武将，对书生一向不屑，怎能容忍与信口雌黄的小儿同列？加之“列侯就国”的始作俑者也是这小儿，让各诸侯回归自己的封地，远离权力的中心，听凭小儿发号施令，是可忍孰不可忍。
文帝不得不顾及这些权重势大的老臣们的想法，老臣们能迎他即位，也能让他退位。小不忍则乱大谋，文帝权衡轻重，便开始疏远贾谊，不再采纳他的建议。贾谊的建议不乏真知灼见，可与文帝所想也多有相悖之处。吕祸之后，人心厌乱，当务之急，是安
抚民心。而安抚民心的最好办法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汉文虽极赏贾谊，然其时，内则功臣元老，外则诸王长亲，尚非汉廷大有为之时”，钱穆《国史大纲》中的评述，一语中的。
就此，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汉应劭《风俗通义》中记载：“贾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数廷讥之，由是疏远，迁为长沙太傅。”邓通是文帝宠幸的臣子，文帝曾赐予邓通蜀郡严道的铜山，并恩准他自铸钱币，一时，“邓氏钱”遍布四海，足见文帝对邓氏的厚爱。可仔细查阅《史记》里的相关篇什，却未见贾谊与邓通同列的蛛丝马迹，猜想可能是演义，是臆想，是小说家之言。
贾谊从人生的巅峰一下子跌入了谷底，内心的苦楚自然无以言状。去长沙途中，船行湘水，贾谊想起一百多年前自沉汨罗的屈原，被放逐的“意不自得”油然而生，便挥毫写赋凭吊屈原，吊屈原又何尝不是哀自己？“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黑白混淆，贤愚颠倒；“阘茸尊贤兮，谗谀得意”，小人当道，谗臣得志。面对混沌污浊、无是无非的社会，贾谊想到的是“自珍”“自藏”，以为屈原的不幸就在于“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未能“自引而远去”。于是幻想顿生：天下九州都会有施展抱负的地方，又何必仅仅怀恋一个都城？凤凰飞于千仞之上，看见道德生辉之处而落，遇到无德险象便振羽而翔。
可幻想与实际总有太大的距离，长沙地势低洼，气候潮湿，贾
谊常恐年命不永，更是落落寡欢。在他任太傅的第三年，忽然一只猫头鹰飞进居所。“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的不祥之兆深深刺激了他。为了宽慰自己，贾谊写下了《鵩鸟赋》。文章行云流水，借鵩鸟示意：吉与凶、祸与福，乃至兴与衰都是相互转化的。既然
“天不可与虑，道不可与谋”，人无力把控命运，不如干脆顺应变化，恬然自若：“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淡乎若深泉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故作的旷达，刻求的超然，隐现的恰是贾谊怀才不遇的愤懑，身心疲惫的忧伤，前程未卜的怅惘。就连司马迁也说：“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而自失矣。”
其实，贾谊的内心是有所期待的，他无法忘情于世，也不甘置身物外。就在他困顿于长沙的第四年，终于等到了文帝的“征见”。猜想，当时的贾谊一定豪情万丈，大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之畅快，“仰天大笑出门去”之惬意。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文帝是在“宣室”，皇家斋戒之地召见了他；是因文帝“惑鬼神事”，才想起向他询问“鬼神之本”。晚唐李商隐曾以诗反讽：“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谊心系的是苍生，文帝关心的却是鬼神，风马牛不相及，不啻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
贾谊的才学，无与伦比，即使是鬼神本源之事，他也如数家珍。“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文帝由衷赞赏，可这
样的赞赏，也只是滞留在赞赏的层面。文帝没有把贾谊留在身边，而是让他去当了梁怀王的太傅。京师还是京师，可文帝已不再是文帝了。
尽管不无失落，但贾谊的心里还是多了几分慰藉：梁怀王是文帝钟爱有加的小儿子，当上他的老师，就与文帝近了许多，也就有了一显身手的机会。于是，他奋笔疾书，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治安策》。“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文章开篇提纲挈领，然后就诸多的社会危机、种种矛盾，极具针对性提出应对策略和补救措施。文章高屋建瓴，直言诚意，笔力苍劲，气势磅礴，极少阿谀中和之语、虚论高议之调，最为充分体现出西汉士子忧国之忧、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精神风貌。
贾谊屡屡上疏，陈说政事，虽有振聋发聩之辩，石破天惊之论，可文帝的反应却无动于衷：或束之高阁，或置若罔闻。
天有不测风云，梁怀王竟因坠马而死，贾谊十分自责，从此郁郁寡欢，一年之后便在抑郁中追随梁怀王而去，终年 33岁。“贾生才调世绝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悲伤付一生”，才俊如此陨落，就连毛泽东也为之扼腕而叹惜。
其实，梁怀王不死，贾谊也难以寿长。贾谊为人不察言、不观色，不迎合、不圆通，不群不党、率直认真，他不是“达人”“至人”“真人”“德人”，尽管这些人在他的笔下熠熠生辉，他只是“天真”，可细想，又怎一个“天真”了得？
“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宋人苏轼的评议，值得咀嚼。
贾谊：赍志而殁万古悲 ——《史记》人物之七
□陶晓跃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英]尤金·罗根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7
本书从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征服开始，到欧洲帝国主义时代、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竞争，再到现在的美国霸权时代，生动描绘了五百年来阿拉伯人身份的演变过程和争取国家主权、实现民族复兴的曲折历程，探究了当今阿拉伯世界诸多困境的历史成因。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包括语言文字）几乎没有出现特别重大的断裂，这一点与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如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颇为不同 )，尤其是秦始皇所推行的“书同文”政策，仅从文化保存的角度看，可谓厥功甚伟。据唐德刚教授的研究，我国以文言文为载体所保存的 19世纪以前人类社会的文明，超过了世界上其他所有文字所保存的总和。
可近百余年来，中国面临着所谓“两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士人与传统文化结构之间那种天然的契合关系已不复存在。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文化激进主义者惮于传统文化的过于强大，竭力主张向西方文化认同，“新学”日益成为学术文化主流。在这种
“大变局”的影响下，就连作文、讲话，也一律改用白话，散文、小说、戏剧、诗歌、官方典册公文、礼仪文书甚至书信，也统统成为被白话所占据的领地。
白话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无疑是新文化运动健将们革命的成果；对于文言文，他们曾以最决绝的姿态、最激愤的情绪予以否定。如鲁迅就曾慨言道：“我总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吴稚晖受时风影响，竟公然声称要把线装书扔进茅坑几十年。至于陈独秀，面对林纾、严复等人的极力挑战——严复在《与熊纯如书》中声称：白话与文言“优者自存，
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更是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以一种斩钉截铁的姿态，对文言文大施挞伐。在先贤们看来，文言文作为一种渗透了封建毒素的表意工具，要打倒就必须彻底打倒，“必不容反对者以讨论之余地”（陈独秀语）。
先贤们对文言文的大力批判，所必然导致的一个显性效果便是使文化下移：人们不必再去苦学那套“平仄对仗”的律诗法式与“隶事运典”的四六之文，也同样能成为作家、诗人；但坏处是使中国语言的精致与典雅逐渐丧失，从而走向粗俗、浅直与草率。钱锺书曾在《管锥编》中指出骈体文有两大患：“一者隶事，古事代今事，教星替月；二者骈语，两语当一语，叠屋堆床……然而不可因噎废食，止儿啼而土塞其口也。隶事运典，实即‘婉曲语’之一种，吾国作者于兹擅胜，规模宏远，花样繁多。骈文之外，诗词亦尚。用意无他，曰不‘直说破’，俾耐寻味而已。”钱先生毕竟是淹博贯通的大学者，他所总结的“不直
说破，耐寻味”，正是文言文的最大优长；对此，就连那些极力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化健将们也无法否认。他们作为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化”之人，自幼便深受“根文化”的濡染，且都是作旧诗、作古文的卓然老手。尽管他们在理智上认为“旧的皮囊盛不下新东西”，纷纷用白话作诗撰文，却又邃于旧学，深谙文言“不直说破，耐寻味”之妙，遂不约而同地在“白话诗”中袭用古典诗词的句法与意境，而成为一种“洗刷过的旧诗”。当年反白话诗最有力的胡先骕尝谓：“诗家必不能尽用白话，征诸中外皆然”（《中国文学改良论》），不料此论竟在白话诗人中得到响应，如俞平伯就断言：“（白话）不是作诗的绝对适宜的工具”（《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得》），闻一多开始倡导新诗“节的匀称与句的匀齐”，徐志摩则公然“承认我们 是 ‘ 旧 派 ’ ”（ 《诗 刊 放假》）。到后来，鲁迅、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人，则干脆中辍了新诗创作而“勒马回缰作旧诗”——这充分表明“白话”并不会像“天生石猴”似的凭空产生，毫无“来处”，它与“文言”之间不
可能截然地一刀两断。一向博雅好古的章太炎，在
纵论“白话究能离去文言否”这一问题时，曾如是评断道：“以此知白话意义不全，有时仍不得不用文言也”；“白话中藏古语甚多，如小学不通，白话如何能好？”（《白话与文言之关系》）章氏此语在当时就招致鲁迅、陈望道等人的批评，但作为古文大师，章太炎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味反对白话，尽管他本人最为自负的还是
“文实闳雅”的《訄书》，但也不避白话。当他接到胡适的赠书后，当即以白话回复这位白话的积极倡导者：“适之你看：接到中国哲学史大纲，尽有见解。但诸子学术，本不容易了然，总要看他宗旨所在，才得不错。如但看一句两句好处，这都是断章取义的所为，不尽关系他的本意。仍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见“胡适存件”574 号，标点为引者所加。）即此可见章太炎的史家胸襟以及相当开放的文体观念；当然，其中也曲透出章氏对“白话文”的某种调侃。在章氏看来，“工拙者系乎才调，雅俗者存乎轨则”（《文学论略》），骈散文白各有定位，他之所以主张“有时仍不得不用文言”以
及用白话者要通“小学”，其着眼点还是强调文人的知识积累与文化素养。再如，当年施蛰存与鲁迅曾就“读《文选》”问题打过笔仗，施先生曾以鲁迅本人的文章为例借以说明如无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这样好”（《〈庄子〉与〈文选〉》），此言极是。事实上，鲁迅后期的文章大多以白话出之，但里面却透发出浓厚的文言气息，这足以表明丰厚的旧学根柢，已深深根植于鲁迅的整个生命中。至于他为好友的父亲撰写碑文则依旧是地道的碑版体式饶有金石气韵。
由于历史语境的悬隔，当今学人且不说在“旧学”上无法追攀前贤，恐怕连前贤们对文化的那份敬畏、对生命的那种淡定都没有了。随着资讯的发达，当今学人在资料检索、使用的便捷方面，已经远远超过前辈。但从学术的角度看，像陈寅恪那种“吾侪所学关天意”的崇高理念早已成为明日黄花，代之而来的是学人们的焦躁和浮夸，尤其是人文学科，那种集团化、职业化、沙龙化与功利化的积弊已日益严重；至于其学养功夫，则不禁令人咋舌。我曾看到多种大部头著作，作者们似乎都很善于利用媒体，在出版前已先造足了势；为了显示“学养”，又往往要在卷首来上一首“七律”；可不看便罢，一看真是大大败坏了阅读正文的胃口——他们尚未弄清“七律”之“律”为何物，便“大胆落笔”，写起“七律”来了，也未免太昧于“善藏其拙，巧乃益露”之理；连教授、学者尚且如此自襮其短，夫复何言！
“白话究能离去文言否”《藏在名画里的古文》薛晓源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9-8
此书展示古典绘画与古典文学、哲学的内在的亲缘关系，将抽象的思想观念与海内外各大博物馆中以中国传世古文为创作题材（含题跋、题诗等）的古画联璧，从美术、文学、哲学的三重角度重新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