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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农业大学学报 JournalofYun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2012,6(3):17-21 http://xbynaueducnISSN1004-390X;CN53-1044/S E-mail:sk@ynaueducn
收稿日期:2011-11-10 修回日期:2012-01-07 网络出版时间:2012-05-17 17:50 作者简介:王飞 (1984-),男,安徽无为县人,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与政策研究。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31044S20120517175020120317_031html
DOI:103969/jissn1004-390X(s)201203004
近十年中国农民理性问题研究综述
王 飞,任兆昌(云南农业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云南 昆明 650201)
摘要:农民是否具有理性?农民的行为选择是什么理性?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争论。本文分学科地将国内学者
最近十年来,对中国农民理性问题的研究进行了简要综述。农民理性是人类理性发展、成熟和完善的过程。
关键词:农民理性;研究综述;农民问题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0X(2012)03-0017-05
ReviewofChinesePeasantRationalityinRecentDecade
WANGFei,RENZhaochang(Division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Theory,Yun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Kunming650201,China)
Abstract:Arepeasantsrational?Whatsrationalityoftheirbehaviorchoices?Always,thisisahotlydebatedtopicinpeasantstudies.ThearticlebrieflyrevieweddomesticresearchersissuesaboutChinesepeasantrationalityinrecentdecade.Peasantsrationalityisahumansrationalityprocessofdevelopment,maturity,improvement.Keywords:peasantrationality;review;peasantproblem
理性 (rationality)一词来自古希腊的逻各斯,具有规律、思想的含义。从哲学的层次看,
理性是人类在劳动实践中产生的,有别于其他动
物的认知和思维能力,是作为主体性的人的内在
属性。理性的作用在于识别、判断和协调、控制
影响人类行为决定的诸因素。
现阶段,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
就是 “三农”问题,其中农民问题又是其核心。
只有农民富裕了国家才能强盛。正确地认识农
民是研究一切农民问题的逻辑起点。那如何认
识农民,简而言之,就是对农民理性的认识。
农民是否理性,问题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
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农工 “劳
动价格的增加有时却会带来劳动供给的减少”
的描述,从而引发了 “农民理性”的争论。本
文对最近十年来国内研究农民理性问题进行简
要综述。
一、农民的理性
长期以来,农民被认为是缺乏理性的,农民
是愚昧、保守、落后的代名词。甚至有人把 “三
农”问题归结于农民的 “非理性”,可事实并非
如此。无论是开改革开放之先河的农村 “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加速工业化进程的 “乡镇企
业”都从事实上证明了农民不乏理性。
随着最近十年来,农村社会变迁和农民流动
的急剧变化,国内学者用实证研究、推理演绎等
方法从理论上肯定了农民理性的存在。农民传统
行为是基于生存境况所做的选择,常常是谋生的
最合理方式。农民在生存困境的长久煎熬中世代
积累传承下来使其家系宗祧绵延不绝的岂止是理
性,那应该称为生存的 “智慧”[1];农民是理性
的,他们能够在非常狭小和极其严酷的环境下做
出最优选择[2];农民外出就业是理性行动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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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3];农民工是理性的,他们具有理性选择的能
力[4];中国农民与其他人一样是理性的,都是在
特定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都是农民在市场不
完全条件下的理性行为[5];中国农民是理性的,
他们能够根据所掌握的环境信息来选择一个最优
解[6];农民作为主体,必然有其理性[7]。
由于对农民理性的探讨是从农民的经济行为
开始的,所以从专家学者对农民理性的研究来看,
主要是在两个方面来讨论:一个是经济学意义上
的理性;另一个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理性。
二、经济学上的理性:
从 “经济人”到 “有限理性”
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即表现为 “经济理
性”,其根源于古典经济学的 “理性经济人”
假设。
在亚当·斯密看来,人是完全理性的 “经济
人”,人的行为动机是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目
标,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可以看
出,“经济理性”暗含了追求 “利益最大化”和
追求 “代价最小化”,既然这样,那就意味着追
求 “利益最大化”或者 “代价最小化”都是经济
理性的表现。
余恩海采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传统和现
实的中国农民,用历史和事实论证中国农民的理
性[8]。罗必良从农民投诉镇政府强制租地行为和
对执行农民计划生育政策难的分析,说明了农民
是具有经济理性的;农民所谓的 “多子多福”,
正是其经济理性的透射[9]。提出要尊重农民的经
济理性。中国农民的 “非理性行为”恰恰是中国
农民在其特殊的制度约束 “农地制度和户籍制
度”下,根据其成本———收益结构所做出的理性
选择,是 “很会盘算的”理性经济人[10]。还有
研究者依照 “托达罗模型”用成本收益分析农村
劳动力转移,认为农村劳动力是理性经济人,他
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农民的迁移决策的依
据是迁移的成本和收益[11]。
有研究者以农民经济理性为依据,用定量分
析方法研究小城镇发展与其为农民提供非农就业
的关系,提出小城镇的存在与发展取决于它能为
农民提供多少非农就业机会以及农民对就业后净
收人的理性预期:当城市就业机会和预期净收入
大于小城镇时,农民总是选择进城而不是
进镇[12]。
由于 “经济人”是基于信息和竞争充分的假
设,可现实却有很多限制,不可能实现 “利益最
大化”,因此,林毅夫提出了经济理性是 “效用
最大化”。
农业生产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农民对安全的
评价远高于利润的增加,表现出 “风险规避”[5],
往往为了安全而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利润 (如采用
保守的生产技术,实行过度的多元化经营等),
农民选择边际效用很高的安全而放弃的边际效用
相对低的 “利润”,恰恰说明农民在追求效用最
大化,是理性经济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
农民行为的理性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
新制度主义学派对完全理性的最大化假设进
行了批判,道格拉斯·诺思认为人的理性受到环
境和认识能力的限制。因此,人的行为不可能是
完全理性的。西蒙认为,人们在行为决策中并非
追求的是 “最大”或者 “最优”的目标,而是选
择 “满意”的目标,因此,人的行为是有限理性
的选择。从 “有限理性”的视角来看,农地流转
过程中看似非理性的农户行为选择,其实是在特
定条件下的 “满意最大化”,是在制度、习惯等
外部条件制约下的 “有限理性”;他们考虑的大
多是农地流转对于自己生产、生活产生的影响,
也就是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那部分价值,他们
的行为选择是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所做出的最满
意选择[13]。
除了对土地流转中农民 “非理性”行为的解
释外,有研究者还用有限理性经济人解释农民的
经营规模,认为产权缺失和使用权的不稳定是农
户经营的土地面积下降,经营规模总体上趋于缩
小的主要原因[14]。
农民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生存境遇
和制度性安排。有人从制度经济学来分析市场与
农民经济理性的关系,得出在利润最大化导向的
前提下,农民经济理性行为受到经济管制、农地
产权、交易制度、交易费用的制约。经济理性是
市场本身的产物,市场发育程度越高,农民经济
理性行为表现得越强烈;国家对市场管制的程度
越低,农民的经济理性行为表现得越敏感[15]。
三、社会学上的理性:
从 “理性人”到 “生态理性”
与经济学 “理性”的基本假设 “经济人”相
81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 第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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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社会学中的 “理性”是基于 “理性人”的
假设,但与 “经济人”所不同的是,它强调是人
在行动中的目的性和意图。这种 “理性人”假设
暗含这种前提: “对于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
会产生不同的效益,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就是为
了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16]这里的 “效益”是
已经突破了狭义的经济领域中的 “效益”,要从
广义上去理解,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和感情等多方面的效益。因此,其价值取向也
是更具多元化。这也是社会学上的理性与经济学
中理性的最大区别之处。
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源于经济学的理性思
想,并且对经济学理性假设作了三个方面的修正:
“一是改变传统的完全理性的假设,承认有限理
性的存在;二是否定所有人类行为都是理性行为
的极端观点,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
三是关注制度与文化等因素对个人偏好和目的性
行动的影响作用”[4]。由此可见,社会学中的
“理性选择”在承认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前提下,
肯定人的非理性一面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对行为的
影响。在此基础上,文军提出了 “社会理性”:
“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寻求满足,寻求一
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动程序,而不是 “经
济理性”中寻求利益的最优”[3]。由于理性的有
限性,再加上信息和条件的不完备,以及受环境
和个人因素等影响,人们往往不可能实现 “最
优”,因此,满意准则和合理化就成了行动者在
具体的理性选择过程中的行动基础。
邓大才认为 “判断小农动机与行为要因
‘户’、因 ‘地’、因 ‘时’、因 ‘需求层次’、
‘发展阶段’确定。”[17]进而文军把当代农民外出
就业的理性行为分为三个层次:生存理性、经济
理性和社会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只有在满
足了最低层次的生存理性后才能产生。并且认为
“中国农民外出就业的行为一般遵循着这样一种
逻辑顺序:生存理性选择→经济理性选择→社会理性选择,”[3]这种理性选择层次的提升说明了农
民主体意识的增强。
依据文军对农民外出就业的分析,王正中进
一步提出从 “民工潮”到 “民工荒”,“反映了当
代中国农民从生存理性到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
跃迁”;认为 “‘民工潮’:生存理性的驱使和经
济理性的萌芽; ‘民工荒’是对经济理性和社会
理性的追求”[18]。
与文军不同的是,何海涛、许涛认为 “经济
理性即利益最大化是生存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的
过渡层次,只有经济利益最大化不能使人们满足
时,才会要求更高层次的满足即社会理性”[4]。
又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 “自我实现需要”满足的更高层次的理性
——— “生态理性选择”[19]的设想,完善农民理性。
四、其他学科对农民理性的探讨
国内的专家学者除了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上探
讨了农民理性问题外,还从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
角度进行了研究。
政治学中的农民理性即表现于农民的政治参
与。胡荣通过对我国农民参与村委会选举的调查
研究,依据理性选择制度学派的基本观点,把与
村委会选举直接相关的村民、村干部以及乡镇干
部都看做是理性的。总结出 “一方面,相关行动
者总是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行动策略,另一方面,
原有的制度和正在实施的选举制度又对他们的选
择产生影响,把行动者的选择限定在一定范围内。
正是这三方行动者的相互作用无意或有意地促成
了村委会选举制度的实施”[20]。有人从对村民自
治的参与冷漠得出:农民政治参与的冷漠是缘于
其 “政治人”角色的残缺,更是对 “经济人”理
性的回归,是面对巨大的生活压力和并不完善的
政治制度、参与机制时的一种理性选择[21]。 “农
民政治认同的产生和变化在本质上是农民与政治
权力之间持续进行社会交换的过程,这一过程受
到了乡村的社会结构、政治权力结构、政治文化
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从根本上受农民生
存理性的支配”[22]。
鉴于农民维权方式中沟通理性的欠缺,有人
从法学角度,提出 “沟通理性应成为农民理性维
权的建构基点”[23],认为构建沟通理性不仅有助
于农民权益的理智维护而且利于和谐社会的稳定。
五、解决农民问题须适应农民理性
既然认识到农民是有理性的,他们的理性是
其既有条件下的产物,那么解决农民的问题就须
站在他们的视角内重新认识问题。
罗必良首先提出要尊重农民理性,向农民学
习。因为 “农民能够在非常狭小和极其严酷的环
91第3期 王 飞,等:近十年中国农民理性问题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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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做出最优选择,而且还承担多重角色、面临
多重风险,却生存得越来越好,就证明他们有着
非凡的选择能力”[24]。因此,要学习他们勤劳、
忠厚、老实、精明、自律。
徐勇教授把农民作为 “中国奇迹”的创造主
体,从具有 “勤劳、勤俭、算计、互惠、人情、
好学、求稳、忍耐”特质的农民理性出发,提出
“理性扩张”,指出 “农民理性的优质因素与现代
工商业社会的优质因素的有机结合,会释放出传
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商业社会都未有的巨大能量,
产生 ‘叠加优势’。农民理性正是在这一起承转
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得以扩张,由生存理性扩展为
发展理性,从而成就了 ‘中国奇迹’。”[7]他还指
出,农民理性与工商业社会的劣质要素结合也会
可能产生 “叠加劣势”。当农民进入工商业社会
以后,随着农民转变为市民,农民理性也将逐步
演变为市民理性。
贺雪峰教授通过调查发现,由于现代性的进
入,农村社会正在快速理性化,主要表现在人际
关系、人生态度、人生目标和权威变化等方面。
他把进入农村的现代性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经济
增长和温饱问题的解决;二是现代国家权力向农
村的渗透;三是电视和社会流动带来的农民观念
变化;现代性的 “农民理性化不仅可能造成治理
危机,而且可能导致伦理和价值危机”[25]。
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肯定了人的理性中有
其非理性的一面,农民理性中有其 “非理性”。
农民在受到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和自身素质的制约
下,经济理性产生了异化,出现了农村 “六合
彩”赌博现象。对经济理性的追求是农民参与
“六合彩”赌博的初衷,但由于受到社会制度环
境和自身认知力的制约,在追求经济理性的过程
中发生扭曲,出现变异。从系统论来看, “由于
经济文化条件的演变,农民理性选择的诱因、预
期、行动实力与条件也随之变化,但各方面的变
化不是平衡的,导致理性选择系统内部结构的失
衡,从而带来系统本身的质的变异”,“农民个体
的有限理性选择演变为群体的非理性行为。”[26]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在农民理性 “出轨”情
况下,就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引导。不仅需要社会
真正关心农民,为农民生存和发展营造一个良好
的社会环境,尤其还需要政府通过教育来加强对
农民行为的引导。因为,改造农民最有效的方法
莫若教育[27]。我们在肯定农民理性的前提下,应
当尊重农民的理性选择。政府的政策只有取得理
性农民的合作,以农民乐意接受的方式来引导农
民的行为,而不是决策替代,才能实现预期的
目标。
六、小结
马克思认为, “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
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
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
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
———所制约”[28]。理性是一种行为选择的价值判
断。这种价值判断既受制于判断者本人的认识能
力和价值观,也受制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的大环境。人的主体性地位决定了人的理性的存
在。农民作为主体性的人,是必然具有其理性的。
无论是传统时期农民对生存理性的固守,还是当
代社会农民对经济理性、社会理性的不断追求,
都是人类理性的展现。农民的理性随着社会的进
步是在不断发展的,在这过程中,由于农民自身
的局限性和社会本身的历史性,农民理性容易发
生扭曲和变异。因此,需要在尊重农民理性的基
础上,通过整个社会的理性行为和教育来引导农
民理性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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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上接第16页)
采取了有利于降低村民代表获取信息的成本,以
及随着村庄经济发展,当村民代表深知作为代表
的收益不小于其他机会成本,现阶段的这种理性
无知即可变为 “理性自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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