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嘉月刊》7月下 总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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틫볎퓂뾯□海豚爱上我 □你看你看岁月的脸 □无心之失 □ 凯歌夫人的谋略
采撷全球智慧 提升中国精神2014 年七月刊下 主办:斯眉英语协作翻译群
总第 12 期 http://www.newssg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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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描述数据
《译嘉月刊》,斯眉英语翻译协作群 编,2014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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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与海豚相处的快乐时光 它们也爱上了我
你看你看岁月的脸 时光如梭老之将至
家长无心之失 孩子更在乎成就而非助人
录 巾帼不让须眉 凯哥香槟夫人的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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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豚相处的快乐时光 它们也爱上了我
像大多数孩子一样,玛格丽特·豪·劳瓦特也听着那些动物会说话的故事长大。“有这样一
本书,是妈妈送我的,名叫‘凯莉小姐’,“想起这些,劳瓦特眼里闪烁着光芒,”书里描写
的那只猫不但可以说话,而且可以理解人类的语言。也许真有这种可能,这个想法一直萦绕于
我的心头。”
随着渐渐长大,大多数孩子将动物说话的故事抛之脑后,劳瓦特并没有像他们那样。劳瓦
特 20来岁时来到加勒比海的岛屿圣托马斯生活,那些故事便有了新的意义。1963年圣诞节期
间,她的姐夫谈及海岛东部尽头的一个秘密实验室,说在那里和海豚一起工作。劳瓦特决定,
第二年年初参观一下那所实验室。“我很好奇”,劳瓦特回忆道,“我驱车向那里驶去,沿泥
泞的山坡下行,坡底是悬崖绝壁,悬崖上面有一座高大的白色建筑物。”
在那里,劳瓦特遇到一位头发蓬乱的高个子男士。他身着开襟衬衫,抽着香烟。此人名叫
格雷戈里·贝特森,是 20世纪最伟大的知识份子之一,也是这所实验室的主任。“你为什么来
这里?”他问劳瓦特。
“嗯,我听说这里有海豚,”她回答说,“我想过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做的,或者任何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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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的地方……”贝特森不善于应对擅自上门的访客,但也被劳瓦特的“虚张声势”所打动。
于是,他请劳瓦特看看那些动物,并要求她观察一段时间,将所见记录下来。尽管劳瓦特缺乏
科学培训,但事实证明,她天生就适合观察动物的习性。贝特森告诉劳瓦特,无论何时,只要
她想就可以过去。
“那里有三只海豚,”劳瓦特回忆着,“它们是彼得、帕梅拉以及茜茜。茜茜是最大的一
个。它爱出风头,叫声很大,爱表现自己。帕梅拉则很害羞、很胆怯。彼得是个年轻的‘小伙
子’。渐渐长大以后,它有了性征,还变得有点淘气。”
实验室有个海水池,从上层楼面延伸出来,海豚就生活在里面。海潮从池子的两端涌入,可以
起到清洁池水的作用。这项设施是为了使人类和海豚更近距离接触而设计,它来自美国神经系
统学家约翰·利莱的设想。在这个池子,利莱希望能与这些海豚进行“沟通”,培养它们通过
气孔模仿人类声音的能力。
利莱过去就沉迷于和鲸类动物交流。那始于 1949年。那时利莱住在马萨诸塞州,他在家
附近的海岸亲眼见到一头搁浅的巨头鲸。那头鲸的脑容量大得令这位年轻的医师无法置信。他
开始想象鲸鱼这种生物有多聪明。《鲸之声》的作者、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史教授格拉哈姆·伯
内特解释道:“当时,科学界每个人都在思考脑容量与大脑能力的关系。在那个阶段,你一说
起那种事,研究者们都会这样惊叹‘哇……好大的脑袋……太不可思议了!”
接下来几年,每次一有机会,约翰·
利莱就和第一任妻子玛丽包一艘帆船,到
加勒比海域环游,寻找其他有巨大脑容量
的哺乳动物观察。20世纪 50年代末期的
一次旅行中,利莱偶然在迈阿密发现了“海
洋工作室”——第一个圈养宽吻海豚的地
方。
美国东海岸的渔夫是与海豚直接争夺
鱼类食物的竞争者,时至今日都被认为是
海豚的死敌。“在美国多数的沿海城市,它们被称为‘鲱鱼猪’。”伯内特说。但是在这儿,在
“海洋工作室”,海豚展现了爱玩的天性,还有它们很快学会小把戏的能力,那种可爱的表现
让人很难不爱它们。
在这里,利莱第一次有机会研究活体海豚的大脑,用精巧的探针绘制它们的大脑皮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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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研究猕猴时首次发明的方法。对海豚无法使用镇定剂,因为麻醉会使它们停止呼吸,所
以绘制大脑无论是对这种动物还是对科学家而言都不容易。研究哺乳类动物无法始终顺利结
束。但 1957年的一项研究却没有那么不顺,它从此改变了利莱和玛丽的生活。
如今 97岁高龄的玛丽对那天的事记忆犹新。“那天我来到楼上,听见楼下手术室里约翰
正在和他的助手爱丽丝说话。约翰讲话的时候,海豚就会学着他的音调发出‘喔……喔喔……’的
声音。到了爱丽丝大声应和时,海豚就模仿她的声音。我下楼走进他们做手术的地方,把楼上
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俩。两人感到十分震惊。”
约翰推断,也许这种行为表明,海豚想和周围的人沟通。如果是这样,跨物种间的交流就
存在令人兴奋的新机遇。1961年,约翰·利莱在《人与海豚》一书中发表了他的观点,认为会
说话的海豚渴望与我们交流。这种看法引发了公众的想象,利莱的书因此很畅销。
《人与海豚》令研究者得以玛丽·利莱对海豚模仿人类声音的初步观察出发,甚至开始尝试
教海豚讲英语。他们最终的梦想是联合国设立鲸类研究组织主席。相关组织认为,所有海洋哺
乳动物均能启发世界性课题的研究,并拓
宽人类从科学、历史、经济到时事各方面
的视角。
利莱的观点对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也很
重要,特别是天文学家。“我看了他的书,
印象非常深刻,”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克
说,“这是一本令人激动的书,因为它提
出一些新看法,认为动物和我们人类一样聪明和复杂,但是生活的环境截然不同。”德雷克刚
刚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小镇“绿岸”完成首次用射电望远镜探测外星文明的实验。他很快发现利
莱的研究和自己的有相似之处,“因为我俩(都)想尽可能地了解和其他智慧物种沟通面临的
挑战。”这种兴趣促成利莱获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其他政府机构的财政支持。1963年,
他在加勒比海地区开了一家新的实验室,目的是培养人类与海豚之间更亲密的关系。
几个月以后,1964年初,劳瓦特来到实验室。借助善于感同身受交流的天性,她迅速与
三只海豚建立了感情。由于急切希望实现约翰·利莱建立跨物种沟通桥梁的梦想,劳瓦特投身
到实验室的工作中。她尽可能多地与海豚呆在一起,并日复一日地训练他们模仿人类的声音。
实验室主任格雷戈里·贝特森全神贯注研究动物之间的交流,劳瓦特就独自追寻利莱的梦想,
教海豚说英语。然而,即便是像“海豚之家”这样先进的实验室场馆,依然存在研究障碍。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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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特说:“每天晚上我们都坐进车里,拉下车库的门,开车回家。那时我想着‘这些大脑壳的
家伙可是整晚都在这儿游来游去呢。’这想法顿时让我意识到,每晚大家都离开这里不是正确
的做法。”
劳瓦特想,如果她能全天都和海豚在一起,培养它们模仿人类语言的兴趣,就像妈妈教孩
子学说话一样,那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她说:“也许是因为我家离实验室太近了,住实验室对
我来说是件很简单的事。为什么不干脆这样做呢?于是,我告诉利莱,想把墙都糊上,让四周
都是水。我告诉他,我想住在这里。”
劳瓦特激情四射的想法吸引了利莱。获得利莱同意后,她开始将实验室顶层全部做防水处
理,以便室内的房间和室外的阳台全都包围在几英尺深的水中。这样劳瓦特就能和海豚在实验
室一起舒适地住上三个月了。
劳瓦特选择与年轻的雄性海
豚彼得住在一起。她解释说:“彼
得不像另外两只海豚,它以前没有
接受过任何类似人类声音的训练,
另外两只有过。”劳瓦特试着一周
六天都同彼特单独呆在一起,把屋
子中央的升降台临时当作睡觉的
床,在吊在天花板上的桌子伏案工
作,桌子下面是一片水。第七天,
彼特会回到楼下的海水池,同实验室的其他两只雌性海豚——帕梅拉和茜茜呆在一起。
1965年夏天, 劳瓦特的家庭海豚馆准备就绪。完工后第一晚,她躺在四面环水的床上,
凝听水泵里传来的汩汩流水声,脑子里涌起对这种工作的质疑。 “别人要么在外面吃饭要么
干其它事,而我却在这里。月光照进来,水面波光粼粼,海豚的背鳍清晰可辨。它望着我,眼
睛闪闪发光。我想:‘天啊, 我为什么要呆在这儿?’但是,重新投入工作的时候,我从未
想过要放弃。来这里实验的目的就是要想方设法找出答案:彼得在那里做什么, 我们在一起
又能干什么。那才是全部意义,以前没有人试过了解。”
当时,劳瓦特将实验进展一丝不苟地录到了 0.25英寸的磁带上, 那些录音倾注了洛瓦特
为实验投入的心血。训练课每天两次,她坚持不懈地记录着彼得的进步, 不厌其烦地鼓励它
讲那句问候语“你好,玛格丽特”。“‘M’这个字母很难发音,” 她回忆道,“说的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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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字。你好,‘玛’格丽特。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教他‘M’的发音。最终,他在水里翻起了
跟头,透过水流喷着泡泡发出了那个音。那个‘M’的音他学得异常辛苦。”
不过,对劳瓦特来说,最有成效的研究往往不是这些正规的口语训练,而是通过相处深深
了解彼得为何会这样。“我们看起来无所事事的时候,其实做得最多,”她回忆说,“它对我
的身体结构格外感兴趣。如果我坐在这里将双腿伸进水中,它就会游过来, 一直盯着我腿上
的腘窝看。他想了解这个东西的功能,这深深吸引着我。”
卡尔·萨根是在绿岸工作的一名青年天文学家。他造访了海豚馆,向弗兰克·德雷克汇报实
验的进展。“如果可能,我们认为大家应该跟这些海豚学习 ‘海豚语’,这至关重要,”德
雷克回忆说,“例如,我们提议将同一水池里的两只海豚分开,教其中一只海豚如何觅食,然
后观察它是否告知池中另一同伴使用同样的方法。那才是实验的重点,但利莱似乎从未想过要
这么干。”
相反,他鼓励劳瓦特加紧教彼得英语,但是在授课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海豚会有些性
冲动,”在海豚之家照顾动物健康的兽医安迪·威廉姆森说,“我相信彼得那期间也会有很多
类似的想法。”
“彼得喜欢和我呆在一
起,”劳瓦特解释道,“彼得
会摩擦我的膝盖、脚或手。最
开始,我会将它放至楼下,和
雌海豚一起,”但事实证明,
将彼得带到楼下都会制造混
乱。由此得来的教训就是,面
对着彼得频繁的反抗,看来劳
瓦特用手抚摸它,还更容易舒
缓它的性冲动。
劳瓦特说:“我允许那样。只要彼得不粗鲁,我就不会觉得不舒服。这也成了实验的一部
分,就像一种瘙痒,别在意它,挠一挠,才能继续进行。而且,那就是实验所展示的。实验没
有隐私,人人都能观看到。”
对于劳瓦特而言,这是相当可贵的事,实验怀着尊重进行。“彼得知道,它在哪我就在哪,”
她继续说,“于我而言,这并不是性。或许只是有些感性。在我看来,那样做让我们关系更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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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并不是因为性行为,而是因为没觉得很有必要非打消性冲动不可。事实上,那才是全部。
我就是那样才开始了解彼得,那种冲动也是属于彼得的一部分。”
人与海豚都是无辜的。可是,劳瓦特抚慰彼得性冲
动的故事登上了上世纪 70年代末一期《好色客》杂志。
因为这本成人杂志的报道,劳瓦特的行为最终掩盖了整
个实验的光彩。“我从未听过《好色客》杂志,”劳瓦
特说,“我想,那时岛上只有两家卖杂志的商店。我走
进一家浏览,却发现这个写有我和彼得名字的故事,这
只是一个引线。”
劳瓦特把她能找到的所有相关杂志都买下来,但故
事已经散播出去,并且当天网上还不断传播。“是有那
么一点不舒服,”她承认,“在某些地方,我读到一种
说法,说世界上最糟糕的实验就是我和彼得。好吧,我
不在意,但这并不是实验的重点,也不是实验结果。所以我可以直接忽视它。”
另一件事开始干扰研究。从 20世纪 60年代初开始,利莱就一直在研究摇头丸对改变人
类思维有多大影响。在一次好莱坞的宴会上,海豚电影《飞宝》的制片人伊凡·特尔斯的妻子
带利莱头一次见识了摇头丸。利莱当时的朋友瑞克·欧贝瑞说:“约翰和特尔斯是很好的朋友。”
欧贝瑞也为致力于制止全球屠杀和利用海豚的组织“海豚工程”工作。他回忆说:“伊凡赞助了
圣托马斯岛上的一些工作。我目睹利莱从穿白大褂的科学家变成地地道道的嬉皮士。”
演员杰夫·布里吉斯通过父亲劳埃德介绍,认识了利莱。在布里吉斯看来,利莱亲自用摇
头丸做实验也是性格使然。“说到底,约翰·利莱是个探险家。他会探索大脑、思维以及那些
令我们意识膨胀的毒品,”布里吉斯追忆道,“做那类探索的人没有多少拥有他那种专业知识
和科研背景。”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只有极少数像利莱这样的神经系统学家得到美国政府研究摇头丸的许
可。他们坚信,这种毒品有疗效,可用于治疗心理疾病。这种研究的部分工作就是把摇头丸注
入动物体内。从 1964 年起,利莱就开始在海豚身上用摇头丸。他很好奇这东西会对海豚产生
什么影响。
令利莱苦恼的是,摇头丸没起什么作用。劳瓦特回忆说,利莱大费周折,想让海豚对摇头
丸有点反应,但看上去摇头丸就是没有任何影响。“不同的物种对各种药物反应不一,”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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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威廉姆森解释道,“专用于马的镇静剂用到狗的身上会成为兴奋剂。不夸张地说,鼓捣
药物是很有门道的。”
劳瓦特回忆道,自己不赞成给海豚注射摇头丸,坚决反对给彼得服用,利莱却同意这么做,
但这是他的实验室,海豚又是他养的。当时她只是一个 20 多岁的年轻女孩,她觉得无能为力,
没法制止利莱给另外两只海豚用摇头丸。
利莱的摇头丸试验不曾间断。劳瓦特和彼得的发音练习也在进行,他们之间的关系日益亲
密。“我们之间从被迫在一起逐渐变为享受在一起、想要在一起,它不在的时候,我会想念它,”
她说道,“我和彼得亲密无间,我已经不愿叫它海豚了。”
到 1966 年秋天,利莱对海豚说话的实验兴趣锐减。“当时这个实验对他的吸引力不及摇
头丸大。最终,吸引力大的占了上风。”劳瓦特回忆道。她还记得,在彼得的实验取得进展时,
利莱是什么态度。
利莱对海豚的实验漫不经心。这最终导致他失败,实验室主任格雷戈里·贝特森因此离职,
项目也失去了资金支持。劳瓦特和彼得六个月的“同居”实验终于结束,同时它也宣告实验室
即将倒闭。
没有了资金,海豚的命运也悬而未决。“我无法留下皮特,”劳瓦特不无失望地说,“如
果它是一只猫或者一条狗,或许还有可能。但是不可能留住海豚。”劳瓦特的新工作变成解散
实验室。她准备将海豚们运到利莱的另一
个实验室。那个实验室位于迈阿密一座废
弃的银行大楼。在那里,海豚们居住的地
方远没有海豚之家那么自由和舒适。
在迈阿密的实验室,彼得被关在阳光
稀薄甚至不见天日的小水池。它的身体状
况迅速恶化。几周后,劳瓦特收到噩耗。
“我接到约翰·利莱的电话,”她回忆,
“利莱亲自打电话告诉我,彼得自杀了。”
欧贝瑞对自杀这个词做了解释。“海豚的呼吸系统和人类不同,不能自动呼吸,”他说,
“每次呼吸都是一次有意识的行动。如果它们感到难以生存,就会深深吸上一口气,沉到水底,
从此不再呼吸。”安迪·威廉姆森将彼得的死归结为伤心欲绝,因为它无法理解为什么要与劳
瓦特分离。他说:“离开彼得后,劳瓦特会开导自己接受事实,但彼得也会开导自己吗?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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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是它生命中的挚爱。”
“我并没有很难过,”五十年后劳瓦特解释道,“比起它离世,让它置身于迈阿密的实验
室那个环境倒更让人伤心。没有人再去打扰它,它也不会再受到伤害,不会再难过,它只是离
开了。这就好。这种想法听起来很奇怪,但事实就是这样。”
接下来数十年里,利莱继续研究海豚与人类的沟通。他尝试了其他方式,试图和它们交谈。
-有些方法玄乎得很,比如心灵感应,有些则相对科学,例如运用音乐的音调。但再也没有人
试过教海豚说英语。
研究方向反而转移到更好地了解其他物种自身的语言上。弗兰克·德雷克创办了一家研究
所“搜索外星智慧生物”。在那里,他继续自己搜索外星人的研究。而他的同事劳伦斯·道尔
将研究转向衡量各种地球动物语言的复杂性。
“现在仍有偏见,认为人类语言比其他物种的语言高级,”道尔说,“但是,看看海豚相
互间所使用的信号有多复杂,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们沟通的智慧实际上很高。我想,利莱最了
不起的地方是,他发现海豚实际上有多么聪明。”
劳瓦特留在岛上,与过去给彼得实验拍照的摄影师结婚了。他们一同搬回海豚之家,最终
把那里变成他们自己的
家,在那儿养大了三个女
儿。“那是个好地方,”
她回忆道,“那座房子里
总是产生美好的感觉。”
后来那座房子倒塌,
变成一片废墟。但是,那
里诞生的壮志豪情仍然
留在人们心里。“多年以
来,我收到很多从事海豚
有关工作的人来信,”劳瓦特回想,“他们经常说类似的话:‘我七岁的时候读到你和一只海
豚共同生活的故事,它就是我事业的起源。’”
劳瓦特和彼得的实验就是他们的“凯利小姐”故事。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儿童图书上看到
过动物说话的故事,解释道:“‘凯利小姐’启发了我。我与海豚共同生活的故事又启发了别
人。这么有趣。我喜欢这样。”○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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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你看岁月的脸 时光如梭老之将至
当然了,从未真地相信它会发生。我指的是变老这件事。明知衰老正在降临,也从亲朋好
友身上看到证据,尽管如此,我还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在人们庆祝我 75岁大寿时感到
不自在。要么是他们,要么是我,肯定有谁在漫长岁月中算错了时间。接受现实当然好过自欺
欺人,但是,谁想每天清晨直面真相呢?这么多年来,我见过缠绵病榻奄奄一息的人,连他们
也不能完全相信死亡即将来到,而是怀着一线希望,希望自己成为特例。“你们会被逮住的,”
我记得幼年时曾对几个伙伴如是说,那时他们正计划夜里闯入附近的一间车库,偷些工具。他
们哈哈大笑!嘲笑我!很有把握地对我说,只有傻瓜才会被抓,他们那么聪明,肯定不会;但
是,第二天他们却发现自己进了监狱。
“等你长大就会明白的,”年幼时总有人这样告诉我们。在没有自动取款机的日子,每当
我们不得不向祖母讨点儿应急资金时,她们总是让我们先坐下,听一番教训。她们告诉我们世
风日下到何种程度,她们年轻时,男孩称呼父亲“先生”,找异性搭讪时,好人家出来的女孩
会羞怯脸红。我坐在椅子边儿上点头赞同,等着祖母打开钱包递给我钱。即便那时我也隐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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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数落小字辈是老人仅有的乐事之一。我不介意听到家里人“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故
事——而且,还会不厌其烦、照单全收,直到祖母开始叹气并告诉我说,等我到了她的年纪,
就会理解她所说的一切了。我迫不及待地想离开。可怜的祖母,她可真能絮叨,尽管现在我不
得不承认她是对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事物的看法的确不同以往了。
才认识到这一点时,我已近半百之年。五十岁生日的前几天,一早醒来,我突然意识到这
一次的生日意义重大。半个世纪可不是开玩笑。德国坦克轰隆隆开进巴黎时,我还是个在贝尔
格莱德拽着猫尾巴玩的少年。令人感伤的并非额上的白发,而是潮水般的回忆。记得 1945年
秋天,我坐在一年级教室里,眼睛凝视着黑板上面的马克思、斯大林和铁托元帅的画像。又忆
起遗忘良久的巴尔干牌香烟;战争岁月流行的俄国、法国和美国的歌曲,以及三十年代的电影,
这些在我孩提时代播放的影片,现在极少有人知道。众多回忆顷刻间如潮涌起;生活似乎猛然
间陌生无比。我花了数月才适应——如果说一个人可以习惯于知道自己所熟识的世界和人们已
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话。
在我父亲生
命中最后的几个
月,每次去探望
他,我们都谈论各
种书籍。他对小说
已然没了兴趣,但
仍着迷于历史和
某些哲学家。思想
家的作品越是悲
观,他越爱读,因
为印证了他一直
以来的猜疑:世界即将变成地狱!我们自然会为此争论。我不断提醒他,至少人们在地狱永远
不会感到无聊,只有在天堂才会。我就是你们所说的那种半悲观主义者。我能嗅到邪恶之气,
他也能,但我尽量快乐地活着。多数清晨,我满怀希望地苏醒。尽管如此我不否认,在这些谈
话过去三十年后,我变得越来越讨厌谈论我们人类,讨厌预测某一天,出于对精神健康的担心,
我不忍心再读报纸、看电视了。我已经开始约束自己,给汤姆·弗德里曼 60秒、乔治·威尔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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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或许有人能有更广泛的视角,认为我们的终结将与以往背道而驰?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人
年轻时是悲观主义者,到老年时却变为乐观主义者?除非他越活越傻!
在某些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一辆行驶了太多里程的汽车。发动机山响、散热器过热、油箱
漏油、车身锈迹斑斑,内饰又破又脏,一只雨刷无法正常运转,就连消音器上布满了破洞。“不
要担心,”医生对我说。尽管我有高血压和老年性糖尿病,两耳也越来越聋,医生却坚持说我
身体倍儿棒。对我来说,他听上去像个二手车推销员,试图要把一辆本该报废的车出手,但是
我仍旧欣然接受他的话,检查结束后扯着嗓子唱着歌,驾车而
去,排气筒飘出缕缕黑烟。
凌晨四点钟,在经过了一整夜的辗转反侧后,我不再那么趾高
气扬了。从浴室镜子里斜睨着自己的脸,无法喜欢眼前所见,
就连在 1931年一部德国电影中饰演杀童犯的彼得·洛看上去
也比我顺眼。
近来,一位评论家抱怨我的新诗集中关于死亡的内容太
多。他似乎是在建议我应该更乐观,在垂暮之年传播平和的智
慧,而不应该抓住每个时机提醒读者,他们终将死亡。我心里
想,等着瞧吧,你早晚会到我这把年纪,开始参加朋友的葬礼。
关于这一点,年轻时没人提醒,即便有人说过,我们也是左耳
朵进、右耳朵出。
事实真相是,其他人对某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感悟并不感兴趣。而且,谁能责怪他们
呢?即便对老年人来说,经历也不过是无眠之夜对大脑的摧残罢了。早早晚晚,每个人都会满
载记忆,站到自己的宗教法庭大法官面前。(顺便说一句,那人不一定非得穿黑袍、戴头巾。)
今晚,我的宗教法庭大法官戴着墨镜,一边染红指甲一边问我:
你曾说希特勒和斯大林是你的旅行代理人。这是不是说,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要归功于他
们?
就在今夜,对此我一直在绞尽脑汁,女士。
对神有什么看法?
感谢上帝,并没有神看到我们对世界所做的一切。
那魔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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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昨天在电视上看到它亲吻婴儿,笑得合不拢嘴。
你这样做毫无意义,先生。她对我说。怎么可以相信魔鬼而不是上帝,还时不时到处求上
帝保佑?
我同意,女士。我告诉她。划十字肯定是我继承的习惯,因为我的祖辈做过乡村牧师。
一旦她不再烦我,我便偷窥了一眼时钟,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说,过了六十岁之
后,时间就会走得更快。毫无疑问这是真的。年轻时那些冗长慵懒、闷闷不乐、无事可做的夏
天哪儿去了?我记得走到镜子面前,一遍又一遍、越来越强烈地感到“生活真无聊。”在这样
的日子里,老爷钟几乎纹丝不动,只是为了气我。今天我在想,你这个傻瓜,那才是纯粹的快
乐。幸福的奥秘就在你母亲从伍尔沃斯买的廉价时钟里。时间优雅地停了下来;来世开启了大
门,你在入口处犹豫,或者变得小心翼翼,然后,当大门在面前“嘭”地关上,你松了一口气,
时钟的指针还在继续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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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无心之失 孩子更在乎成就而非助人
新的一项研究表明,家长和老师传递给孩子的信息可能是错误的。
哈佛大学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家长本意传递给孩子同情的价值观的信息被实际传递的过程
中所扭曲:成就价值感和幸福价值感高于一切。
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进行了“关注大众项目”研究,就“成就、幸福、或关心他人”哪方面
最重要,对一万名初中生和高中生调查发现,近 80%的学生认为成就或幸福高于关爱他人。只
有 20%的学生认为关爱他人应放在首要。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打算培养孩子:成人对价值观传递的真实信息,” 一文的作者指
出“文字和现实的差距。”家长告诉孩子他们应该珍惜什么的信息和我们成年人通过行为传递
的信息之间的是不协调。我们口头上传递的品格教育和同情观的信息,和孩子听到的信息则是
完全变了样。
仅靠简单的口头传递同情信息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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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的家长认为他们想在道德问题、关怀儿童问题、道德品质的发展作为“非常重要的,
如果不是必需的,”等方面培养孩子。据接受调查的 80%年轻人说,“他们的家长更关心成就
或幸福而不是关爱他人。”这个调查的结果接近于老师教育学生成就高于关爱他人的结果。接
受调查的学生同意这个说法和不同意的 这个说法的都有三次机会 回答问题。“我的父母为我
取得好成绩自豪,不会因我关爱班级和学校的同学充满自豪感。”
理查德·韦斯伯德对结果很震惊。正如他写给我的电邮中的感慨:
我们尤其感到惊讶和不安:有多少青年人认为成就感高于关爱和公平,我们也惊讶的是家
长传递的优先次序和青年人天天接受的信息之间似乎存在明显的差距。我们必须努力关注就成
功对抗关注他人传递的信息,并好好想想我们怎样传递这些有差异的信息。
儿童心理学家和作家 米歇尔·博芭说该研究““非常重
要,”“唤醒了沉睡的家长,清楚的表明,我们尽快需要重
新安排我们的养育计划。科学揭示具有讽刺意味的现实:有
更多幸福感和成功感的孩子愿意关爱别人,他们能够 做到关
心他人、尊重差异。而同情心的缺乏会让孩子不能取得成功,
也会让孩子越来越不快乐。”她在邮件中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研究表明,孩子感受他人的能力影响自己的健康,财富
和真正的幸福,同样也影响他们的情绪,交际,认知发展和
学习成绩。道德激活良知和道德理性助于提升幸福感,遏止
欺凌和进犯,同时巩固善良和包容性,减少偏见和种族主义,
提倡英雄主义和道德勇气和促进关系满意度。同情感是弹性的关键因素、信任的基础、人类的
基准,和社会文明化的核心。
孩子不是唯一听到家长隐含信息的听众。 教育工作者,也明白父母对成就价值观和幸福
观高于同情观和关怀观的真正含义。当研究者也把教师作为他们研究的一部分时,这是他们所
发现的:
绝大多的数的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和学校的工作人员不认为家长在抚养孩子过程中关爱第
一。大约 80%的学校成年人认为家长对孩子的成绩高于关爱,类似于父母为优先认为幸福高于
关爱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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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报告中有好消息出现,就是我们珍惜的东西高于同情,我们仍然关注同情,并希望我
们的孩子能珍惜。只有 22%的受访学生把关爱排在优先考虑的范围内,其中几乎一半学生认为
关爱次之,45%的学生认为他们的家长也会把关爱居于第二。
作者向家长和老师提出了一些指导方针。首先,他们建议家长为孩子创造实践成为“好人”
和善解人意的机会。“每天无论重复帮助朋友做作业的任务,或在家里玩投球游戏,或打扫教
室的卫生,或为“帮助无家可归者的项目”服务”可以让孩子们习得他们需要关心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的技能。该研究还建议父母教会他们的孩子从多角度看世界,帮助孩子找到积极摆脱消
极情感(如嫉妒,羞耻和愤怒)的方法。
据报道,只是口头谈论同情是不够的。孩子是感性的动物,完全有能力识别空白之间的善
意的话语的真实意义。如果家长想让孩子们知道他们的关爱价值观和同情观。作者建议,家长
必须帮助孩子真正的努力学会关爱其他人,即使这一过程困难重重, 甚至孩子很不开心,甚
至与成功观有分歧,也要在所不惜。○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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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不让须眉 凯歌香槟夫人的谋略
凯歌香槟的金黄色标签特色鲜明,格外引人注目。2012年,它是全球销量第二高的香槟
品牌,一年内共售出 147.4万箱,每箱 9升装。但凯歌香槟并非一直这么高奏凯歌:若非 19
世纪的一位精明商人,这个香槟品牌或许永远不可能存在。那个商业头脑出众的人是与凯歌香
槟同名的遗孀凯歌夫人,她是世界上第一位走向世界的女商人,她挽回了濒临毁灭的葡萄酒企
业,在拯救自己企业的同时开创了现代香槟市场。
凯歌夫人是法国兰斯一位富有的纺织工业家的女儿,闺名芭尔贝-妮可·彭萨丁。她出生在
酝酿法国大革命的年代,童年时期颇受父亲庞塞·让·尼古拉斯·菲力浦·彭萨丁的政治觉悟影响。
当君主制与革命大潮对立时,老彭萨丁就从保皇派变成了倾向革命的雅各宾派。凭借父亲精明
的政治手腕,一家人得以基本毫发无伤地逃过大革命的洗劫。这对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实
属难得。
芭尔贝·妮可在家里一处大庄园彭萨丁府邸长大,隔壁住着凯歌家族,他们的族长是菲利
普。菲利普·凯歌的纺织品生意也很成功,使得他成为芭尔贝·妮可父亲的主要竞争对手。为了
让两个家族企业强强联合,彭萨丁和菲利普做了 18世纪任何一位精明商人都会做的选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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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联姻。1798年,21岁的芭尔贝·妮可嫁给了菲利普的独生子弗朗索瓦·凯歌,这桩婚姻类似
于包办婚姻,是兰斯小镇上两位商界领袖策划的一笔企业交易。
然而,在共同生活以后,小两口之间渐渐形成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弗朗索瓦是一个思想
活跃的年轻人。他志向远大,并不愿像父亲希望的那样接手纺织生意,而是想把家中的小酒坊
生意发扬光大。彼时,经营酒只是凯歌家族很小的生意。对菲利普来说,卖酒通常只是为纺织
生意锦上添花。在下订单的时候,他之所以捎带一些瓶装无气或发泡白葡萄酒只因为想物尽其
用(付过货船的托运费以后,菲利普希望最大限度地利用船的运载空间,绝对要物有所值)。
尽管发泡白葡萄酒早已问世,香槟产区还是以出产无气白葡萄酒更负盛名。菲利普从酿酒商那
里购买无气白葡萄酒,再根据市场需求出口这些酒,根本没打算扩大葡萄酒生意,实现自产自
销。儿子弗朗索瓦却打着别的算盘。
弗朗索瓦向父亲宣布要扩大家族的葡萄酒生意,却被迎头泼了冷水。菲利普认为,产销酒
不算有利可图的行业,因为当时法国正饱受拿破仑战争之苦。但弗朗索瓦并没有理会父亲的担
忧,而是与年轻的妻子一起着手学习酒业经营。弗朗索瓦对酿酒知之甚少,不过妮可的家族还
了解其中门道:在妮可的家族,上几代人里有位祖母曾参与酿酒的营生。尽管如此,夫妇二人
还是一起从头学起。
小夫妻俩热情高涨,可菲利普对这一行的判断似乎没错:弗
朗索瓦夫妇的香槟生意不见起色,看来即将倒闭。1850年,在婚
后第 7年,弗朗索瓦突发高烧一病不起,12天后,不幸离世。一
时间镇上谣言四起,有人认为他的死因是像伤寒一样传染性的发
烧,但还有人说他是因为生意失败,绝望自杀。弗朗索瓦过世对
他的妻子和父亲都是沉重的打击。菲利普宣布,到那年年末结束
葡萄酒生意。
妮可却另有打算。她去找公公,提出一个大胆的计划。
据《遗孀凯歌》的作者蒂拉尔·马治奥解释说:“妮可那时向公公请求:‘我想把自己的
遗产押给您,希望您给我们的葡萄酒公司追加和那份遗产等值的 100万元投资,把这门生意
做下去。’菲利普答应了她。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会让一个从未受过相关商业培训的女子掌
管酒业公司,这同时表明,菲利普绝非昏庸之辈。他知道儿媳思维敏锐,头脑出众。”
妮可也许确实聪慧过人,可那时她销售香槟还一败涂地。所以,菲利普虽然同意了她的提
议,但也有附加条件:妮可要先从学徒做起,如果能证明自己具备独当一面的实力,学徒期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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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后便可以亲自执掌公司。就这样,她拜在名酿酒师亚历山大·富尔诺门下,又花了四年时间
设法挽救濒临倒闭的葡萄酒公司。然而,这些努力没能奏效。到了妮可学徒期的尾声,公司仍
旧毫无起色,跟四年前一样奄奄一息。因此,妮可第二次请她公公出资相助,菲利普也再次同
意投资儿媳的生意。
“拿破仑战争末期,她地窖里的酒即将成为传奇的 1811年香槟,恰恰在这时,她已经做
好了破产的准备。”马治奥解释道。面对破产,妮可在商场上狠狠地赌了一把:她意识到,一
旦拿破仑战争结束,她所酿造的酒会在俄罗斯市场出现极大需求,那是一种极甜的香槟,含糖
量接近 300克,比现在市面的甜葡萄酒要甜大约一倍,类似白葡萄酒。那是香槟历史上市场
很小的时期,但俄罗斯人是早期就热衷香槟的消费者。如果能迎合俄罗斯市场迅速增长的香槟
需求,垄断这一市场,妮可相信成功就会属于自己。
可唯一的问题在于:战时的海路封锁使得商业船运几近瘫痪。妮可将自己绝大多数上等葡
萄酒走私运出法国,直送到正等待和平到来的阿姆斯特丹。那座城市一宣布停战,妮可的葡萄
酒便即刻运往俄国,比竞争对手提前几周抵达。她的香槟初
次亮相俄国不久,亚历山大一世就宣称非此酒不饮。沙皇的
偏爱表白传遍了俄国朝野,实质上,它也打响了凯歌香槟全
球营销的发令枪。
“她从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变为众所周知的大牌,每个人
都想尝尝她的香槟。”马治奥说。一时间,妮可的香槟需求
量激增,甚至让她担心会无法满足所有的订单。那时酿造香
槟是相当耗时费力的生意。因此,妮可意识到,要想配合香
槟新增的需求,就得改良工艺。
酿造香槟要向白葡萄酒中添加糖和活酵母,进行所谓“二
次发酵”。在酵母吸收糖分的过程中会产生副产品——酒精
和二氧化碳,使葡萄酒里产生气泡。对酿酒人来说,只有一
个问题:酵母耗尽所有糖分之后就会死去,剩下一瓶冒着气
泡的酒,还有留在瓶底的酵母尸体。混杂死酵母的酒看上去
浑浊不堪,实在让人胃口全无。为了去除死酵母,酿造商最
初的方法是将成品香槟倒进另一个瓶子。去除的过程既耗时
又浪费,不仅如此,还不断激起泡沫产生,毁了整瓶香槟。
![Page 22: 《译嘉月刊》7月下 总第12期](https://reader034.vdocuments.site/reader034/viewer/2022052209/568c54e01a28ab4916c08826/html5/thumbnails/22.jpg)
妮可认定,必须想出更好的办法。她设计了一种消除死酵母的方法,不用将葡萄酒从一个
瓶子挪到另一个里,让酒留在同一个瓶里,轻轻搅动酒,使酵母凝固。然后把瓶子上下倒转过
来,酵母便会聚在瓶颈处。这种方法人称“转瓶”,现代香槟制造商沿用至今。
妮可的创新掀起了一场革命:她不仅能提高香槟的品质,还能加快酿制的速度。她的新技
术令竞争对手很是头痛,因为这种方法无法复制,劲敌酩悦香槟的掌门人让·雷米·酩悦更是苦
恼至极。要保守除掉酵母的秘密谈何容易,据马治奥解释,妮可雇用了大量工人在酒窖工作,
却没人出卖妮可的秘
密,这也证明她的员工
多么忠诚。无论是谁,
想精通这种转瓶法都要
花几十年工夫。妮可因
此在香槟市场拥有了另
一个优势。
随着香槟产量不断
增加,妮可逐步着眼于建立一个全球帝国。1866年她去世时,凯歌香槟已远销从北欧的拉普
兰到美国等多个海外地区。凯歌香槟促使香槟变身为几乎整个中上流社会都能享用的美酒,不
再是仅限上流社会品尝的奢侈饮品。这种看似甚微的区别却大大增加了妮可的市场份额。
“转瓶法的发明使一款手工制造的奢侈品得以大规模生产,香槟买卖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只
有零星交易量,”马治奥解释说,“妮可开始向世界各地大量出口葡萄酒,而她是人们熟知的
那个时代女性商界伟人之一。”
妮可拥有庞大的香槟帝国,但她一生都未离开法国,因为在那个年代,女士并不适合独自
旅行。她也一直没有再婚。不过,有迹象表明,她和一些商业伙伴有过一些无伤大雅的风流韵
事(马兹奥解释:“据传言,她喜欢安排年轻的帅小伙到自己公司工作。”)。一旦妮可再婚,
几乎可以肯定,她将不得不放弃香槟生意的控制权。这对第一位现代商界女强人来说是不可思
议的行为。
从冒险用遗产押注经营失利的生意,到面对海路封锁时,铤而走险运送香槟,妮可的果敢
决断成就了自己的香槟帝国,这是她不曾为之后悔的商业模式。在妮可晚年写给孙子的一封信
中有这样一番话:“世界运行不止,我们必须为明天发明创造,必须争为人先,行事坚定,一
丝不苟,以个人才智书写自己的人生,勇往直前。”○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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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7 月下旬发行 总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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